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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学与小说 《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着，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然而，格非者既格物，也格非；事事矛盾，相生相克，万物乃存。 格非的“大学”显然是张季元之流的“革命大道”。它除了前面说到的“想娶谁就娶谁”之类的“天下大同”、“绝对自由”；还有与之相“适应”的“十杀令”，其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容大致如下：一、有恒产超过四十亩以上者杀；二、放高利贷者杀；三、朝廷官员有劣迹者杀；四、妓女杀；五、偷盗者杀；六、有麻风、伤寒等传染病者杀；七、虐待妇女、儿童、老人者杀；八、缠足者杀（后经众人再议，改为自革命成功之日起凡再缠足者杀）；九、贩卖人口者杀；十、媒婆、神巫、和尚、道士皆杀。这十全大杀既有对古来国人的种种令规、彩头（如“十全大补”）的戏谑，也有对摩西十诫之类的反衬。 此等“革命大道”在张季元书写日志的过程中即被解构。而与之同构的秀米式革命或花家舍式共和不仅成为格非小说的变奏，而且与一种或可称之为基调的矛盾性相互交织，并一起将小说的底线推延到了某种极致。 《庄子·外物》有“饰小说以干县令”之谓。据说这是“小说”一词的最早出处。虽然“县令”之义迄今未有定论，但小说曾经作为稗官邪说、街谈巷议的同义词却是基本可信的。它因此一直为道统所不齿，直至维新变法及梁启超的一纸《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后，才逐渐得以正名。当然，这不仅是中国历史的需要，也直接受惠于西方文化。如今，小说这种“真实的谎言”或“痛苦的狂欢”愈来愈体现出比正史更为强劲的力量。在格非笔下，它是一种反宏大叙事的宏大叙事。 即使不将“江南三部曲”中的另两部纳入视野，《人面桃花》也已然独立构成了一种新宏大叙事。它无疑是格非迄今为止着力最甚的一部小说，也无疑是当今世界文学在各种“回归”声浪或取法中形成的一个丰富的声部，一抹多维的风景。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类似矛盾多多。总之，作品在如上及诸如此类的二律背反中完成了矛与盾或大学与小说的共生。 众所周知，矛盾修辞（Oxymoron）拿两种互不兼容，甚至截然相反的词语来形容同一事物，从而生发强烈、奇崛的悖论式效果。由于这种修辞格往往“出人意料”，因而也特别引人入胜。但像格非这样将矛盾推延至叙事范畴并在一部作品中体现如此矛盾的风格却实实罕见得很。这多半与格非长期研究叙事学、探究文学规律有关。篇幅所限，我这里不能展开，且因无缘专门研读格非而未及细读他的所有著述，只能就《人面桃花》略陈管见，甚而择要不格致、点到却为止。 我想，以上矛盾大抵与格非的文学参悟或艺术无意识有关。简言之，迄今为止，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回答文学是什么，以及文学何为、文学何如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文学（诗）言志，但也能抒情；它有用，但又分明是无用之用；它可以载道，同时还可能指向消遣，甚至游戏等等。凡此种种，说明任何表面上足以自圆其说的文学命题或理论体系，完全可以推导出相反的结论。换言之，文学及文学批评犹如基因图谱，在一系列矛盾中呈螺旋式沉降和发散之势。言志与抒情、有用与无用、载道与消遣，以及写实与虚构、崇高与渺小、严肃与通俗，甚而悲剧与喜剧、人学与物象、传承与创新等等，时至今日，均可能找到充分的佐证或理由。 也许，《人面桃花》的矛盾叙事是有意的，可谓以乱示乱；也许《人面桃花》的矛盾叙事是无意的：古典与先锋、悲剧与喜剧、玄秘与狂欢、审美与审丑、逼真与失真等等，相生相克，但最终是否相得益彰，一是读者说了算，二是时间说了算。一方面，如上矛盾及凡此种种多少体现了乱象丛生的世道人心；另一方面，矛盾的叙事终究难免叙事的矛盾。 诚然，无论格非有意无意，世界如是，人心如是！当我们满嘴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时候，我们的历史却被鲁迅等无情地冠以“吃人”二字。况且，“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格非的矛盾叙事多少见证了他的某种矛盾或参透，即古典与现代、驳杂与单纯、精心与任意等诸多叙事方法和矛盾因素的兼收并蓄、杂然共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