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
    王甜
    WANGTIAN
    王甜，四川渠县人，一九九八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同年入伍，在某特种大队任政治处干事，二〇〇六年调任成都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兼《西南军事文学》杂志社编辑，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评论及报告文学逾百万字，其中部分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读者》《青年文摘》《作家文摘》等刊物转载，出版长篇小说《同袍》、中短篇小说集《火车开过冬季》《毕业式》和纪实散文集《被一粒硝烟洞穿》。二〇〇六年和二〇一二年分获第五届、第七届四川省文学奖，二〇〇九年获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评奖中篇组、短篇组一等奖，二〇〇九年获全军抗震救灾优秀作品奖，二〇一三年获第十二届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文学类二等奖，二〇一六年获第四届人民文学新人奖中篇小说奖。
    主要作品
    《罗北与姜滕》·中篇·上海文学·2001.4
    《传呼》·中篇·西南军事文学·2001.5
    《水英相亲》·中篇·四川文学·2007.1
    《霍乱人事》·中篇·星火·2007.2
    《火车开过冬季》·中篇·红岩·2008.2
    《尖屋顶》·短篇·四川文学·2003.3
    《十一岁的电影院》·短篇·四川文学·2004.3
    《背影》·短篇·芳草·2004.3
    《不要相信你的耳朵》·短篇·星火·2006.12
    《陈大贵出走》·短篇·长江文艺·2007.7
    《芬芳如水》·短篇·长江文艺·2008.3
    《集训》·中篇·人民文学·2009.8
    《昔我往矣》·短篇·文学界·2009·8
    《代代相传》·短篇·山花·2011.2
    《通道》·短篇·西部·2012.9
    《此去遥远》·中篇·神剑·2012.5
    《下连》·中篇·橄榄绿·2013.2
    《杀死吴一林》·短篇·解放军文艺·2013.11
    《芹的河岸》·中篇·长江文艺·2014.5
    《毕业式》·中篇·人民文学·2014.8
    《二声部》·中篇·长江文艺·2015.4
    《罗曼史》·短篇·解放军文艺·2016.3
    《雾天的行军》·短篇·上海文学·2016.4
    《一树荒原》·中篇·十月·2016.6
    
    贺绍俊：王甜在小说中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重新对生活加以想象，因而能够走出当下和自我，向历史与他者致敬。她从历史中看到了一种大爱，其诗意化叙述透出淡淡的甜，与郁达夫的风格无意中偶合。
    
    梁鸿鹰：用长篇表现短时间、相对封闭的环境内的生活，考验确实很大。王甜做了很大的努力，从不同角度探索这种写法，很有启示意义。她的作品能够让人看到部队文学生机勃勃的创作态势。
    
    汪守德：王甜的作品表现出一种聪慧、幽默、灵动的笔锋，同时又蕴藉典雅的气质。这应该成为王甜自觉的创作风格，无论将来写多少部作品，她都应该追求这样一种大气的风格。
    
    叶 梅：王甜富有某种对生活、对理想信念执着的单纯，或者说单纯的执着，但是单纯而不单薄，认真而不刻板。她的文字很幽默，但不油滑；她有很多情绪，但不是调侃。这是真正的慧心。
    
    李东华：王甜擅长改变物理时间节奏，把日常的生活节奏变成了一种文学的时间、文学的节奏。她让生活变慢，然后在这种慢节奏中寻找非常新鲜的发现，所以她能够在那么平静、单调的生活中发现其下的种种波澜，这使得她的小说非常好看。
    
    刘 火：王甜的短篇《通道》，在一个司空见惯的情感题材上，以超现实主义的结构，反复叙述主人公对自己脚印的万能感知，并且透过亡灵的视角，让小说变得气象万千，直逼心灵。小说结尾处灵车回头的情节，又有自我救赎的意味。王甜的处女作《罗北与姜藤》，就已经显示出作家对熟悉题材另类解读与书写的能力。
    
    段崇轩：军旅作家王甜的《昔我往矣》，把笔墨深入到解放战争时期，通过一个曲折、漫长的爱情与婚姻故事，发掘了革命战士纯真、高洁、仁厚的情感和精神世界。“无情未必真豪杰”，越是英雄往往越具有丰富炽热的内在感情。王甜以她细腻、温婉的笔触，揭开了革命战士瑰丽多姿的感情世界。
    
    傅逸尘：王甜小说给我的总体印象是一种青春的气息充盈在英雄主义精神叙事中，情节的结构与人物塑造很有冲击力，女性作家常有的温婉与细腻似乎不甚明了。她长篇小说《同袍》以及中短篇小说的光芒，主要还是在语言、细节描写、人物心理刻画等层面上；但短篇小说《雾天的行军》却通过对小说情节的精心结构，充分表达了她对历史与现实的龃龉，甚至吊诡的极富哲学意味的思索。历史与现实终于在虚无中和解——王甜在这个短篇中创造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小说意象。
    
    
    对话
    柔软与坚硬——女性视角下的军旅小说写作
    徐艺嘉 王 甜
    徐艺嘉：女作家在军旅作家的队伍中是耀眼而独特的。作为“新生代”军旅作家中少有的女性，你的小说也给人以特殊的细腻与敏感。在你看来，女作家的特点是什么，又是怎样反映到写作中的？
    王 甜：女性写作确实更容易带上性别特征。相比之下，男作家的作品风格更多样化，有的豪放不羁，有的奇崛吊诡，有的温婉阴柔，就像女人既可以穿裙子又可以穿男式牛仔裤一样，是跨性别的书写。但女性很难做到。二〇一一年我赴鲁迅文学院进修，在一次学员作品研讨会上，一名同学说，王甜的《昔我往矣》一看就是女作家写的，因为我没见过哪个男作家会打那么多省略号。而在这之前，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军旅文学而言，人们总感觉那是男人纵横驰骋的天地，血性、崇高、牺牲都贴着阳刚的标签，“战争让女人走开”，军旅文学也想让女人走开，唯恐女性写作的细腻、敏感（这时候仿佛不再是优势，而是某种束缚）弱化了军人固有的铁血精神。其实，军旅文学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比任何文学都更加强化生命意识、重视死亡哲学，而这终极体验的完成并非只有一种单属于雄性的视角。女人孕育生命，她们站在生命的起点一端，与关注终点的男人遥遥相望，谁也不能说哪一种思考与体验是胜人一筹的。男人彰显悲壮，女人陷入悲悯。我倒觉得，因了女性的参与，军旅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拥有了更多的柔韧与宽厚。
    另一方面，女性作家自己也需要随时警惕，眼界与思想不能囿于狭小的空间，如果不在作品内涵上着力挖掘，一不小心就会流于肤浅的庸常叙事，很矫情地在字面上“做”女人而已。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是有益的，至少现在我写东西就不会打那么多省略号了。
    徐艺嘉：在“新生代”作家中，触及和及时追踪当下军营变革的作品并不多，你的长篇小说《同袍》却以清新和时尚的面貌，反映了变革中“大学生入伍”这一重要一环，选取了集训这样一段饶有趣味又充满了成长印记的生活加以描摹。写这部小说的最初构想是怎样的？
    王 甜：创作《同袍》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给过去的自己一个交代。我大学毕业刚入伍时参加了为期半年的集训，这半年就是把从前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完全打碎进行重新铸造的阶段，对于已经具备强烈个人意识的地方大学生来说，接受过程相当复杂，每当挣扎得厉害时我就不断对自己说：要写出来啊，一定要写出来！好像唯有这样才能抚慰精神上的痛苦。所以，写的原动力，仅仅就是兑现承诺。我很早就根据亲身经历写了篇中篇小说，非常不理想，就放下了，一放就放了接近十年，但它从来没有从我脑海里消散，那些素材渐渐脱离了原来的框架，不再单纯是个人经历的影子，人物也都基因重组了。这样就不再是还愿了，而是一个挑战。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把它写出来。一直到二〇〇六年我进入了专业创作室，才真正开始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徐艺嘉：书中的几个主角，王远、肖遥、路漫漫等新一代年轻军人，由于集训经历了充满欢乐、挣扎与苦痛的蜕变，根据你的个人体验，他们的存在带给部队的意义是什么呢？
    王 甜：小说中以王远、肖遥和路漫漫为代表的地方大学生所遇到的挣扎与蜕变，是他们在人生之路上必须经历的，不管是谁，不管在哪里，人的身体与精神都会通过某种较量（与自我的、与环境的）走向成熟，只不过部队这个严酷的环境强化了较量的艰苦，使冲突、挣扎更明显，也使他们的思考与选择更有意义。
    地方大学生的存在，对部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正如评论家贺绍俊老师说的那样：“知识一定能融入军队之中，知识也必须融入军队之中，新的军队必然是由知识装配起来的。”“现在‘三高’兵逐渐要取代农家子弟了。《同袍》写的是这一过渡时期的故事，因为过渡，所以故事就更有意思。‘三高’兵的知识特征，势必会带来军人素质、军人品格、军人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的改变。”（《从农家军歌到知识交响——读王甜的长篇小说<同袍>》）他们是部队的新的血液，是先锋，在要求他们接受挑战的同时，部队也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
    徐艺嘉：那么对于当下的军队变革，还有挖掘其他题材创作的打算吗？
    王 甜：把握现实军事题材的难度众所周知，但军旅作家都不会因此而放弃探索。我写过一篇短篇小说《代代相传》，围绕一起装备事故写了一群被捆绑在一起的人们，他们的命运路数是如此相似，像进入一个坚实的轨道，难以挣脱。这算是我的一种思考吧。部队这个特殊的群体拥有一套固化的逻辑，当它面临变革时，会发生许多观念上、行动上的连锁反应——但会是什么样的呢？我比较关注这个。
    徐艺嘉：我阅读您的两部小说作品集《火车开过冬季》和《毕业式》，留给我印象极深的是一组关于女性命运的小说，《水英相亲》《芬芳如水》《声声慢》三篇小说分别构造了水英、水芬、水芹三个性格迥异的亲姐妹，细致地刻画了她们各自的性格特点和三人之间的爱恨纠葛，对女性心理的探析那么精微和精到，和毕飞宇的小说《玉米》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三个小说和你个人的生命体验有何关联呢？能否简单谈谈这几个小说的创作感受。
    王 甜：我自己也很喜欢这组写三姐妹命运的小说。说来很奇怪，我是没有农村生活体验的，但对那种体验特别好奇。父母当过多年知青，我就生在他们下乡的地方，但在我记事以前他们就回城了，农村那段岁月完全是一片记忆空白。中学时，有一次我和父母到县城近郊散步，路过一个农家小院，里面有几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坐在长凳上，一边嬉笑着说着悄悄话，一边手里也没闲着，纳鞋垫、挽毛线、打毛衣。爸爸笑着对我说：“如果我们当年不回城，你今天就坐在她们中间了。”这话给我很大震撼，我一直怔怔地盯着那个小院里的农村姑娘，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另一种人生。
    上大学后，我们宿舍有个委培班的女生，年纪比我们大好几岁，因为考了三年，一次比一次分数低，最后家里咬牙送她上了委培。她是农村来的，年纪大，上大学又花了不少钱，家里就想通过婚姻这条路来改变她（甚至一家人）的命运。她请宿舍里另一个女孩陪她回去相亲，相亲的过程都是陪同者后来讲给我听的，当中包括阴沉的火葬场、不平等的婚姻条约、百般挑剔的目光，也包括她贫寒的家境、三岁的弟弟、被拐卖的二妹、不听话的小妹……以我当时的阅历，这样鲜活的悲剧足以对我构成严重的刺激了。你说这与我有关联吗？表面上没有，但骨子里却感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想到了爸爸说的那个“如果”，如果我就是她呢？我能有更好的选择吗？
    多年以后我终于把她的故事写出来，就像写自己的另一种人生。因为不熟悉农村生活，除了基本故事框架，细节上多半依靠想象力。初稿字数太多，拿到《四川文学》去，编辑老师说发不了那么长，建议我把主人公两个妹妹的支线故事去掉，只保留主线。这就是《水英相亲》。正好那时看到毕飞宇的《玉米》系列（真高兴你提到它），我喜欢得一塌糊涂，于是想起《水英相亲》被砍下来的两个妹妹的故事，不也正好可以像这样各写一篇吗？就有了后来的《芬芳如水》和《声声慢》。
    对笔下这三个女孩，我实在是感情复杂。以水英为例，我曾在一篇创作谈里说：“水英站在我面前，很奇怪地具有两种性格：一方面柔弱、顺从，倍受风吹雨打又死心塌地；另一方面，她出人意料地坚强，目标明确，敢于孤注一掷，一往无前。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东西却水乳交融，成全了她，造就了她。她的背后有很多不言不语的面孔，水芬、水芹、妈妈，一个个旷世的女子。她们形成一个强大的‘场’，拖着，拽着，水英脱身不得。畸形的命运。”她们都各自拥有似乎可以安身立命的东西（水英的文凭、水芬的勤劳、水芹的漂亮），但在现实的土壤里，这一点点东西难以生长出理想的未来，于是她们固执一念地寻找出路、寻找爱情与亲情，而无一例外地头破血流。我没有替她们叫屈喊冤的意思，因为这里面并不只有社会环境的问题，自身的思维局限对女性而言是更大的突围障碍。
    徐艺嘉：“新生代”作家善于表现小人物，从庸常生活中挖掘文学的意义，你的《通道》和《传呼》正是这一主题的佐证。前者运用了类似魔幻寓言的手法，后者则以时间段为分割点，表现了现代社会中人被局限在逼仄的空间内不得解脱的苦闷。对你个人的创作而言，当代人的情感困境是你创作的重要资源吗？
    王 甜：《传呼》写得比较早，从标题就可看出那还是使用呼机的年代。朋友开玩笑说，后来的电影《手机》算是我那个小说的升级版。其实从写《传呼》起我就隐隐感觉到“异化”的问题，只是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一个机关小干部，每天被一部呼机主宰着，那个机器可以命令你做这做那、牵引着你的情感走向、决定着你未来的发展。怎么听都像是科幻，然而这是生活中最最平常的情景，每天都在发生，每张办公桌前都有一个傀儡。
    到了《通道》，我已经无法再用纯粹的写实手法来表现这种“被制定”的生活，既然是变形的，就让它公然地变形吧！于是男主人公可以看到自己走过的足迹，看到自己生活的空间只是一段一段透明管道，人像下水道的老鼠困在其中，无知觉地活着。这篇小说并不成熟，有表达过于直白的嫌疑，但这是一种有价值的探索，我会坚持下去。
    关于当代人的情感困境、精神异化，西方的作家、诗人早早地走在了我们前面。记得大三时听了一门课，整个学期只分析了一首诗——艾略特的《荒原》。那位教授讲得非常精彩，让我第一次真正领略到了现代主义的深刻性，以致后来每当陷入某种痛苦时，我脑子里总会迸出《荒原》里的诗句。这也影响到我的小说观，虽然我没有刻意把庸常生活、小人物、情感困境作为选材的关键词，但我是一介凡人，也围困在琐碎生活中，会因鸡毛蒜皮牵动喜怒哀乐，一些打着“小”字号的素材随时出现，于是我提醒自己，小人物、小事情不是不可以写，只是要力争将笔触延伸到琐碎的表层之下。
    徐艺嘉：《昔我往矣》是一个历史战争题材的写作，故事的构建特色在于“以情写史”，南雁、永明、永亮三人的爱情构建起一段个人化的、充满了跌宕起伏的历史，渺小的个体命运由于战争的到来变得错位，且不可逆转。小说运用了双重叙事，在时间和空间的位移中讲述一段爱情。在您看来，用情感驾驭历史战争题材的妙处在什么地方？再尝试历史战争题材的话，还会选择其他叙事方式吗？
    王 甜：事实上我不擅长写历史战争题材，《昔我往矣》是到目前为止我写的唯一一篇这类题材的作品。这与我的喜好、性格甚至性别都有关。或许因为我爸爸就是研究历史的学者，他经常接触的繁体字竖排版的线装书、散发着古墓气息的各种文物掩盖了历史有趣的那一面，我从小就觉得浩如烟海的历史是拿来“研究”而不是让人喜欢的。
    写这篇小说的起因很偶然。在基层部队时，有一次在小卖部遇到一名熟识的战士，我冲他笑了笑，可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木着脸走了。老公在旁边对我说：“他不理你是正常的，这是哥哥。”原来是一对同来当兵的双胞胎兄弟，我认识的是弟弟。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有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我和那个战士天天碰面，相当熟悉了，可我仍然会错把那哥哥当成他。后来我跟他开玩笑说：“你们两兄弟可别娶到同一个媳妇了！”笑过之后想，如果是战争年代，恋人们聚少离多，有纪律约束，谈恋爱又羞涩，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事儿！这样，一个错位的爱情故事在脑子里生了根。可以看出我想写的只是个爱情故事，关注的是与爱相关的几个人的命运，而历史战争只是一个背景，负责提供造各种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不是“用情感驾驭历史战争题材”，而是利用历史背景为情感服务。
    如果以后再选择历史战争题材，我仍然不会正面书写宏大历史，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也不是我的强项，但我会根据题材探索新的叙事方式。
    徐艺嘉：你的小说有很强的故事性，无论是《昔我往矣》《火车开过冬季》《罗北与姜滕》《陈大贵出走》《代代相传》等出人意料的曲折情节，还是《年轻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好人》等精心布局的小短篇，都可看出小说构造的奇巧。在您看来，小说的故事性和文学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二者是否矛盾？好的小说能否脱离“好看”故事的支撑？
    王 甜：我的创作实践与文学观念之间会有差距，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是一个例子。
    事实上我相信文学是“走心”的，好的小说展现命运内在逻辑、勾画人物情感轨迹、隐喻世界重大命题，而这些都并不特别依赖故事性。但我对“故事”是那么的迷恋，小学阶段疯看童话故事，看了还要讲，课余时间我身边总是围了一大圈听故事的同学。有时候看的故事讲完了，就自己编故事讲，还动手画想象中的人物、场景。自己编故事，虽然会有露馅儿的、太狗血的、结尾不了了之的（上初中后，有时遇到老同学，还会追问我某个故事的下落），但更有成就感。
    长大后读书，在爸爸教育下是阅读经典名著而绝对不碰武侠、言情的，但也有通俗的口味——我特别喜欢侦探小说，像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全集、艾勒里·奎因系列以及日本推理小说都是我的最爱。记得多年前被安排去相亲，见了两三次面我就退缩了，印象深刻的是，我托介绍人归还了一套对方积极借给我的《狄仁杰断案传奇》。侦探小说在我看来是最符合人对命运的好奇心——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结局是怎样的。所以我写小说会不自觉地期待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小说处女作《罗北与姜滕》就是纯属虚构的一个复仇小说（《基度山恩仇记》的范儿）。按我的理解，故事性与文学性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通过经典阅读会发现，伟大的作品既可能拥有一个相当精彩的故事，也可能几乎没什么故事。就是说，对于写作者来说，故事性并不必需，但文学性是必需的。只是对于故事性不强的作品，文学性方面的要求会更加苛刻。我是文学刊物编辑，总是对初学写作的作者说：如果文学功底不深、笔力不够的话，最好还是准备一个好的故事。这源于我观念中的一种排序：一流小说思想性、文学性都超强（不管有没有故事性）；二流小说思想性与文学性只占一样，且有故事性；三流小说只有故事性而无其他；最后一种不仅无思想无文学，连故事也没什么意思，是不入流的。
    或许，随着思考与创作的深入，我会尝试写一些淡化故事性的小说，希望那时我的笔力足够强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