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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的名、实问题与中国风土诗歌演进(8)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 newdu 参加讨论

    四、从竹枝之变看中国风土诗歌的聚合式演进
    从以上种种辨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风土诗歌,在诗题的使用上有很多固定的名目,呈现出明显的类型化趋向,已经成为创作者必须多者选一的习惯环节。只要我们读过大量的竹枝小序便可发现,多数序言所讨论的,都侧重于某个地区的风土概貌及相关文学传统,而对所选诗歌体类的性质特征及其与其他体类的不同,专门论析的文章偏少。真正明晓了竹枝词与棹歌、杂咏、百咏的区别然后进行分类创作的,只是很少的一群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清代诗人们对风土诗歌体类的处理,大多秉持一种创作类分、观念类从的态度。即在具体写作中,需要对诗题作出一个明确的归类和选择;但在现实认知中,却未必清楚不同体类之间文化功能的差异,更别提不同体类有各自的发展脉络,以及它们之间交叉互动的复杂状态了。
    如果非要对竹枝之变作一简要概述,且视为中国风土诗歌发展的一个缩影,那么,以下民国人周斌的一段话,对其中的变量要素体察得颇为到位:
    竹枝起于巴蜀,多男女鄙俗之辞,梦得仿于前,廉夫踵其后。竹垞棹歌沿其调而变其名,尤脍炙人口。后有和者动辄百咏,考证非不详明,搜罗非不闳富,而迹近怀古,述怀风调稍逊,然借以纪风土、谈故事,亦甚得也。(48)
    笔者略作变通,将这个过程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述怀风调,即采风型竹枝词,可谓“竹枝即风土”;第二阶段纪风土、谈故事,即纪风型竹枝词,棹歌归流,杂咏渗入其中,转谓“风土即竹枝”;第三阶段是纪风土、谈故事的升级版,考证详明,搜罗闳富,以致动辄百咏,迹近怀古,地名百咏、地方纪事诗等亦渗入其中,变谓“泛风土皆竹枝”,今人常说的“竹枝体”至此定型。
    如前所述,“风土即竹枝”观念的泛化,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风土诗二级体类,在创作理念上向竹枝词这一最大宗靠拢。但必须留意的是,体类合流只是风土诗发展的一个表层现象,它们背后所隐藏的地方书写中的几种类型互动,才是风土诗发展脉络中的深层纹路。再进一步讲,无论是一眼可见的体类合流,还是抽丝剥茧后方可见的类型互动,它们最终指向的,都是中国近世文学发展中的地域化、庶民化本质。风土诗歌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切入点。
    (一)近世地方诗歌类型的单向演进
    在笔者看来,中国古代的地方书写在诗歌创作上的体现,主要有纪行诗、风土诗、景观诗三大类型。纪行诗代表的是文人对地方事物的私人性、流动性书写;而风土、景观两类则指向对地方公共空间的书写行为。不过,风土诗与景观诗之间仍有很大差异,它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吟咏对象一个务虚,一个趋实。
    以上三种诗歌类型的发展,本来各有各的覆盖领域,不会产生太多的交集和冲突。但宋代以后,整个中国社会包括中国文学在内,都出现一个从中古向近世转型的趋向。其中有两条相当重要的线索,使中国地方诗歌(特指有关地方书写的诗歌)的发展线路有了明显的调整。
    纪行诗作为一种记录文人游历的诗歌,它本身带有相当鲜明的随意性和私人性,个人情感元素与地方元素在诗歌中的比重旗鼓相当。从《昭明文选》单列“行旅”一类,到宋范成大的使金诗、汪元量的《湖州歌》,纪行诗的创作一直重视诗人对外在游历环境的心理变化,但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诗人们对旅行途中的各类见闻已司空见惯,以至于要创作出一篇优秀有新意的纪行作品,不得不走上题材陌生化的道路,(49)以消除审美上的疲劳。这个时候,突破瓶颈的最便捷办法,既不是情感的细化、意象的创新,也不是叙事技巧的突破,而是在纪行对象即“地方”一词上作文章。自晚明以后,旅游开始成为文人的一大时尚,大量昔人罕至的奇山异水、边夷景象、异域风光,涌上了中国文学的舞台。一方面,这是明清人尝试突破自身知识边界在文学空间上的一种体现,与范成大、汪元量等人的行途黍离之悲属于完全不同的创作意图;另一方面,这种力拓新疆的文学行为大多出自地方普通文人和中下层官吏,属于深层、必然的文学扩张,不同于范成大、汪元量、杨允孚等人因政治使命而促成的偶然文学事件,其书写意义更加深远。
    同样,景观诗的起源也远早于风土诗,沈约的《八咏诗》为此类诗歌之滥觞。景观诗的创作模式基本上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由历史文化层面的亭台楼阁,指向对过往人事的钩沉及咏怀;二是由自然地理层面的山水形胜,指向某些具有特殊画面或意境的风景构图。这一类型的诗歌和纪行诗有一相似之处,即很容易流于常态化和程式化的书写,随着创作经历的不断重复和阅读经验的不断层累,审美上的疲劳和乏力在所难免。如果说纪行诗因为它的空间流动性而获得了在题材上不断拓宽地理边界的可能,那么,景观诗则很难一味地在题材陌生化的道路上前进。这个时候,庶民化的书写趋向(50)就成为诗歌题材拓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因为涉及怀古或写景的类型创作,很难在历史认知或意象构图的层面上被非常清晰、细致地再分开来,即使可以被一再细分,制造出审美陌生化的效果,也不是一般读者通过普泛性的阅读就能领会的。相反,一旦景观书写远离怀古、写景等传统文人套路,转而与地方社会、百姓生活的具体形迹及细节联系起来,那么,这种创作焦点的转移,就像晚唐北宋年间的士大夫日常书写一般,对景观诗歌的拓展意义是革命性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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