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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土即竹枝”观念的生成与泛化 无论是采风型竹枝词，还是相当数量的纪风型竹枝词，作者秉持的是一种“竹枝即风土”的文学观念。这本无可厚非，因为竹枝词指涉的社会习俗，一直是地方风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相关的乡党掌故，虽边界略宽，也与地方风土密切相关。但正是这些边界略宽的乡党掌故，时而越过竹枝词本应严守的文体功能的边界，将更多的地方性知识纳入竹枝词的书写范围，进而将与这些知识相关的其他诗歌体类也纳入了竹枝词的文体范围。这个时候，“竹枝即风土”变成了“风土即竹枝”，这是强势文体侵蚀其周边弱势文体的一种典型表现。本来与地方吟咏相关却无涉风土传统的，如地域杂诗、杂咏及地名百咏、八景诗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牵入其中。 (一)集部、说部、史部：风土、掌故、地方 如果说之前的竹枝、棹歌之辨是对竹枝词的体式梳理，采风、纪风之辨是对竹枝词的功能探究，那么，接下来要论述的，则是纪风所指向的“风土”二字，是如何从民风习俗、乡党掌故扩展到一切地方性知识的。虽然相关论述尚未展开，但笔者有意预先指出，这其实是一个竹枝观念从集部向说部再向史部延伸的过程。当早期的竹枝观念停留在集部以内的时候，文人认为“竹枝即风土”，即竹枝词是反映民风习俗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当竹枝观念从集部扩展到说部的时候，文人认为“风土即竹枝”，即不仅务虚的民风习俗应该用竹枝词来书写，其他趋实的风土信息如乡党掌故等也可以用竹枝词来书写。这时竹枝词的概念已有纪实化的倾向，但并不明显，因为逸事旧闻一类仍带有较强的虚构性和趣味性。最后当竹枝观念从说部扩展到史部的时候，文人依然秉持了“风土即竹枝”的观念，但这里所说的“风土”已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不妨称之为“泛风土”，甚至成为了“地方”的代名词，可覆盖一切地方性知识。竹枝词不再是必须纪社会、纪民生、纪风俗、纪生态的务虚诗歌类型，同样也可纪历史、纪人物、纪地理、纪形迹等客观信息。这时候，它基本上丧失了与其他吟咏地方的诗歌类型的功能边界，泛化为“地方诗歌”的一种象征。这也是为什么在古籍目录的演变中，早期的竹枝词集被列在集部，而后期的竹枝词集被列在史部的一个重要原因。(40) 从文体演变的角度来看，从集部到说部、史部，“风土即竹枝”观念的生成与泛化，就是竹枝词作为风土诗歌之大宗，与其他体类合流并进的一个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表现为四股大小不一的体类合流，即棹歌(包括渔唱、衢歌、樵歌等)、杂咏(包括杂诗、杂事诗等)、地名百咏、八景诗的介入，大致对应了风土、杂闻、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四类吟咏对象。 (二)地方掌故的融入：纪风竹枝的体类扩张 有关竹枝词与棹歌的合流，前面介绍《鸳鸯湖棹歌》时已有论及，这里就朱彝尊首倡“纪掌故”一事再说几句。从体类合流所促成的风土诗歌的泛类型化趋势来说，纪掌故作为纪风型竹枝词的一大衍生功能，离狭义竹枝词的边界瓦解只差一步之遥。早期的竹枝词主要记载风俗人情，有较鲜明的抒情色彩，它所拟代的平民口吻，指向农村或城市的劳作者，与文人的怀古或纪事写法有一定的距离。即使关注地方上的人事逸闻，也偏向亲历的生活琐事。但到了清代早期，一批上层文人身体力行，带动了竹枝词创作中广纪见闻、详参旧籍的风气。尤侗从未走出国门，依据历代交通史籍便写成了《外国竹枝词》，以纪风替代采风、以征引典籍替代亲历见闻的写作倾向，已经颇为明显。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也不是写于嘉兴本地，而是岁暮羁留通州潞河时有感而作。虽然我们不怀疑朱彝尊对故乡的浓厚感情和富实记忆，但相隔千里，其书写行为无采风可言，连纪风也是回忆性质的，倒是学识博洽的学者优势在此毕现，行旅之中尚能对乡邦旧籍稔熟于心，非常人可及。由此来看朱彝尊对纪掌故的偏重，实由客观时空条件所致，有一定的偶然性。 自竹枝词纪掌故的功能被朱彝尊、尤侗等知名学者开掘出来，后来的效仿之风便呈星火燎原之势。棹歌一体被竹枝词迅速同化，自不用说；另一类强调纪闻的诗歌，即以“杂诗”、“杂咏”、“杂事诗”等冠名的风土作品，在清人眼中亦类同竹枝。如姚燮《西沪棹歌》注曰：“邑贤倪韭山象占著有《象山杂咏》，钱薪溪沃臣著有《蓬岛樵歌》，皆古竹枝之亚。”(41)又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末首曰：“纪事只闻筹海志，征文空诵送僧诗。未曾遍读吾妻镜，惭付和歌唱竹枝。”(42)当然，将杂咏、杂事诗等与竹枝词区别看待的亦有人在，秦瀛《梁溪竹枝词》曰：“余既成《梁溪杂事诗》一百首，中有所触，复托诸歌欲，得三十章，以其体之殊于《杂事诗》也，名之日《竹枝词》。”(43)我们从留存下来的秦瀛诗歌可知，所谓的“其体之殊”，主要指《梁溪杂事诗》重在纪杂闻、资闲谈，而《梁溪竹枝词》偏向咏风会、诉歌唱。如果我们追根溯源，则杂诗、杂咏的创作传统要早于竹枝词，文体源流也完全不同。最早的王粲《杂诗》姑且不论，与地域相关的作品如杜甫的《秦州杂诗》二十首，结合自身的流寓经历，吸纳了不少地方风土的元素。这不仅在时间上要早于顾况的《竹枝词》，而且所采用的五律体式也不同于竹枝词的七言四句。不可否认，明清两代竹枝词的演变，与杂诗、杂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合流，但万不可因此模糊了两种文类的发展脉络，也不可将合流后的局部现象放大为杂诗、杂咏创作中的普遍现象。 (三)文人活力的减弱：竹枝词入侵景观诗 如果说杂诗、杂咏、杂事诗中的“杂”，本就有掌故杂闻的意思，考虑到风土诗歌对民间性、趣味性元素的一贯追求，它们与竹枝、棹歌的局部合流，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地名百咏与竹枝词的合流，则显得较为混乱和复杂。在宋明时代已经相当成熟的地名百咏，其声势竟在清代被异军突起的竹枝词所掩盖。更关键的是，其怀古、纪史的文人旨趣，竟抵挡不住各类风土旧闻的冲击，以致一部分作品偏向了杂咏一路。文人史的书写活力不如民间史，它在最直接的对话中败下阵来。 但早期的情形并非如此，宋代曾极《金陵百咏》、许尚《华亭百咏》、张尧同《嘉禾百咏》、阮阅《郴江百咏》、方信孺《南海百咏》等，时人皆未以竹枝视之；明代高启《姑苏杂咏》、张诩《南海杂咏》、夏时《湖山百咏》等，也被视作景观吟咏，而非风土诗歌。明文震亨《秣陵竹枝词》写“岁时土俗及所见所闻”，皆“取竹枝之体，以吴依口吻佐之”，明言“山水梵刹，别有记撰”，(44)对风土诗和景观诗作了明确的区分。清李于潢撰《汴宋竹枝词》，自云“但志民风，不言宫庙台寺，竹枝之体也”；(45)林昌彝撰《福州竹枝词》，亦有“专赋民风，兼咏士习，而于岁时景物之咏则阙之”(46)的自叙，也秉持了与文震亨类似的书写态度。可见竹枝词与地名百咏本来泾渭分明，它们的发展脉络之所以交错在一起，其主要原因可能不在文体功能的相似性，而在书写对象的趋同性。 以上二体的书写对象，表面看去截然不同，一为亭台楼阁，一为风土杂闻。但它们的深层指涉，都指向了地方人事。乡党掌故虽然属于杂闻，但较之早期的采风型竹枝词，其内容早已从风情转到了人事。故我们不妨说，兼容了棹歌、杂咏的竹枝词，主写人事杂闻，重以诗传事；而独立发展的地名百咏，主写人事故迹，重以事为诗。一个是补史，一个是叙史，也难怪地名百咏能在崇尚理学的宋明两代站稳脚跟，而到了朴学大盛及地方史志观念愈强的清代，即被更有微观史书写意识的竹枝词取而代之。但不管怎样，这种对人事而非风情的书写诉求，造成了地名百咏与竹枝词在创作主题上的局部重叠。另外，竹枝词动辄百首的创作观念，在清代组诗撰写风气的影响下日益牢固，二者在文体结构上也具备了某种相似性。这种双层的重叠，使它们在现实创作中的交叉成为可能。如嘉庆时崔旭的《念堂竹枝词》，又名《津门百咏》，前四十首咏街宅形迹，后六十首咏人情风物；光绪时华鼎元的《津门征迹诗》，全咏故迹，却自序曰“此余所汇津门竹枝五种也”；(47)而署名辰桥的《申江百咏》，名曰百咏，却全篇洋场风情，无关胜迹。以上皆可视为交叉创作的典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