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近代学人的文学批评中，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但就王国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断而言，便影响了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近年来，随着学术思想的解放，人们不再囿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思维定式，开始重视唐以后之诗，宋以后之词及元以后之曲，各个时代的各种文体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因此，在元明清文学的研究中，便给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可喜景象。非但如此，更有学者试图突破文体壁垒，从多种文体交叉与融合的角度展开研究，此又古代文学研究中之别开生面者。近读赵义山教授等人所著的《明代小说寄生词曲研究》，便在这方面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该著从中国古代小说散韵结合入手考察。这一问题，从前虽也引起过不少学人的注意，但立足小说者多，立足诗词者少；关注诗歌较多，留意词曲者少；论及文体结构较多，着眼文体流变者少；至于汇集有明一代小说中之全部词曲作品，并从文体交汇与融合的角度切入而作纵横阐论者，无疑自《明代小说寄生词曲研究》始，故其开疆拓宇的学术价值与重要意义，便格外引人注目。窃以为有几以下个方面最值得重视。 一、“寄生词曲”这一崭新概念的提出。对于小说中出现的词曲作品，究竟如何定位？怎样认识小说中寄生词曲与小说母体的关系？著者认为：对于小说中出现的韵文，“如果站在小说本位立场来看，它们自然是小说文体的构成部分，已经与小说文体中以散体叙述的文字融为一体，……血肉相连，密不可分了。然而，如站在诗词曲赋等韵文本位立场来看，作为传统的各体韵文，在融会进小说之后，其原本所具有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虽然被程度不同地削弱，甚而发生了某些变异，但作为诗词曲赋所具有的一些最基本的文体特征，如讲究声韵、平仄、句式等，却始终被保存下来”。“散体之文始终是小说文体结构的基本骨架和血肉主体，而诗词曲赋等韵文，不过是依附于基本骨架和主体血肉的某些局部，其主从关系是客观存在着的”。并进一步分析说：“如果从文体传播的角度看，被融会进小说的诗词曲赋作品，相当一部分不能独立流传于世，它们大多是依附于小说文体才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因此，其依附性和寄生性特征尤其突出。正因为融会进小说文体之中的诗赋词曲始终保持着它们固有的文体特性，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我们便可以将其从小说文体中分离出来，而作为古代诗赋词曲的一个组成部分去进行观照与研究”(该书《绪论》)。很显然，著者的这种认识是辩证的，实事求是的，也是科学的。当然，这种科学的分析与认知，是建立在既以小说为主体，又以词曲为主体，以及小说与词曲之文体交汇融合的通观视野之上的，这应该是这一课题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令人眼前一亮的出彩之处。循“寄生词曲”这一新的概念，推而广之，如继续研治古代小说中融汇的其他文体，则径可以“寄生诗歌”、“寄生辞赋”、“寄生骈文”等名之，其影响所及，意义重大。 二、有明一代小说中词曲作品的全面辑录。看一部专著的学术贡献与学术价值，新的视野、新的角度、新的观点固然非常重要，而其作为立论基础的资料爬梳与文献汇集，也是一个考量的关键。《明代小说寄生词曲研究》的著者，耗时七载，历经艰辛，广搜博览，将约七百种明代小说翻检一过，共辑录寄生词曲约4000首，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研讨，这种在文献搜集方面不畏劳苦、“竭泽而渔”的苦功，是难能可贵的。它不仅为著者全方位探讨明代寄生词曲的价值与意义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而且，这种大规模的资料辑录所取得的成绩，本身也具有了文献学的意义与价值，它弥补了《全明词》、《全明散曲》等文献的遗缺，从基础文献上丰富了明代词曲发展史研究的完整性，“将进一步拓展明代词曲文学和词曲发展史研究的视野和空间”。著者全面辑录和整理这些词曲作品，将减少同行学人四处搜检爬梳之劳，其惠及来者，功德无量。 三、着眼于文体流变、文体融合互动的崭新视野和研究方法。当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明清时期，文体大备，为各体文学的交叉与融合提供了条件，而成为时尚的戏剧、小说，因其强大的综合性特征，则成为文体融合的最佳载体，于是，小说中寄生诗词，几成通例。尤其明代白话小说，则尤为突出。对此，著者首先结合明代社会文化背景，从文士的接受态度、市民的阅读好尚、书商逐利的干预等多方面揭示其原因，为全面研究明代小说寄生词曲展开了广阔的学术背景。其后，著者既着眼于词曲本身的流变去探讨其寄生于小说后的新特征与新风貌，又着眼于词曲寄生之后所引起的小说体式的变迁，从而全方位阐论寄生词曲的体式特征、文学特性、文化内涵及文学功能等等，故能阐幽发微，言人所未言。因其崭新而宽阔的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遂“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另辟新途，别开生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郭英德教授语，见该书封底)。 四、诸多新颖而深刻的学术见解。因为著者对文献资料的全面搜集，又从文体流变与融合互动的崭新角度切入，且从文体学、文化学、传播学等方面做纵横阐论，故多有创获，表现出了一系列新颖而深刻的学术见解。比如，著者提炼和概括出寄生词曲传播方面的寄生性、共存行、教化性，题材内容方面的广泛性、世俗性、琐屑性，语言方面的口头性、通俗性、时尚性，表达方面的直白性、灵活性、恣纵性等等，皆既新颖而又精当。又如，著者认为“明词曲化”与白话小说寄生词曲的传播有一定关系，晚明小说中诗词减少并不意味着“小说文体观念的进步与成熟”，就《金瓶梅》寄生散曲的艺术成就看其作者并非王世贞等等，亦是极深刻而新颖的见识。另如，著者对寄生词曲之民族特色与文化内涵的论述，对寄生词曲与小说叙事方式、叙述节奏、文体变迁等诸多关系的探讨，亦多新颖精辟之见。 五、尊重前贤，在广搜博采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学术需要开拓创新，但绝不能置前人的学术贡献于不顾。本书著者所论问题，往往先述前贤之见，再申以己说，可让读者知前人之积淀与新说之由来。此外，该著参考书籍的开列，也可说明一些问题。著者分若干大类(小说及词曲文献、小说及词曲研究资料、笔记杂著、历史、文学史、文化及文论著作、其他有关文集与论著、域外学者有关论著)列出主要参考文献近二百种，其涉历范围之广泛、学术视野之开阔，尊重前贤学术贡献的态度，于此也可见一斑。 总之，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明代小说寄生词曲研究》一书，资料翔实，涉题丰宏，视野开阔，方法新颖，识见深刻，多有创获。诚如沈伯俊先生所言：本书“拓展了明代词曲史和明代小说史研究的视野和空间，丰富了明代文学史的研究内涵，堪称一部高质量的、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的学术专著”。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4年4月9日第20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