雅斯米纳·卡黛哈本名为穆罕默德·莫莱赛奥，重要著作有当代东方三部曲：《喀布尔之燕》、《哀伤的墙》、《巴格达之歌》。
    
    《哀伤的墙》
    “向着光明走去的人永远不会孤单。”这是雅斯米纳·卡黛哈官网首页滚动的一句话。被誉为“继加缪之后，阿尔及利亚当代最重要的作家”，雅斯米纳·卡黛哈的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加缪，不管是读他的书还是听他的电视访谈。这位出生在离当年小王子降临地球处不远的撒哈拉村庄的“贝都因人”，也是一位在阳光和苦难下长大的孩子。
    军人还是诗人
    写作拯救人生
    雅斯米纳·卡黛哈本名穆罕默德·莫莱塞奥，1955年1月10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境内撒哈拉沙漠的小村落。父亲曾是民族解放阵线（FLN）的军官，穆罕默德九岁时父亲送他去军校，他在那里完成学业，成了一名军官，在部队服役二十五年，直到2000年退伍。
    上世纪九十年代阿尔及利亚内战时期，穆罕默德曾是打击伊斯兰救世军（AIS）和之后伊斯兰武装组织（GIA）的主要负责人，尤其在奥拉尼地区。“很小的时候，我的世界就被没收了。是电影和文学把这个世界还给了我。”军队纪律森严、等级分明，只有想象是自由的，写作成了他的乌托邦，再造那个被剥夺、被屏蔽的世界。小穆罕默德11岁开始写作，第一部作品是一篇仿作，“抄袭”了经典童话小拇指的故事：小穆罕默德帮助哥哥们走出了森林，但他最后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而是决定留在森林里生活。小穆罕默德已经在日后要走的路上撒下了白色的小石子，那就是孤独的写作。
    退伍后卡黛哈成了全职作家，2001年自传体小说《作家》发表，他在《世界报》等媒体上表明自己的男性身份，并在2002的《骗局》中全盘托出了身世。2013年1月26日，卡黛哈在一次电视访谈上说：“在部队我被当成怪物，因为我是个诗人；而如今文学圈的人也把我当成怪物，因为我曾经是个军人。”
    当秘密被公开，不少人揪着他“前军人”的身份和曾经参与的军事行动大做文章——“雅斯米纳·卡黛哈，前军人”。很多人无法原谅他曾经属于那个野蛮的国家机器，抨击他手上也沾过大屠杀的鲜血。雅斯米纳·卡黛哈不得不以穆莱塞奥少校的身份对事件做出解释。他从不回避和否认他的过去，创作是复杂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个人生活纠缠在一起，幽暗又显而易见的命运。如果读者只是被“前军人”这一叶遮住了眼睛，看不到卡黛哈把现代社会最禁忌的事件和话题作为创作素材——最极端的种族隔离、阶级差异和文明的冲突，那么这场“东西方聋子间（甚至还是瞎子间）的对话”如何继续？
    为何会有恐怖分子
    探寻当代伊斯兰
    穆罕默德的写作很快招来了阿尔及利亚军方的注意，1988年成立了特别针对他的文字检查委员会。为躲避审查，他转为地下写作，用过几个笔名，最终他成了雅斯米纳·卡黛哈——妻子的名字，那是1990年。自以为是的出版商在合同上看到Yamina的名字时，想当然以为是作家妻子少写了一个s，于是Yamina（阿拉伯语“甘霖”的意思）变成了Yasmina（茉莉）。“我妻子支持我，她的支持让我经受了人生的种种考验。我用她的名字当笔名就像是戴上了桂冠，这也是我感谢她的一种方式。要是没有她，我就放弃了。是她给我勇气去打破禁忌。当我跟她说起军方审查时，她主动替我签了出版社的合约，并对我说了一句近乎神圣的话：‘这辈子，你把你的姓给了我，而我会把我的名给你流传后世。’”
    从1973年至今，卡黛哈出版了三十多部作品，被译介到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戏剧、木偶剧、连环画或舞剧。如果说《天主的羔羊》、《狼群在梦想什么》、《谍舰》、《K表妹》、《黑夜孕育白天》说的是阿尔及利亚故事：独立战争、腐败和伊斯兰教圣战对社会的荼毒，当然还有他自身充满回忆和自传色彩的故事；他的东方三部曲《喀布尔之燕》、《哀伤的墙》（也译作《攻击》）、《巴格达警报》敲响的就是后9·11时代的警钟，让我们正视暴力的发生和可能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暴力，为什么普通人会沦为恐怖分子甘愿当人肉炸弹。“这个世界怎么了？我们该往何处去？这些野蛮残忍的行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卡黛哈试图回答这些疑惑，“透过这些小说，读者得以获得一些概念，他们从而握有通往当代伊斯兰现象与文化之钥，透过我所提供的真相片段，读者可以自行拼凑，还原部分图像。”2006年卡黛哈在接受一家德国电台访问时说得更加直白：“西方国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诠释这个世界，同时还发展出一套能够配合自己世界观的理论，但那些理论无法完全反映现实。身为一个回教徒，我建议西方世界要用新的视点去看待阿富汗人、宗教狂热主义以及宗教苦难。西方的读者往往只碰触到问题的表面，而我的小说……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去了解问题的核心。”
    谁在无端死去
    阴霾世界中可有亮光
    《哀伤的墙》讲述了一桩恐怖袭击事件：阿敏和丝涵是一对入了以色列国籍的阿拉伯夫妇。阿敏是外科医生，和妻子住在特拉维夫高级住宅区的一栋房子里，日子过得舒适恬静。但有一天，医院附近一家快餐店发生了自杀式炸弹袭击，丝涵罹难，更为惊人的是，调查显示丝涵就是那位原教旨主义派自杀式袭击者。
    为什么多年来和他一起同甘共苦的妻子，会抛下他走上绝路？在痛苦、愤怒和不解的错杂情绪驱使下，阿敏决心找出究竟是谁将他的妻子变成一个他所不认识的人。恐怖袭击发生后，阿敏的世界倾覆了，他在回家路上受到重重盘查和搜身，警察对他进行了车轮战式的审讯，三天后他被释放，回到家发现门口被贴了报纸，他遭到愤怒人群的谩骂和殴打，“臭恐怖分子！浑球！没良心的阿拉伯人！”在医院他也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一些人写了请愿书反对他回医院，甚至建议政府撤销他的以色列公民身份。他花了那么多年克服血缘出身加之于他的沉重偏见的努力化为乌有，他去伯利恒、去杰宁寻找妻子的真相，或者还有他一直回避的自身的真相，到墙的另一边去，去看看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哭，无端地哭、无端地死去。
    有形的、无形的墙，横亘在街区、城市、国家之间，种族、宗教、人心之间，拿什么去拯救被扭曲的灵魂，用什么去消除野蛮、恐怖、仇恨和隔离，或许还有愚蠢、盲目、软弱和顽固？在末日般灰黑色的故事最后，卡黛哈给了我们一个虚幻、光明的尾巴，一个“跑得比苦难还快，比命运还快，比时间还快”的孩子，父亲的声音带他飞翔：“他们可以拿走你的一切；你的财产，你最美好的时光，你所有的欢乐，还有你所有的荣耀，乃至你的最后一件衬衫。但你的梦想会永远留在你身边，重新创造这个你被没收了的世界。”
    我想起2009年第20届阿拉伯电影节上放映的一部伊拉克女导演哈娜·马卡尔巴夫的短片《本子》，卡黛哈是电影节的主席。片头字幕：“在有些国家，去上学……是一个梦想。”随后镜头里小女孩问小男孩：“阿巴，你可以带我去上学吗？”小男孩回答：“你没有本子和笔。”小姑娘说我可以从家里拿点东西去集市换钱。“谁要买我的鸡蛋？”小女孩手里捧着四颗很大的鸡蛋。市场上行人匆匆，有人撞到她，一个鸡蛋掉在地上。“你打碎了我的鸡蛋……我想上学，我要买一本本子。”镜头切换，小女孩站在一家小店门口，把一张纸币递过去，“我要一本本子。回家路上，小姑娘被一个男孩拦住，“你不准过去，你是不洁的。”几个小孩围过来，拿着木棍指着她：“你是不洁的，我们不让你过去。我们是塔利班，举起手来。把本子给我。”无辜的小女孩举起手，本子被夺走，撕烂了。小女孩怯怯地说：“我不想玩这个游戏。”大男孩说：“这不是游戏，他们在挖你的坟墓。”
    这部短片和卡黛哈的创作属于同一序列，把残酷的真实猝不及防地推到读者面前，就像打开魔盒的潘多拉在慌乱中关上了盒子，错已铸成，但我们还有希望。加缪说，“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卡黛哈身上也有一个阿尔及利亚的夏天，阳光会穿透阴霾，重新照亮那个被没收了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