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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认同和公共批评的观念兴起 如果说早期带有拟民歌性质的竹枝词是一种风情书写的话，那么，清代以后的文人竹枝词则表现出一种地方书写的自觉趋势。就像文人诗可分为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在笔者看来，纪风型竹枝词可再分为纪风土和纪掌故两大类型。纪风土的一类虽然不尽可歌，但至少仍需作者深入民间去开展田野调查；而纪掌故的一类，其写作面向则宽泛得多，能够亲自采访旧闻自然最好，但从志书中辑出一些先贤轶事作为诗歌素材，也无伤大雅。更关键的是，它们被作家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功能。纪风土重在惩劝和讽谕，故在很大程度上承接了《诗经》传统，强调诗歌的美刺正变，这就要求作者贴近民众生活，而不是从乡土文献中找几条风土材料即可了事；纪掌故重在实录和补史，并不需要承担过多的教化或劝讽的社会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作者只要让历史文献和耆老旧闻这两条知识通道保持畅通即可。也正因此，跨越或消泯文人与平民之间的身份界线，并非纪掌故的必要条件，却是纪风土的先决要素。换句话说，纪风土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见民隐”，通过诗歌的声音，让统治者看到百姓的日常之隐，使得政府的抚恤和教化工作更有成效；而纪掌故的意义，则主要是地方文人对自己地缘身份的认同和呼应，(26)并用诗歌的形式去构建某一区域范围内的文化小传统，且让这种传统拥有一个较清晰的时间源头和较稳定的空间边界。 如上所示，纪风型竹枝词之所以分为纪风土和纪掌故两大类，与清代学术中的实学风气有很大关系。而我们一旦明白了清人务实学风在中国风土诗歌中起到的特殊作用，就会发现在竹枝词发展史中还有两个次一级的变化特征，也与此密切相关。一个就是采风型竹枝词的抒情指向，从早期的宛转寓规，转向清中后期的直白讽谕，最后回到内敛式的写情。这其实是竹枝词的社会功能日益成熟后，诗人们在拟民歌的内部对原生竹枝的一种细微改良。我们知道，竹枝词本是“依声制辞”的抒情民歌，它早期被文人赋予的社会责任和功能，主要是呈现式的，而不是批评式的。如刘禹锡认为竹枝词应“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27)即上接《诗经》中的郑、卫之声，这固然可以理解为包含了变风的创作诉求，但同样也可以视为对民间文学本色传统的承袭与维系。至元代晚期，杨维桢《西湖竹枝集》自云“洗一时尊俎粉黛之习”，“道扬讽谕古人之教”；(28)明末动荡之时，又有徐之瑞《西湖竹枝词》自云“用抒蒿里之悲，何止黍离之痛”，(29)对明代万历、崇祯年间的巧伪趋华、机诈婪赂之风多有描绘。可以看出，以上诸家采用的都是叙而不论的呈现之法，这到底是美是刺，后世读者很难形成统一看法，以致清人陈璨批评他们“绮语纤词”，“古意浸失”；(30)袁学澜虽肯定杨维桢不失尺度，但也承认“自后作者弥众，而雅驯者盖鲜”。(31)故入清以后，竹枝词的讽谕形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靡丽寓规转向质俚直讽，最典型的即苏州、扬州二地竹枝词中的讽谕传统。先是康熙末年，章法(即瓶园子)撰《苏州竹枝词》，明言“去可恕者，留其不可恕者汇为一集”，希望借此达到一个“君子见之，谅必哑然笑，渊然思，且骇然异，勃然怒，以至奋然起”(32)的社会效果。其后王德森(即玉峰寒叟)、松陵岂匏子等苏州人氏，都在自己的竹枝词序中表达了对章法的仰慕和尊崇之情。后在乾隆年间，董伟业的《扬州竹枝词》横空出世，针砭时弊，谐谑自如，郑燮作序有“广陵风俗之变，愈出愈奇；而董子调侃之文，如铭如偈”(33)的评价。其后林苏门、津瀛逸叟等扬州晚学，也在竹枝自序中坦言对董伟业讽谕写法的效仿。林苏门甚至还提到“里人寄我郑、厉二内翰《续竹枝词》，展卷读之，潇洒风流，足与董相匹耦，其寓惩戒处，犹董志也”，(34)足见当时对董伟业的推重，不仅是将其作为扬州竹枝创作的巨贤，更是因为他的讽谕写法赢得了很多文人的认同。从章法的“去可恕者、留不可恕者”的编选态度，可见作者有意对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旨有所突破，而这种直白的表达方式，无疑使竹枝词从文人化的情景空间，走向社会批评的公共领域。(35)这其实是比传统士大夫更低一层的底层文人们表达他们现实关注的一种方式，无论在康乾盛世，还是晚清民初，都有一定的受众和市场，并形成了竹枝词中非常鲜明的变风一脉。可惜最近百年来，这一传统渐趋消散和冷落。 另一个次级的变化特征，则是纪风型竹枝词的时代指向，从纪今转向考古，最后又转回到纪今。这应该不难理解，早期的纪风型竹枝词，没有非常明确的地志书写目的，只是随手记载掌故见闻而已，展现的多是当下时代的一些人事风情，尚停留在一种无意识的碎片化书写阶段。直到清代中叶，百首以上的竹枝组词越来越多，而且与早期作品没有主题分类、层次结构涣散不同，这时的不少竹枝组词都有分题，甚至有些组词下先有若干类目，类目以下才是每首分题，层次感非常清晰。如许承祖的《西湖渔唱》，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之体例；秦荣光的《上海县竹枝词》，悉本同治年间的《上海县志》。他们对方志书写体例和理念的借鉴，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在一些尚无方志的偏远地区，竹枝组词自觉地行使了方志本应承担的文化责任，如杨甲秀撰《徙阳竹枝词》，天全知州陈松龄坦言“州向无志书，询之故老，文献均无所考……因付梨枣，以补志乘之阙，以当文献之助”，(36)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天全州志》。一旦竹枝词如上所示，开始步入了自觉的地志文学的发展阶段，那么，古代志书编纂观念与理论对竹枝词创作的影响，是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志书编纂的最核心理念之一，书写对象的古今之争，即“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的历史观差异，对后来的竹枝词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旦竹枝词的创作主题从民间风情转向历史故实，那么，其时代指向从纪今转向考古，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但方志有首修、续修之别，首修多“厚古薄今”，持一种百科全书式的书写意图，体现出一种对人文历史的关怀；而续修多“厚今薄古”，聚焦于新兴事物和当下世界，更多的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关怀。同理，这一差别落实到竹枝词的创作中，便是即使竹枝词的发展步入了地志文学阶段，也只是其前期作品偏重考古，后来的诸多续作又回到了纪今的热潮中去。如孟超然续写《福州竹枝词》，感慨杭世骏原作作于五十二年前，“近者生齿日盛，习俗相尚，亦有不尽如前所云者”；(37)王德森写《吴门新竹枝词》，对比早期的章法作品，亦有“伤风败俗之事，远不如今日之甚”的哀叹。(38)当然，这些作品中的纪今，已是较自觉的地志书写观念影响下的纪今，不再是早期略无目的的泛情式采风了。 不仅竹枝词如此，其他趋于地志书写的诗歌体类亦如此。只不过不同的演变节奏，让它们的转向出现在先后不一的时间点上。比如景观诗(39)(或称地名诗)起始于沈约《八咏诗》，唐代已有《海阳十咏》、《敦煌廿咏》等组诗，至宋代最终形成百咏的规模。这一文类的发展，同样存在一条从纪今到考古、从考古回到纪今的线索。景观题咏刚出现的时候，大多只是随目所及，即景咏景。到南宋以后，随着百咏诗的体式结构日趋成熟，加上诗歌自注模式的广泛应用，“文献足征”的实录观念开始流行起来，地名百咏成为最先完成地志书写转型的一种文类。自此以后，有系统、有溯源地考古纪闻成为地名百咏的常态，而后世不断地续写、补写环节，又让这类书写行为在详古的同时不忘详今。就由今向古、由古向今的时间折点而言，地名百咏远早于竹枝词及其他相似体类，它在宋元明三代的地志文学书写实践中的筚路蓝缕之功，必须予以正视。直到清代前期，它在地志文学中的主导和先行地位才被声势浩大的竹枝词创作浪潮所取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