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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就书写对象中的“人事”而言，地域书写实可分为文人史、民间史两大类。而要探究竹枝词与地名百咏声势消长的原因，就必须直面文人史与民间史之书写活力的不同。诚如前所言，文人史的书写活力不如民间史，这既有自身创新力方面的原因，也因为民间史较之文人史更易于体现不同区域间的文化差异。明初高启、周南老的《姑苏杂咏》，分咏十类中有八类为人文景观，与南宋百咏无大异，另有风俗、杂赋二类，可视为地方诗歌从百咏向杂咏拓进的一次局部尝试。但这次有关风俗书写的尝试，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响应，稍后张诩的《南海杂咏》，明显仿效《姑苏杂咏》之体例，却删去了风俗一类而保留其他九类。这在时人看来或是整肃体例之举，但在今人看来难免有画地为牢之嫌。纵观整个明代，地名百咏基本上延续了南宋的写法，至晚明已有陈陈相因之感。但在棹歌、杂咏尚未与竹枝词合流之前，由于缺少纪掌故一路在纪风土和纪旧迹之间的过渡作用，地名百咏与风土诗歌的合流，显得困难重重。从这个角度来看，纪掌故一路将地方诗歌书写中的“人事”观念，从文人世界拓宽至风土世界，无疑极大地激发了民间史的书写活力，并回过头来侵入了地名百咏的写作空间，加速了它与竹枝词的局部合流。 不过，同样属于活力渐失的景观诗，地名百咏至少比八景诗较容易融入竹枝词的洪流。除了在文体结构上百咏诗更适合于地志书写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涉及文学书写中的情、景、事三者，谁更能反映“地方”?如果我们将早期拟民歌性质的竹枝词视作就景写情，那么后来竹枝词的变风讽谕一路是就事写情，不管怎样，抒情一直是竹枝词的原生传统所在。而从棹歌中衍生出来的纪掌故一路，往后发展成为强大的纪事传统，棹歌是就景写今事，杂咏是就事写事，地名百咏是就景写古事(今事、古事之别，即以诗传事、以事为诗之别)，虽各有侧重点，但纪事的基本旨意是不变的。而同为景观诗歌，八景诗既不写情，也不写事，而是就景写景，这是风土诗歌一直未曾涉及的一个领域。当中国风土诗歌的发展已然呈现了一个从抒情到纪事的过程，八景诗既然在风土诗歌的未成熟期没能融入其流，那么想要在纪事转型后再融入其中，从文人观念固化后的可接受程度来看，就显得困难重重了。而一旦我们认识到中国风土诗歌发展中情、景、事三者的变化，那么，朱彝尊对纪掌故一事的倡导和践行，就显得格外重要，他将纪事功能自觉地植入竹枝词书写之中，使得这一风土诗大宗拥有了强大的文学聚合力，引得其他风土诗体类百川归流，其里程碑式的转折意义自不待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