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岩，男，1981年12月出生，安徽六安霍邱人。青年批评家，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1997年至2013年间辗转于四所大学，或为学生或为老师，现就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扬子江评论》。主业编辑，副业文学批评。曾获安徽省首届优秀硕士论文奖（2008年）、《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2014年）、江苏省紫金文艺评论奖（2016年）。
    “我把批评视为一种只对自己有意义的写作”
    能折腾的伙子
    周明全：你是在安徽师大读完硕士后在安徽一所高校任教，之后才到南京大学追随王彬彬老师攻读博士学位，再之后去《扬子江评论》做编辑的，这样一路走来，其实为了我们自己所谓的理想，也放弃了很多原本该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生活，你认为这样做值得吗？你的家人支持吗？
    方岩：其实我本科毕业后也是在安徽的另外一所高校任教，辞职后去读的硕士。这样算来，我在四所大学里一共待了16年，直到2013年才算彻底告别大学校园。之所以反复折腾，无非是想找一个相对适合自己的平台和环境。我是那种智商、情商皆有限，但又受不了太多束缚的人，所以还是比较适合待在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里。比如，我现在在江苏省作协谋生。没有科研、项目、职称的压力；写文章、发文章也不需要考虑刊物级别、文章数量以及所谓的学术规范；主业是编辑，副业是自己的阅读和写作。所以说，职业和兴趣大体上重合而又没有乱七八糟的条条框框，与我而言，倒是挺合适的。当然，如果工资和稿费都能涨点，我会更开心。
    说到底，我们从事的职业是个冷门、偏门的行当，所以指望父母能理解这个行当的意义是不可能的。好在我爸妈都是那种单纯、朴素、慈爱的人，借用胡兰成的一句话，看到我“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就比较放心了。
    周明全：很能折腾嘛，不过，终于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归宿。我记得一次在饭桌上，一位批评家让你比较你的导师王彬彬和郜元宝，让你颇感为难。旁边的人起哄说，做王彬彬老师的学生有时会有点尴尬，你尴尬过吗？能谈谈你对王老师的认识和他对你的影响吗？
    方岩：你说的这件事情，我记得。之所以为难，无非是因为我是晚辈，在公开场合评价跟自己有直接关系的两位长辈，确实不合适。大家好奇是正常的，无非是是因为两位老师在复旦的年少时光有很多演绎版本。郜老师儒雅细腻，王老师直率豁达，两个性格迥然不同的人在一开始相处的时候，肯定是要有磨合的过程的。况且很多人大概是没见过两人现在在一起的样子，用把酒言欢、惺惺相惜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在回答第二个问题之前，我先告诉你我考了几次。第一次是硕士毕业当年，英语没过线，当然没戏；第二次，我报了名，但是因为单位有事而没去考；第三次，一切正常，自然如愿。别人如何考量导师选择的问题，我不大清楚。我只是觉得，在接触导师之前，肯定是因为对方的文字所表现出的学识、性情和思想格局吸引了你，反过来，你产生了认同感，甚至是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才会特别想成为他的学生。至于其他问题，比如现实利益之类的考量就是退而求其次的问题。如果有人把这种关系颠倒，或者把问题看得复杂，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对，毕竟个人志向和选择的事情。
    我知道，其实你想问的是，王老师“得罪”了这么多人，对我的个人发展有没有影响？事实上没影响。这事其实很简单：首先，一个每年都会把《鲁迅全集》拿出来翻翻的人，已经把鲁迅变成了自己文字、秉性、生命的一部分，这样的人如果遇人遇事还一副通达、圆润、好好先生的样子，那也太不正常了。其次，遇到不了解王老师就瞎说的人，我都会建议他们先去读读《往事何堪哀》《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大道与歧途》《鲁迅内外》这几本书，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四本王老师的著作。看完再说话总比人云亦云、盲目站队强。再说了，王老师不是完人，只要是就事论事，哪怕话重一点，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是涉及人身攻击，已不是讨论的态度。过了底线，我当然会翻脸。再次，就算果真遇到那种因为我是王老师的学生而对我不待见或敬而远之的人，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种主动权在别人手里的事情，花费精力去改变，太浪费生命了。与其纠结这些，倒不如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是王老师的学生，这是永远改变不了的事实，而且这是我主动选择而且很珍惜的身份，有啥尴尬的呢？如果师生之间因为这种关系而觉得尴尬，无非就是三种情况，要么老师出了问题，或者学生有毛病，抑或是师生皆心术不正。
    王老师其实是个外表严肃、内心特别柔软的人，在某些方面甚至有些天真，跟外界的某些传说差别很大。跟王老师交往是特别容易的事情，简单、直接即可。有诉求直接说，别瞎扯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行还是不行，错还是对，王老师都会坦诚相告。王老师有自己的原则，想说服、改变这些是绝不可能的，但是只要在原则之内，他也绝不会找理由来推诿。
    王老师肯定是目前为止对我影响最大的人。这种问题可以反过来回答。如果你真心认同自己的老师——我说的是“认同”，不是“崇拜”或者“臣服”——你自然会从他的言行举止中观察到那些宝贵的品质。至少有两点。第一点，王老师每天都在坚持阅读、思考和写作，且大部分时候与项目、课题没啥关系。与这种状态无关的人和事，都被他降低到最低程度，用王老师对我说过的话来说，就是“不要去计较鸡虫得失”。这是我特别认同的一种读书人的品质，即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进步，把思考和写作拉回初衷和本源。说白了，这个时代，读书人唯一可控的事情就是阅读和写作，如果连这件事都要交付于一些外在的标准和诉求，那也只能随他去吧。第二点，王老师在不少场合包括文章里谈过他对“特立独行”的理解，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他还说：“我只独行，侠不敢当。”其实这还是一个自律和底线的问题。王老师也有他的挣扎和纠结，他也会对“浪战”保留态度，但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做到读书人的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却是他其最为用力的地方之一。很多人都喜欢在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样的话挂在嘴上替自己开脱，但是大多数人会刻意忽略一个简单的选择：在面临压力和困境的时候，不得不说的话，可以少说，不得不做的事情，可以少做。如果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其他再华丽再高尚的理由都显得虚伪。总而言之，我希望自己能做到这两点，也认为，如果当下的读书人都能做到这两点，这个世界确实会好点。
    周明全：你说的四本书我也读过，的确是当代批评界难得的好书。和王老师喝过一次酒，感觉很好。现在和你、晴飞的交往，更是增加了我对王老师为人为文的了解。看来，我和王老师还是有缘的。呵呵。当初是谁影响或读了那些书而走上文学批评之路的？在你做文学批评这几年，那些人那些著作对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方岩：我最近两年批评写得确实比较多了，也貌似一副职业批评家的样子，坦率地说，我不能因此而为自己追述一个早有规划的职业起点。这里面充满了偶然性。一是，做了批评杂志的编辑后，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关注一下历史现场并尝试写一点东西，否则我无法判断来稿的价值，更谈不上如何选题、约稿；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王老师知道我读书时很少写东西，于是鼓励我多写。于是，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我便开始写作了。
    事实上，在这几年的批评实践中，我并不认为我已经形成较为恒定的价值观和个人风格。我对自己这几年的批评也并不在意，因为我自己心里清楚，我在通过一篇篇批评来锻炼自己的文字能力和思维表达，同时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知识缺陷和兴趣点。一切都是未知，我也不希望自己那么早就定型定性，目前还在不断摸索不断阅读不断写作，所以说，现在很难说哪些人哪些著作对我产生较大的影响。
    周明全：你的想法很好，过早地被标签化是很危险的。
    “我对‘强势’的文学批评情有独钟”
    周明全：你博士论文做的是80年代的批评史研究，你在博士论文里已经将我的很多疑问解答了，我想问的是，你觉得批评家和作家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方岩：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伊格尔顿所言的“政治批评”这个概念及其相关的理论谱系对我影响比较大。对于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史，我比较用力挖掘的也是这个方面。后来，我比较频繁地写批评文章的时候，发现自己也倾向于这个方面。所以，我确实很少去考虑过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这样的问题。今年7月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卑贱意识”与作为历史证言的文学批评》，还没发表。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引用其中的一段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会改变这个观点的：
    我把文学和文学批评均视为个体言说的方式和权力，区别在于，作家以“虚构”作为言说的方式来完成关于个体、历史、社会的描述和想象，而批评家则是以“虚构”作为讨论对象或中介来完成价值判断。因此，在尊重文学批评的方式和类型的多样性的同时，我更关心作为“写作”、“表达”的文学批评如何与现实世界碰撞与交流，如何参与当下历史形态的建构，即构想一种以“卑贱意识”为精神内核的作为历史证言的文学批评。所以，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我并不太关心具体的文学文本在“审美”及其相关的价值领域呈现的可能性，而是聚焦于自身所携带的种种经验、知识、价值体系与具体的文学文本中所呈现的价值形态之间的对峙和沟通，这是是一种基于交流的相互质疑、辩驳、说服、认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强势”的文学批评情有独钟，在此类批评中，文学成为批评家自身意识形态的素材、例证或媒介。坦率地说，这是我理想中的文学批评的“话语霸权”的体现：它使得经验、观念、思想层面的讨论、传达突破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范畴，从而具备了更多的公共性；同时，它又因为有“文学”作为幌子，亦为“异端”或“偏见”的发生提供了途径和土壤，而所谓“异端”和“偏见”正是激活公共讨论、为历史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的动力之一。
    周明全：你对长篇小说的关注很多，而且做了几年的长篇小说年度综述，你如何评价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你认为，在近几年，最有创作实力的长篇小说家是那几位？近十年来，最有优秀的长篇小说是那几部？
    方岩：之所以关注长篇小说，一方面跟前面提到过的我对批评的基本认知相关，另一方面则与我个人的秉性有关。今年9月初，我为自己即将出版的批评小册子《时间是一切事物的后记》写了篇自序，里面提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还是引用其中的话来回答吧。因为，只要我还继续关注长篇小说，理由基本上不会发生太多改变：
    我没有把他们当做年度综述来写，而是通过对于这些长篇小说的判断来谈论当代文坛的症候以及这些症候与周遭世界的关联。这样的长文皆是我主动为之，通常用一年的时间来准备，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完成。我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自己关于当下文学的历史现场感。至于还能坚持多少年，则未可知。这样的阅读和写作耗时费力，审阅愉悦和智力回报又少得可怜，难免反复问自己这样做值不值得。需要稍加说明的是，选择长篇小说作为基本关注对象之一，并非是因为个人喜好和对当下长篇小说的整体水准的信任，而是因为长篇小说的某些文体特征与我的思维特点比较契合。我是那种思维有些滞重、对细节也不是那么敏感、语言也有些拖沓的人。在阅读的过程中，只有遭遇了大量语言、情绪的冲击，大脑才会稍稍运转，长篇小说恰好符合这种需求。况且，长篇小说由于其体量、节奏等方面的特点，会逐步放大作家在意图、思想、语言、故事等方面问题。它们使得我能够更为从容地进行辨析和判断，不至于过于偏颇。
    周明全：无论目的如何，每年花费如此多的时间来研究长篇小说，还是很了不起的，同时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你说“我希望自己的批评能成为一种写作，而写作本身可以介入更多的领域。我现在其实就是通过写作来摸索文体和表达的问题。比文学更值得关心的事情多了——我不是想说文学不重要，而是因为我们当下讨论文学的方式降低了文学的重要性，伤害了文学。”我很赞同你所说的批评是一种写作，这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现在学院批评这中生涩难懂的文体禁锢。那你认为，要如何讨论文学才不会降低文学的重要性呢？
    方岩：这是我的批评小册子《时间是一切事物的后记》自序里的一段话。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参照我关于文学批评的基本认知。在我写出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批评之前，我还是少谈这个问题比较好。因为，“说”很容易，“做”很难。
    “青年批评家”被关注是制度支持和政府鼓励的结果
    周明全：“80后”批评家的“出场”方式，受到了不少质疑，文学是个人的事业这个肯定是常识问题，但问题是，在2013年前，“80后”批评家基本上是没有声音的，不以集体的方式亮相，很难在批评界被关注到。不知你如很看待这个问题？或者说，你认为，什么样的方式才是“80后”批评家最好的“出场”方式？
    方岩：其实我更愿意把“70后”批评家也包括在内，把“青年批评家”作为一个现象来谈谈。首先，这种现象的出现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建构因素。作为一个群体被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年制度支持和政府鼓励的结果，比如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制度，我自己便是这样的制度红利受惠者。坦率地说，年轻人在成长的时候，有人愿意推你一把、为你提供一个平台，其实是挺好的事情。但是分清幻相与真实、实力与虚名、机遇与投机的边界在哪里，是事情的另一面。其次，这其实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现象。就这个行当的代际传承和年龄结构而言，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状况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当更年轻的从业者在经过很多年的学术训练和阅读积累，陆陆续续分流到高校、研究机构、作协、杂志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在30-40岁之间了，也到了该发声、写出像样的文章的时候。所以，大家众声喧哗时，被视为一个群体集体出场也实属正常。再者，归根到底，这是个靠好文章安身立命的行当，怎么出场一点儿都不重要。写出有影响力的好文章，怎么出场都行，写不出像样的文章，靠着虚名、地位或各种权力关系勉强维持在场的样子，终究逃不过昙花一下，黯然退场。
    周明全：对，一个写作者最后立足的是自己的作品，没有优秀的作品出来，其他都是扯淡。那么，我看你对同代作家的关注很多，写过不少同代作家的评论，你认为“80后”作家的整体实力如何？
    方岩：“70后”也好，“90后”也罢，在我眼里都是同代人，处于类似的生存状态，面临一样的历史境况。从我个人经验来说，因为我对这个世界还有诉求，所以在同代人的写作中寻求观念、思想的碰撞与交流，于我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事实上，我没有那么强烈的历史代际意识，所以也谈不上对“80后”作家刻意为之的实时追踪和阅读，仅仅是在阅读中去寻找那些能引发我思想激辩的作家作品。
    周明全：最近我在几个场合听到，不少人说“80后”作家之所以如此快地成长，一是和他们笼罩在代际概念下，得到集体关注有关；另一个是说“80后”作家的快速成长和“80后”批评家对他们的解读、跟踪评论有关。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方岩：这两种看法我都难以苟同。先聊第一个问题，所谓“80后”作家至少得划分出两个群体。第一个群体跟早期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有关。这批作家经由大赛，首先进入的市场。抛开韩寒、郭敬明这样的符号性人物暂且不论，十几年过去了，这批人中大概还有张悦然、周嘉宁、笛安、颜歌、蔡骏等人还在坚持写作，他们既有不错的市场销量，也逐渐得到了所谓传统意义上的文坛的认可。事实上，对于这批作家而言，评论界是否追踪、关注，对他们影响不大。他们现在与批评界的互动，属于成名之后被体制收编后所衍生出的一些事情。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这批“80后”作家确实比较早地实现了“职业写作”层面的一些意义，有市场，有读者，写作上也有不俗的表现。其实，“70后”作家中的个别人也有类似的现象，比如冯唐、庆山（安妮宝贝）、阿乙等。
    另外一个群体，他们的成长复制了前辈作家的经验和历程，在传统的文学期刊制度下逐步成长。这批作家的成长，大概是评论界较为熟悉的现象，彼此之间的互动也比较多。他们中间有部分作家确实已经写出了引起较大的反响的作品，也有部分作家表现出一定的潜力并在不断地摸索中，当然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在其他历史代际的作家群中也存在，即进入评论界视野中的不少作家其实只是制度建构的需要和权力关系运作的结果，跟写作本身没多大关系。
    第二个问题就比较简单了。就我个人的批评经历而言，我不认为作家的成长与我有什么关系。一方面，我确实不具备发现新作家新作品的能力、资格和名声；另一方面，从个人习惯来说，我也确实更乐意写那些能够激起我表达、思考欲望的评论，换句话说，我把批评视为一种只对自己有意义的写作。这便意味着，我的大部分评论对象在我评论之前，已经被人谈论过了。所以，事实就是地说，作家的成长确实跟我没关系。
    周明全：同代批评家的文章你看得多吗？你觉得“80后”批评家的局限和优势各是什么？你博士论文做的是80年代的评论史，你觉得“80后”批评家和80年代的批评家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哪？
    方岩：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是评论刊物的专职编辑，副业才是自己写写文学批评。所以，不仅同代批评家的文章看得很多，其他代际的评论家的文章也读得很多。毕竟吃的是这碗饭，多少得有点职业道德。
    现在回答第二个问题。做博士论文时，有一套丛书让我印象深刻。1985年到1989年，浙江文艺出版社陆陆续续为1980年代的14位评论家出版了批评文集，即“新人文论丛”。重新翻检1980年代文学批评史，如果要编选一部1980年代的经典批评文献，那么很多文章必然要从这14本批评集子中选取，正如编选1990年代经典批评文献绕不开“火凤凰文丛”一样。我之所以偏爱这套丛书，原因很简单：在他们的批评文章里，鲜活的历史信息、鲜明的政治态度、明确的价值判断交织在一起。很显然，这些批评以一种更开放、更为公共的姿态参与了历史进程。这可能是当下批评较为缺失的品格。当然，我也清楚，几十年过去之后，接受过十几年学术训练的更年轻的一代，他们在知识积累的精细程度上，在对理论和概念的理解的范围和准确性上，在与国外同行信息交流的即时性上，可能大大超过当年的青年批评家们。我也承认，年轻一代写出了一些结构更为精巧、理论使用更为妥帖、价值判断也更为理性的批评。只是很多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去怀念一些更为朴素的品格：深度有了，温度没了；客观性有了，伦理主体被抽空了；样子好看了，却又千篇一律了；谈作品，忘了人文；谈理论，忽略了语境。当然，我自己大部分时候也是这副德行。我只是觉得，有必要时不时地提醒自己，若把批评视为一种复杂的写作，需要考虑到这种写作与自己身处的历史进程和周边世界的互动关系，若仅仅只是追求当下学术评价机制下的知识有效性，很多年之后，历史稍稍变动，我们会发现自己在穷其一生在从事一项荒谬的事业。
    我无意苛责我的同行们，很多时候，真的希望，如果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有了共识，那么大家都尝试着去做些改变，事情总会好起来。况且，选择在历史现场做批评其实就是主动去当炮灰，偶尔有几具尸体或一些残肢被打扫战场的人捡拾回去，就已经是万幸的事情了。说这话不是为了煽情，而是陈述一个事实。所以，目力所及，这么多朋友在跟你一起前进，其实还是很开心的。
    “所谓环境好坏就是寻找同类的过程”
    周明全：这两年对文学批评似乎更加重视了，从中国文联到各地都相应地成了文艺批评家协会，从中央级的《中国文艺评论》到地方的《长江文艺评论》相继创刊，你认为，这样的加强能否实实在在地推动文艺评论的发展？进一步说，我们有必要如此强化文艺批评吗？
    方岩：现在的文学和批评所谓的繁荣，其实都是制度支持和政府鼓励的结果，我自己本身就是受惠者之一。至于泡沫和幻象何时破灭，我不知道。破灭后，是何种的景象，我更是不知道。
    事实上，我不大关心这样的问题。我只是觉得，如果自己觉得有兴趣有意义就多写点，争取写得好点，觉得没兴趣没意义就少写或者干脆不写。加不加强，确实不是我要考虑的问题。没有好文章，其他都是虚无。
    周明全：你认为好的批评环境是什么样的？而这样的好的批评环境又该如何去创立？
    方岩：如果你在很多年前或者说在我还没有比较频繁地写批评文章的时候，问我上述问题，我肯定会大而化之、义正词严、装腔作势、痛心疾首地说一番人人都会讲但是人人都不会去试图改变的事情。但是我现在更愿意把它变成一个更私人、更具体的问题。所以，所谓环境好坏的问题，对我来说，就是寻找同类的过程。如果把批评视为一种写作，视为个体言说的权力和方式，这个问题就会变得简单得多。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大家在一些公开场合，比如会议发言或主办方主持的饭局，难免会说些言不由衷、冠冕堂皇的话，但是深夜的酒吧、烧烤摊是另外一种景象和氛围。那个时候，大家都比较放松，交流也显得真诚。倒不是说，在这些场合，大家会严肃地讨论问题，而是这之中的插科打诨、玩笑甚至是冲突会较为率真、直接地呈现一个人比较真实的性格、观念和精神状态。酒醒人散后，把文字和人相互对照、辩驳，会很有意思，于是，大多数同类便在这些场合中诞生了。相应的便是，此后彼此交流、关注对方的文章、动向、观点的机会和方式也会多样。当然，大多数时候大家都在默默地阅读、写作，但是知道有同类存在，内心便没有那么多的惶恐和孤独。我觉得这种志同道合、群而不党的私人性质的交流，便是健康的小环境。能做到这一点，就挺好。大环境如何，实在是操不了这个心。
    周明全：你认为好的文学批评必须具备哪些特质？另一个是你认为好的批评家必须具备什么样的素养？
    方岩：第一个问题简单而复杂。哈罗德·布鲁姆曾用“美学的乐趣”和“精神的洞见”这两个短语来描述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具备的特质。这两个短语同样可以用来形容好的文学批评。这便是这个问题的简单之处。复杂的地方在于，每个短语的背后都需要复杂、多元的内容来形塑多样而具体的形态。就我目前水平而言，我确实没有能力谈得更深刻、具体，泛泛而谈没有意义，或许再过几年会说得明确些。
    第二个问题，同样如此。我想我还没有能力去告诉别人如何做一名优秀的批评家。我希望自己以后有能力、机会和资格去稍微谈谈这个问题。如果不得不回答的话，我目前只能随手列举一些名字，这些人暂时为我提供了可供模仿的“具体的批评”的样子。以外国人为例，沃尔特·本雅明、皮埃尔·马舍雷、莱斯利·费德勒、乔治·斯坦纳、莱昂内尔·特里林、爱德华·萨义德、阿兰·巴迪欧、让·波德里亚、以赛亚·柏林、汉娜·阿伦特、苏珊·桑塔格、雅克·朗西埃等，还有几个跨界的批评大师，如切斯瓦夫·米沃什、W·H·奥登、谢默思·希尼、约瑟夫·布罗茨基。
    周明全：哇，从你推荐的名单看，你好有学问啊。最后，想为你一下，你对自己学术研究的规划是什么？
    方岩：这个问题没怎么想过。这些年，一直没搞清楚“学术”长什么样子，倒是见过不少“因学术之名”的事情。所以，非要问自己的规划是什么，那么我只能说：如果你说的“学术”指的是项目和课题，那我确实没有。考虑到我有时候说话确实容易得罪人，所以我有必要解释一下这句话。大学里的同行必须通过项目和课题来维持自己的职业发展和生存，对此，我抱有充分的理解。就实际情况而言，我的职业发展和生存确实跟项目、课题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不需要花费精力去操持这样的事情。另外，如果我们还对“学术”抱有起码的敬畏和尊重，我们其实是能看到，这些年我们这个行当确实没有因为课题和项目而产生有说服力、影响力的成果。
    如果你说的“学术”指的是“写作”，那么我确实有点小小的企图，我希望自己在四十多岁时写下的个别文章，到我六十多岁退休的时候，还会有人读，但是不是因为一些长幼尊卑的因素或其他权力关系，而是因为有人确实觉得还有点意思。死后的事情，就算了。
    此外，确实存在着一些“规划”，我还想尽量多读些西方艺术史和政治、历史理论方面的书。至于其他，确实没有了。
    总而言之，有生之年，尽量多读书、多写点好文章。
    周明全：希望你在四十多岁时写下的个别文章，到我六十多岁退休的时候还会有人读，呵呵，会呢，你写的文章我们现在正在读，以后推荐给我姑娘读，推荐给我孙子（女）读。谢谢。
    2016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