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学术史讲义》 柴德赓著 商务印书馆 2013年6月第一版 361页，48.00元  《清代学术概论》手稿 柴德赓先生（1908-1970），字青峰，辅仁大学教授。1965年调江苏师院，在1970年“文革”劳动中，未随身带速效救心丸，心脏病发去世，活了六十三岁。柴先生著述不多，一部《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1982年9月）因被国家教委定为高校教材而流传较广。这部书原是讲稿，柴先生身后由江苏师院三位学生整理并请许大龄统稿作序。但据启功先生“爆料”，这书有“抄袭”陈垣之嫌，许大龄被夹在其中。 再有就是一部《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8），收了二十七篇论文，是柴一生学术结晶。他从陈垣点校过五代史，又钻研宋史，这些在《丛考》中都有体现。关于清代学术的文章在这部论文集中占了很大篇幅，可以推见柴对清代学术下了功夫。 但是去年新出版的这部讲义，柴先生必然没准备出版，因为留下来的只是提纲，为讲课而备，很多例子是随口讲的，讲稿上没有。很久以后才知道一位老学生李瑚保留了一份珍贵的听课笔记，凑在一起形成了这部书。老师的讲稿只记了很多条条框框，学生的笔记纲目未必很清，专拣有趣的例子记，最后珠联璧合，这一点最有趣。 这部书整理得很好，整理者有水平。但对于“这是什么时候的一部讲义”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却出现严重分歧。“出版说明”说“20世纪40年代初”，李瑚“后记”说“这本书收录了70年前……听柴德赓先生讲课时的笔记”，末署“2012年3月25日”。七十年前即1942年，正是“40年代初”。但陈祖武序却说“20世纪40年代中，抗战胜利，柴青峰先生德赓重返辅仁”讲授清代学术史，真是莫衷一是。 这个问题不是不能回答。《讲义》讲到明梅鷟时说：“若余嘉锡先生，自十九岁研究《四库提要》，以至今年六十四岁，故能精熟。”（83页）余季豫生于1884年，以虚岁计，六十四年后当为1947年，与陈祖武说合。陈智超《千载师生情》（商务新出《中国史学名著评论》附录）说1946年秋柴返回辅仁，亦合。李瑚高年作跋，概以整数，说得过去。“整理说明”据之而误。陈祖武这篇序概括各章大意，四平八稳，不见得好，但对年代敏感，史家求真，倒值得喝彩。 考这个时间有什么用？知人论世，在下面会看到分别。 柴德赓在梳理剃发令颁布之前的民族思想时说：“中国史上民族思想发生甚晚，南北朝时代，无所谓民族思想，北方人投南方，南方人投北方都不算一回事，都照样做官。唐朝人亦不讲民族思想，太宗时，官儿有一半是胡人，也不理会。到宋朝民族思想才激烈，宋末义士甚多，不仕异族。明末的民族思想是在剃发令下达后激起来的，之前没有。”（31页）其原因有三：一，明末李自成入关，官员受他压榨很深，清兵入关官吏反觉得可以苟安，大批投降。二，明末有三饷（辽、剿、练），清兵入关后，立即取消，老百姓一身轻松。三，清朝的制度，旗人当兵是义务，汉人不强你当兵；旗人不许经商。老百姓种田、经商，少受骚扰。“不与民争利，老百姓就不觉得有亡国之痛了。至于士大夫，不讲民族思想的更多。举子、秀才更谈不到，张献忠在四川开科取士，亦有人投考。他们可以要求李自成开科取士，也可以在清朝考举人进士。顺治三年丙戌科进士，不是取了几百人吗！第一名是傅以渐，聊城人，去年傅斯年先生提起傅以渐，原来是他的先世。这一科很寒碜，全是北方人，南方人来不了，还在抵抗。这样的士大夫还有什么民族思想可谈！”（同上） 这话若说在1947年前后，那隐含的内容就出来了。我们知道，抗战结束后，傅斯年最主张惩治汉奸及追究留下未走者，“傅斯年惩治汉奸的声誉让人们相信，汉奸应该押送到他那里去拘禁”（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205页），甚至引起了抗议游行。傅斯年档案里更保留了一位实业家聂云台写给傅斯年的信，揭发他服务于伪政府的一个亲戚、著名历史学家瞿宣颖（兑之）就藏在他家里（同上）。这些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历史年代。 没有见到有材料反映傅斯年对陈垣有什么不满甚至追究，但柴德赓的这段话不会空穴来风。柴自己离开北京去了四川的白沙女师，不存在这问题，他是为陈垣护。不期然地，为历史学家傅孟真先生上了一堂历史课。 陈垣看不起思想史研究也是一重公案。认为“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警告蔡尚思应该“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383页）。 至于学术史，援庵应该不会看不起，因为他也讲过清代学术的课（柴著与之亦有渊源），但是很显然，学术史的研究弄不好依然要犯同样的毛病，所以援庵原话是“思想史、文化史等”。同时，援庵看不起“终成讲义的教科书”，这也当是柴不甚重视此讲义的原因。今日某巨公自言可以同时带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经学史四个方向的博士，在援庵眼里，前两项首先便落了空，后两项怎样，也难说。援庵这话不是真的反对这几种史，是反对这种极易出现的倾向。 柴德赓喜欢引用沈钦韩的几句话，沈在《王荆公文注自序》里说：“夫读一代之文章，必晓然于一代之故实，而俯仰揖让于其间，庶几冥契作者之心。”这话也可以这么说，“夫论一代之学术，必晓然于一代之故实。”不还原历史背景，不能读懂文章；不了解历史细节，不能理解一代之学术。这是柴著第一个特点，从考史走向学术史。 柴著注重讲“现状”，是这个特点的反映。他谈到清人入关以后，“第一等读书人决不应考，决不应徵，不考自然不做八股文，一入学即读有用之书，为学问而学问，所以清初学者盛极一时，人人著书立说，开了许多新路子，造成新的学风”（34页）。但不应考，不应徵，当然有风险。清人其实有不能不考的苦衷，为门户计，有的先跪在祖宗神主前打了板子，再去应考的。也有一经考上，立即归家，一辈子不做一天官的，因已保门户，便不进取。明史馆初开，徵聘黄梨洲，不去，没有法子，就让弟子万斯同、万言，儿子黄百家参加（47页）。为了笼络，康熙十八年举行一次博学宏词，十七年即开始保举，地方官如有人才而不保举，则治罪，故官员皆至遗民家叩请应试。能不参加者，生死须置之度外。顾亭林寄诗友人：“为言顾彦先，已办刀与绳。”亭林被保在内，为其甥所撤出。黄宗羲亦被撤出，京师有学生（33页）。剃发令颁布以后，有人剃一次头，作祭文一篇（32页）。环境写出来了，才能让人理解这环境里会产生什么，清代学术就在这氛围里逐渐酝酿。 黄宗羲治史，自谓其父被逮，谓之曰：“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读《献徵录》。”（46页）焦竑《献徵录》记明代碑传，即名人事迹。柴著第二个特点，就是讲很多故事，讲掌故。我们看到李瑚笔记记了很多例子。掌故是什么？掌故是学术史，谁传谁，谁骂谁，皆是也。可以想见这课当时的效果。沉淀了故事，上升到理论的所谓学术史，摆了辨章学术的姿势，流于姿势而已，一打就垮，也没劲透了，“可以噉饭，可以得名”，以虚论为入微。 柴著很多地方注重细节，他讲清代学术的形成，其中一点，万历年间是个转折，清代初年的学者，生在万历年间的非常多，严衍生万历三年，钱谦益万历十年，孙奇逢万历十二年，朱舜水二十八年，李清三十年，傅山三十二年，黄宗羲三十八年，张尔岐四十年，顾炎武四十一年，王船山四十七年，马骕四十八年，这些人鼎鼎大名，都生于万历年间，开花结果都在清初（25-27页）。 有些地方讲得比较细，比如他讲顾亭林治学一诵二听三抄。诵就是大声念，然后背出来，三大家里面顾最行，后面王念孙行。听比较有意思，他找声音洪畅者四人，设左右坐，先生居中，使一人诵而己听之，遇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详问而辩论之。凡读二十纸易一人，周而复，《十三经》毕，接温《三史》，或《南》《北》史（63页）。抄就是抄书。柴先生不是给你总结，而是摆给你看。“你看！他们是怎么弄学术的。” 他这样深进去讲，而不是浮在面上。把清代学术的振兴真正讲出来了。前面两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任公讲“思潮”，钱宾四讲“思想”，都觉得有点架空，浮在面上。这倒真不是见庙拜佛，而是鲜明的感受。要究其成因，恐怕不是柴高出梁、钱一截，而是陈援庵“空泛弘廓”四个字挂在头顶，不敢放松，一定要从故实讲进去，从细节讲进去。学术发展有个历史的由头，这才对。不讲故事的学术史，是唬人的。 第三个特点是认为目录学是学术史，他讲清代，《四库提要》用不上，就特强调《书目答问》，刘乃和是柴的学生，回忆文章里专门提到这部书；《史学丛考》里有一篇专门的文章。目录学是学术史，这当然也是陈垣的意思。 这本讲义不完整，只讲到钱大昕，钱大昕没有讲完就结束了。三本学术史各有特点，各有侧重。梁任公聪明人，善于找个角度，设个统系给你统起来，读得并不细。钱宾四以人为纲，要细些，但思想和学术混在一起，讲理学人物多。（余英时后来在《论戴震与章学诚》里干脆就叫“学术思想史”，其实很混淆，学术史就讲学术史好了。）柴的这部就注重毛奇龄、汪容甫那些读书多的人，他只讲学术，不混思想，故事多，细节多，看得出，他读得最细。但这要看人，有的人完全略过去，理学人物一个也不讲，有些人读得很细，像全祖望。乾嘉里面，可惜有些人物他没讲，是因为没有读，比如高邮王氏四种可断定没读过，因为在《讲义》里明说陈垣的《读书杂志》被周祖谟借去，两三年不还，他没的读。很遗憾，不然乾嘉这段会讲得更好。我们下面着重讲下章学诚。 有一句话在讲义里重复了两遍，那就是“陈校长常云，史学不可自章学诚入手”（55、127页）。为什么？还不是因为“空泛弘廓”那四个字，章学诚是史学中的议论派，“主义多，所作者无多”、“少实在东西”（127页）。因为能议论，所以显得有思想。钱大昕，让他如何议论去？ 《文史通义》五将学者分成两种：“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其实，这不是两种人，是两种状态。只有在沉潜考索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走向高明独断，谁见过没有沉潜考索的高明独断？人的性分确实在两者之间有偏优，但学术之路都得这么走，就是从考索走向独断，两种状态交叉出现，螺旋上升。不走就跑要不得。 章学诚推崇郑樵《通志》，认为“卓识名理，独见别裁”，“足以明独断之学”。看不起马端临《文献通考》，“分析次比，实为类书之学”。章氏恨类纂，认为编纂材料无独到见解。很多时候独到见解就是善于找到一个角度，并非真理在握。柴德赓认为《文献通考》之类，实则可以保存材料，亦甚可贵。可见两派意见实在不合。十年前（即1937年），钱穆《近三百年》谓“东原、实斋乃乾嘉最高两大师”，可谓拔高。上世纪七十年代余英时作《论戴震与章学诚》，正要坐实师说。他说：“为什么王阳明为了和朱熹争论‘格物’‘致知’的问题，最后必须诉诸《大学古本》，踏进了文本考订的领域？”认为明代理学走到清代考证学有“儒学传统”内的“内在理路”（三联版《论戴震与章学诚》总序）。原来清代考证学的形成竟然有这样的内在理路！我们讲“实事求是”，从来不讲“实逻辑求是”，内在的理路只是逻辑，不是“实事”，要得到“实事”就得考史。柴的这部残缺的讲义倒是立得住。 看书这件事，有时候视野窄又盯着看，容易“一星如月看多时”，小星看成大星，大星看成月亮。余先生是月亮还是太阳，我不敢说，但无论如何都是大星；柴先生著作少，只好是小星。但一篇十二页的文章《章学诚与汪容甫》及半部《清代学术史讲义》已使大星相形见绌。当然这是我一人的看法，难免是“抱着小星当太阳”。 关于柴德赓的人品略说几句。《启功口述历史》里面说：“当时陈校长有意安排我到校长室做秘书，便让柴德赓先生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想去，以便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陈校长，但我的处事态度有点守旧，先要照例客气一番：‘我没做过这样的工作，我怕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啊！’柴德赓回去向陈校长汇报时却说，启功郑重其事地说他不愿来，这真叫我有口难言。于是他把一个和自己非常熟悉的学生安排了进去，也许我那番‘谦逊’的话正中柴德赓先生的下怀，他很想借这个机会安排一个人，以便更多地了解、接触陈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88、89页）考其时间在1934年，启功二十三岁。柴较启大四岁，当时二十七岁。刘乃和说柴1929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1933年毕业，1936年受聘于辅仁大学历史系（《史学丛考序》）。中间三年，据陈智超的说法“1933年大学毕业后，他一度回到南方。1936年又调回辅仁大学历史系”（《殊途同归》，110页），但据何荣昌、张承宗《柴德赓先生传略》，中间三年执教于辅仁附中（《青峰学记》，第2页）。那么这个“学生”则是附中学生。刘乃和到1939年才入辅仁作柴的学生，此人决不是刘，但刘后来的经历与此如出一辙，知其事当有。 启功又说：“柴德赓为人很乖巧……很能博得陈校长的喜欢。陈校长这个人有这样一个特点，特别是到晚年，谁能讨他喜欢，他就喜欢谁，认准谁，也就重用谁，即使这个人工于心计（原注：这里的这个词不带任何贬义），或别人再说什么，他也很难听进去了。……历史系主任一直由张星烺担任，后因身体不好而辞职，陈校长便让柴德赓接任。后来据历史系的人讲，有些人发起会议，当面指责他，把他说的一无是处，气得他面红耳赤，最后还是斗不过那些人，被排挤出辅仁，到吴江大学（后改为苏州师范学院）去任历史系主任。”（《启功口述历史》，114、115页） 写事易，写人难。刻画全面更难。还是启先生又写出柴的另一面，他说：“柴先生朋友特别多，几乎当时学术界、教育界不认识他的人很少，有人说他为什么有那么多朋友，他有一种魅力，和他认识的人自自然然没有隔阂。”（《尊师重友 真诚待人》，《青峰学记》，23页） 但这个“工于心计”、“乖巧”又“自自然然与人无隔阂”的柴德赓后来到了苏州江苏师院“连遭诬陷，屡受迫害”，最后“含冤而死”（刘乃和《史学丛考·序》，第2页），这又是为什么呢，没人能回答这问题。柴、启二人都少年失怙，视陈垣为父，有竞争关系。二人去世，陈智超所写纪念文章都用同题（《千古师生情》），以示不偏。 纸上识人，至难决断；但文字上的事，却八九不离十。柴的文章，屈隐伸张，文字厉害。《史学丛考》里的前三篇都可置于援庵集中毫无愧色，《谢三宾考》更精彩绝伦。朱建春的纪念文章说，钱仲联据新见《陆氏族谱》谓陆秀夫为放翁曾孙，文章发表六天，柴就写出《陆秀夫是否放翁曾孙》，可见积累（《青峰学记》，164页）。启功记陈垣的“一指禅”，学生说错了，用右手食指冲你一指，难过得不得了，回去拼命看书。学生被称为“四翰林”的余逊、柴德赓、启功、周祖谟，在精博二字上都初具规模。但陈要求严，不让多写，柴又下笔矜慎，使得著作不多。启功回忆说：“陈老校长对学生的作品，不管是小论文、一首诗、一篇长论文，他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从题目到末尾写上年月日，一字不落地死抠。我们最怕拿一篇稿子给陈老师看，老师高兴那真是比自己写一篇还高兴。第二步不好过，一个个字抠。问：为什么写这个字？答：我不知道。问：你知道应怎么改？一直问到底，最后老师才指出应用那个字。”（《青峰学记》，21页）刘乃和《史学丛考序》和陈智超《千古师生情》都提到“师生之间讨论学问，有时到深夜。一个问题，双方有不同意见时，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只好以书为证。于是两人提着马灯拿起小凳，到书库去查书讨论。问题解决，乐在其中”。陈智超《殊途同归：励耘三代学谱》中说：“祖父经常说，文章写好后不要急于发表，一定要请人家批评。有三种人，一种是自己的长辈，一种是自己的平辈，一种是自己的学生辈。”（54页）同辈中主要是三个人：陈寅恪、胡适、伦明。学生辈则是柴德赓，这从抗战时期的家信中看得出来，他让儿子把文章转给柴，一则说“青峰走后，余竟无人商榷也”，一则说“《出处篇》亦油印一份，已寄青峰，他能知我心事”（《中国史学名著评论》附录，165页）。 读了柴先生的以及关于柴先生的几本书，生出很多感慨。他是陈援庵的学术继承人，他是紧跟派，不是紧跟领袖，而是紧跟陈垣。我前面说援庵不轻视学术史，但也没说重视，他对思想史文化史“空泛弘廓”的观念影响了柴，从《史学丛考》二十七篇文章来看，能清楚地感受到柴的敏感神经指向学术史研究。最遗憾的就是他自己没有及早地意识到这一点，集中精力做一部东西出来。在《章实斋与汪容甫》中他考出王念孙、孙星衍、洪亮吉、汪中、章学诚曾先后在朱筠幕，如果能继续考他们几位的相互影响，将是非常有趣的一部书。我一方面同意援庵的意见，一方面又为柴没有全力研究学术史而遗憾，这个矛盾也很有趣。最后说一下目前学术史研究的现状，援庵说的不能“垂久远”，我觉得一点不错；但他说的不能“动国际”，却完全错了，动国际的正是这一套，不很有趣吗？《讲义》开篇就说后世了解前人，时空隔断，只能凭著作，当时再有名再厉害，没著作白瞎。竟一语成谶，惜哉！ 最后读了陈垣柴德赓通信，1958年10月28日，陈垣写给柴说：“你十一月中旬到京开会，当可畅谈，藉申积愫，可惜一元诸旧，均与我等分途，会晤时，未必能如前此欢畅耳。”（《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595页）颇有孤立感。前边说陈门四翰林，并非陈门弟子就这四个，也并不是这四个最厉害，而是“九一八”以后星散，只留这四个经常去，其他如储皖峰、牟润孙、台静农都是亲近的弟子。我问过牟润孙的一位很亲近的老学生，问牟先生对柴有评论吗，答说：“竟然没提过，可能不以刘乃和为然。”这回答很妙，不提柴因了刘。柴、刘都左倾，陈垣晚年为人所议，身边的人有无责任，有多大责任？启功看似说小孩儿话，保不准话里有话；看似该说不该说的都说了，恐怕还是没说尽。当然这些是猜测，这种事没有记载，如果猜错，只好自己认。我虽然极爱柴的考证文字，但也不能为他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