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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的名、实问题与中国风土诗歌演进(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 newdu 参加讨论

    一、竹枝词“实在定义”的越界与守界
    现在学界对竹枝词的界定,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竹枝词,以诗题或词牌中有“竹枝”为限,有的稍微放宽标准,小序或正文中有“竹枝”二字亦可。不管怎么说,必须表明作家对作品的竹枝属性有明确的认同态度。笔者取翁圣峰先生之说,将这一狭义界定法称为“惟名定义”。③广义的竹枝词,还包括棹歌、衢歌、杂咏、杂事诗等,甚至还涉及百咏、纪事诗、八景诗等,涵盖范围宽紧不一,尚没有统一、明确的界定依据。一些学者喜欢把广义的竹枝词称为“竹枝体”,④这样既有别于狭义的竹枝词,又显示出这些相似文类被归为竹枝的合理性。本文从翁氏之说,称之为“实在定义”,即“只要是描写风俗地方者”,“都可以‘竹枝体’称之”。
    有关名、实问题的争论,一直是竹枝词研究的难点,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名、实问题由来已久,伴随着竹枝词的发展一直存在,宋元时期就有相关论述,先有杨万里撰《圩丁词》十首,用切实的别体创作来“拟刘梦得《竹枝》、《柳枝》之声”;⑤后有周霆震撰《城西放歌》十五首,纪元末农民军攻安福县城事,自序中有“歌竹枝以写之”的寄叹。⑥明清两代,随着创作数量的大幅度提升,竹枝词的理论研究水平远远跟不上创作和传播的速度,每个作家凭着自己对竹枝词的个人理解和认知,进行写作上的创新和拓展,随之产生了大量有实无名的竹枝作品,形成一股巨大的创作洪流,已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另外,现今大多数地域竹枝词集,它们的编选目的是出于地方文史研究的需要,出版物虽然以“竹枝词”为书名,从事的却是地方风土地理的研究,不能算是文学本位的竹枝词研究成果。换句话说,编选者重视的是这些风土诗歌的史料价值,而不是他们作为文学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虽然名曰“竹枝词集”,实际上是“风土诗汇编”。从这个角度来说,只要编选者标榜的文学体类与其编选目的存在一定的错位,竹枝词的名、实问题就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在本质上,因为竹枝词占了风土诗歌的大宗,便用“实在定义”偷换概念,将其他风土诗体类强行划入竹枝词的范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拓宽文体边界的行为,属于对竹枝词概念的过度阐释。现有的文献成果中,像《历代竹枝词》、《江苏竹枝词集》这样严格界定、宁少勿滥的编选态度,显得尤为可贵。
    (一)古今变化中的“竹枝体”观
    有学者会质疑,“竹枝体”的概念自古有之,并非今人制造,过于执着于惟名定义,无法反映竹枝词发展的真实全貌。笔者认同这一说法有它的合理之处,以下即通过对明清竹枝词序跋的文献勾稽,来看前人对“竹枝体”是如何理解和认知的:
    上题各截句,本輏轩采风意也。用竹枝体者,求雅俗同解也。⑦
    竹枝之体,其源出于国风,考亭所谓里巷歌谣者是也。唐刘禹锡最工为之,自是以降,作者益众,或以言情,或以纪俗,要不失风人之旨而已。郑君栗园客漳时有竹枝百咏,其言俚而工,其意近而远,大抵取古人纪俗之意,恢谐出之,然于言情之体例,亦自不悖。⑧
    村叟入市,一打恭作揖,皆可入诗料,此言有合竹枝之旨。故宁为鄙俚琐碎之词,不作艳冶轻儇之调……余兹所为百首,意在矫从前作者之偏,不肯堕纤佻一路。又或感怀记事,直举胸情,故往往近于绝句,非复竹枝之体。脱稿后覆视,深愧自乱其例。⑨
    虽然各家对“竹枝体”的理解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竹枝体”必须要有适度的“俗”。申翰周的“雅俗同解”说,自然是上乘的作法;刘开“或以言情、或以纪俗”的观念,于二者中任选其一,也是可取之说;而一旦二者只能选一,陈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宁为鄙俚琐碎之词,不作艳冶轻儇之调。”过于雅致,过于重情、纪事,就变成了文人绝句,也就与“竹枝之体”背道而驰了。这虽然是陈璨对自己创作的反省之说,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何为竹枝本色的个人理解。
    实际上,明清人眼中的“竹枝体”,和古代文学中的很多体格一样,更多的是一种语言风格的定位,而不是体式、韵律的定位。⑩既然是以风格为中心,那么,有些文献中所谓的“竹枝本色”、“竹枝本意”、“竹枝正声”之类的概念,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竹枝体”的一些特征:
    余倡竹枝,略纪天人之胜,而其它民谣土风,听诸君广陈之……词中采俗观风,如“半是良家半是娼”,已几风人规讽之句;又进而曰“娼女良家两不分”,又进而曰“当年悔不嫁青楼”,讥刺太甚,自是竹枝本色。(11)
    悉取谣俗,稍为隐括,不敢易其本色。盖宁俚而真,毋宁文而赝也。昔人作《柳枝》、《竹枝》词,近日钟伯敬寓秣陵作《桃叶歌》,皆采乡语土风,发其一时情至之语。今予之作,亦犹《竹枝》、《柳枝》、《桃叶》之意。
    余于丁未三冬,为《清风泾竹枝词》一百首,大半纪述旧闻,借传逸事,而于体制不能尽合。庚戌长夏,复为《续唱》二十八首,以补前诗所未及,事搜琐屑,词近巴渝,或于竹枝本意庶乎近焉。
    竹枝之曲,陈民风者也……使采风者闻之,悠然思深,穆然神远,于以知民俗之贞淫奢俭,政治之良苦悖薄,此固竹枝之正声。(12)
    陈祁所说的“事搜琐屑,词近巴渝”和“纪述旧闻,借传逸事”两种主题和功能上的特征,正是下文将着重提出的“采风型竹枝词”和“纪风型竹枝词”的最好注脚。从卓发之到袁学澜,不同时代的作者、读者对竹枝词的观念是在变化的,总的来说,体现为一种从“原生竹枝”到“士人竹枝”的发展趋向。晚明的卓发之和王先,他们倡导并践行的是“竹枝本色”,即作为田野文学作品的原始风味,即使稍稍恶俗,过于讥讽,亦无伤其先天的民间采风优势;晚清袁学澜主张的“竹枝正声”,则是在儒家学说范围内的对纪风功能的一种强化和规范。而乾隆年间陈祁的竹枝组词,则典型地表现出从“原生”向“教化”演变、同时又兼具二者的创作特征。纪闻传事已是其竹枝创作的主体内容,但“竹枝本意”的观念依然牢固,他很明白自己的多数作品不合竹枝体制,却已经无力保持创作与观念的统一。这是清前中期不少竹枝词人的普遍情况,在创作中表现为一种“原生”和“诗教”、“写情”和“纪事”之间的强烈张力感,这与竹枝采风被明清文人溯源至诗经传统有很大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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