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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的名、实问题与中国风土诗歌演进(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 newdu 参加讨论

    二、从“采风型竹枝词”到“纪风型竹枝词”
    竹枝词来源于巴渝民歌,这是学界的公论。唐代顾况、刘禹锡、白居易等人的作品,虽然是文人创作,但都是可以付诸里人歌唱的,是一种抒情代言体,与其说这些作品是在纪风土,不如说这些作品本身就是风土的一部分。从这个层面来看,黄庭坚以为“刘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谓同工而异曲也”,(18)是有失偏颇的:杜诗是较成熟的文人风土诗,地名、人物、风俗、典故皆有涉及,附带的是个人的情感;刘诗虽未云“歌”,却是典型的文人拟民歌作品,以爱情的吟咏、哀愁的抒怀为主,代劳人言,代女子言,虽略及风俗,但离真正的风土诗还差了一截。类似的拟民歌性质的竹枝词,在元明清三代颇有市场,一方面,一些短小的棹歌、衢歌、茶歌等,源源不断地从乡野民间冒出来,经过文人之笔,依然保留了底层歌谣的俚真特色,展现了明清诗歌生命力的一面;另一方面,随着竹枝词的创作热区从山川转移到城市,有些流于浮艳的作品,逐步演化为都市艳歌的形式,“樽俎粉黛之习,多未能洗,众音繁会,往往流为绮语纤词。”(19)这些作品,虽与竹枝的俚真本色相差甚远,但就内容的抒情性和底层性而言,依然属于拟民歌的作品,只不过带上了强烈的近世社会的城市化色彩。
    在此之外,占据竹枝词另外半壁江山的,就是明清两代大量的吟咏风土之作。这些作品动辄百首,多可达六七百首,纪录的内容覆盖了整个地方社会,有的已不是“风土”二字所能涵盖。无论是在内容的丰富性上,还是在结构的完整性上,都远远胜过前期的拟民歌作品。而且由于作者持有较明确的志书书写目的,使得相关作品带有很强的地域纪史、补史功能。由此展现出来的史家性质的全知视角,与拟民歌所体现的文学家性质的第一人称视角相比,无论在情感的流露上,还是史实的记载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一)朱彝尊的典范效应:从诗人采风到学人纪风
    有鉴于此,笔者根据作家创作目的和叙说视角的不同,尝试提出“采风”和“纪风”两个概念。(20)将前期以抒情代言为主的拟民歌作品,称为“采风型竹枝词”;将后期日渐成熟的纪咏地方风土的文人诗歌,称为“纪风型竹枝词”。前一种类型,属于抒情文学,它采用普通民众的第一人称视角,在文人改编、仿效的基础上,保持了“风诗”的一些原貌;后一种类型,属于纪实文学,它以一个观察者的全知视角,对地方上的风土信息进行钩沉和记录,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韵诗,未必能够付诸歌唱。(21)从“采风型竹枝词”到“纪风型竹枝词”,作品的音乐性、文学性在逐步变弱,虽然清代竹枝词中也有付诸土人吟咏的说法,(22)但恐怕除了实用性质的路程歌外,其他多数只是文人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笔者之所以拿“采风”和“纪风”二词来旧瓶装新酒,正是看中了“采”、“纪”二字在字义上的细微差别。前者虽然无法摆脱作家的某些创作印迹,但于作者而言,其在位置和姿态上已尽量保持了与歌者的一致,尽可能地克制了自己的文人情绪和写作技巧,没有在文字上对歌者的情感及其观察世界的方式作太多的变动。他不仅要确保歌者感情和精神的维系,还要保证作品经语言转换成文字之后,依然能回到民间场景中去被继续歌唱。虽然“采”和“纪”都有一个类似于复制的过程,但在某种程度上,“采”只是文学文本的一次空间转移和内容变动,而“纪”则是地方性知识在文学文本上的一次投射和塑造。
    据《历代竹枝词》和《中华竹枝词全编》对狭义竹枝词的采录情况来看,纪风型竹枝词的广泛出现和流布,是从清前期开始的。元代杨维桢编《西湖竹枝集》,还是绮言丽语居多;明代百首以上的竹枝组词,有易震吉、郝璧、徐之瑞三家,观其风格,仍多半可用第一人称来拟唱;同时代杨慎、徐渭、袁宏道、钟惺等名诗人的竹枝短章,亦有很浓烈的口语色彩;直到清初,王士祯的十五组竹枝词,依然秉持风情可咏的体格。真正将声情风怀之外的民间礼仪、乡党掌故全方位地植入竹枝词,起于清代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及稍后文人的群起仿效:
    竹枝之体,出于巴渝,刘梦得依楚词以继之,具道山川风俗、鄙野勤苦及羁旅离别感叹之思。至本朝小长芦太史与小谭大夫,仿其体作《鸳湖棹歌》百首,遗闻脞说,往往附见焉。(23)
    由上可见,朱彝尊在中国风土诗史中的地位,远非首倡“以棹歌咏风土”那么简单,他更重要的承启作用在于,不仅用遗闻脞说打破了棹歌专言舟楫的抒情传统,而且还用一句“聊比《竹枝》、《浪淘沙》之调”的轻描淡写之语,将文学纪实的力量注入到竹枝词的创作潮流之中。虽然也会遇到前述秦琦等人对竹枝、棹歌的分体明辨,但朱彝尊作为诗坛领袖的影响力毋庸置疑,而创作棹歌的大多是地方文人,没有深厚的诗学素养,大多跟风式地承袭朱氏做法,以致整个诗坛对朱彝尊开拓棹歌境界的认同感越来越强。乾隆人乐钧评价朱氏“不专属鸳鸯湖,亦不专言舟楫,既博既丽,斯为盛矣”,(24)已是一派肯定赞赏的语气;晚清人杨文斌的态度更鲜明,“棹歌之体,仿于竹枝,而实则难易相去倍蓰。盖一则采芳撷艳,言情而宛转即工;一则数典采风,征实而搜罗莫备。”(25)显然,在清人眼中高下立见的,并非棹歌的体式,而是棹歌所指向的数典征实的创作路径。那么,清代竹枝词的发展顺应时代的风气、容纳实录式的写法,从诗人式的采风向学人式的纪风过渡,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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