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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 “你看!他们是怎么弄学术的”

http://www.newdu.com 2017-10-11 东方早报 张旭东 参加讨论
《清代学术史讲义》 柴德赓著 商务印书馆 2013年6月第一版 361页,48.00元 《清代学术概论》手稿 柴德赓先生(1908-1970),字青峰,辅仁大学教授。1965年调江苏师院,在1970年文革劳动中

    
    《清代学术史讲义》 柴德赓著 商务印书馆
    2013年6月第一版 361页,48.00元
    
    《清代学术概论》手稿
    柴德赓先生(1908-1970),字青峰,辅仁大学教授。1965年调江苏师院,在1970年“文革”劳动中,未随身带速效救心丸,心脏病发去世,活了六十三岁。柴先生著述不多,一部《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1982年9月)因被国家教委定为高校教材而流传较广。这部书原是讲稿,柴先生身后由江苏师院三位学生整理并请许大龄统稿作序。但据启功先生“爆料”,这书有“抄袭”陈垣之嫌,许大龄被夹在其中。
    再有就是一部《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8),收了二十七篇论文,是柴一生学术结晶。他从陈垣点校过五代史,又钻研宋史,这些在《丛考》中都有体现。关于清代学术的文章在这部论文集中占了很大篇幅,可以推见柴对清代学术下了功夫。
    但是去年新出版的这部讲义,柴先生必然没准备出版,因为留下来的只是提纲,为讲课而备,很多例子是随口讲的,讲稿上没有。很久以后才知道一位老学生李瑚保留了一份珍贵的听课笔记,凑在一起形成了这部书。老师的讲稿只记了很多条条框框,学生的笔记纲目未必很清,专拣有趣的例子记,最后珠联璧合,这一点最有趣。
    这部书整理得很好,整理者有水平。但对于“这是什么时候的一部讲义”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却出现严重分歧。“出版说明”说“20世纪40年代初”,李瑚“后记”说“这本书收录了70年前……听柴德赓先生讲课时的笔记”,末署“2012年3月25日”。七十年前即1942年,正是“40年代初”。但陈祖武序却说“20世纪40年代中,抗战胜利,柴青峰先生德赓重返辅仁”讲授清代学术史,真是莫衷一是。
    这个问题不是不能回答。《讲义》讲到明梅鷟时说:“若余嘉锡先生,自十九岁研究《四库提要》,以至今年六十四岁,故能精熟。”(83页)余季豫生于1884年,以虚岁计,六十四年后当为1947年,与陈祖武说合。陈智超《千载师生情》(商务新出《中国史学名著评论》附录)说1946年秋柴返回辅仁,亦合。李瑚高年作跋,概以整数,说得过去。“整理说明”据之而误。陈祖武这篇序概括各章大意,四平八稳,不见得好,但对年代敏感,史家求真,倒值得喝彩。
    考这个时间有什么用?知人论世,在下面会看到分别。
    柴德赓在梳理剃发令颁布之前的民族思想时说:“中国史上民族思想发生甚晚,南北朝时代,无所谓民族思想,北方人投南方,南方人投北方都不算一回事,都照样做官。唐朝人亦不讲民族思想,太宗时,官儿有一半是胡人,也不理会。到宋朝民族思想才激烈,宋末义士甚多,不仕异族。明末的民族思想是在剃发令下达后激起来的,之前没有。”(31页)其原因有三:一,明末李自成入关,官员受他压榨很深,清兵入关官吏反觉得可以苟安,大批投降。二,明末有三饷(辽、剿、练),清兵入关后,立即取消,老百姓一身轻松。三,清朝的制度,旗人当兵是义务,汉人不强你当兵;旗人不许经商。老百姓种田、经商,少受骚扰。“不与民争利,老百姓就不觉得有亡国之痛了。至于士大夫,不讲民族思想的更多。举子、秀才更谈不到,张献忠在四川开科取士,亦有人投考。他们可以要求李自成开科取士,也可以在清朝考举人进士。顺治三年丙戌科进士,不是取了几百人吗!第一名是傅以渐,聊城人,去年傅斯年先生提起傅以渐,原来是他的先世。这一科很寒碜,全是北方人,南方人来不了,还在抵抗。这样的士大夫还有什么民族思想可谈!”(同上)
    这话若说在1947年前后,那隐含的内容就出来了。我们知道,抗战结束后,傅斯年最主张惩治汉奸及追究留下未走者,“傅斯年惩治汉奸的声誉让人们相信,汉奸应该押送到他那里去拘禁”(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205页),甚至引起了抗议游行。傅斯年档案里更保留了一位实业家聂云台写给傅斯年的信,揭发他服务于伪政府的一个亲戚、著名历史学家瞿宣颖(兑之)就藏在他家里(同上)。这些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历史年代。
    没有见到有材料反映傅斯年对陈垣有什么不满甚至追究,但柴德赓的这段话不会空穴来风。柴自己离开北京去了四川的白沙女师,不存在这问题,他是为陈垣护。不期然地,为历史学家傅孟真先生上了一堂历史课。
    陈垣看不起思想史研究也是一重公案。认为“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警告蔡尚思应该“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383页)。
    至于学术史,援庵应该不会看不起,因为他也讲过清代学术的课(柴著与之亦有渊源),但是很显然,学术史的研究弄不好依然要犯同样的毛病,所以援庵原话是“思想史、文化史等”。同时,援庵看不起“终成讲义的教科书”,这也当是柴不甚重视此讲义的原因。今日某巨公自言可以同时带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经学史四个方向的博士,在援庵眼里,前两项首先便落了空,后两项怎样,也难说。援庵这话不是真的反对这几种史,是反对这种极易出现的倾向。
    柴德赓喜欢引用沈钦韩的几句话,沈在《王荆公文注自序》里说:“夫读一代之文章,必晓然于一代之故实,而俯仰揖让于其间,庶几冥契作者之心。”这话也可以这么说,“夫论一代之学术,必晓然于一代之故实。”不还原历史背景,不能读懂文章;不了解历史细节,不能理解一代之学术。这是柴著第一个特点,从考史走向学术史。
    柴著注重讲“现状”,是这个特点的反映。他谈到清人入关以后,“第一等读书人决不应考,决不应徵,不考自然不做八股文,一入学即读有用之书,为学问而学问,所以清初学者盛极一时,人人著书立说,开了许多新路子,造成新的学风”(34页)。但不应考,不应徵,当然有风险。清人其实有不能不考的苦衷,为门户计,有的先跪在祖宗神主前打了板子,再去应考的。也有一经考上,立即归家,一辈子不做一天官的,因已保门户,便不进取。明史馆初开,徵聘黄梨洲,不去,没有法子,就让弟子万斯同、万言,儿子黄百家参加(47页)。为了笼络,康熙十八年举行一次博学宏词,十七年即开始保举,地方官如有人才而不保举,则治罪,故官员皆至遗民家叩请应试。能不参加者,生死须置之度外。顾亭林寄诗友人:“为言顾彦先,已办刀与绳。”亭林被保在内,为其甥所撤出。黄宗羲亦被撤出,京师有学生(33页)。剃发令颁布以后,有人剃一次头,作祭文一篇(32页)。环境写出来了,才能让人理解这环境里会产生什么,清代学术就在这氛围里逐渐酝酿。
    黄宗羲治史,自谓其父被逮,谓之曰:“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读《献徵录》。”(46页)焦竑《献徵录》记明代碑传,即名人事迹。柴著第二个特点,就是讲很多故事,讲掌故。我们看到李瑚笔记记了很多例子。掌故是什么?掌故是学术史,谁传谁,谁骂谁,皆是也。可以想见这课当时的效果。沉淀了故事,上升到理论的所谓学术史,摆了辨章学术的姿势,流于姿势而已,一打就垮,也没劲透了,“可以噉饭,可以得名”,以虚论为入微。
    柴著很多地方注重细节,他讲清代学术的形成,其中一点,万历年间是个转折,清代初年的学者,生在万历年间的非常多,严衍生万历三年,钱谦益万历十年,孙奇逢万历十二年,朱舜水二十八年,李清三十年,傅山三十二年,黄宗羲三十八年,张尔岐四十年,顾炎武四十一年,王船山四十七年,马骕四十八年,这些人鼎鼎大名,都生于万历年间,开花结果都在清初(25-27页)。
    有些地方讲得比较细,比如他讲顾亭林治学一诵二听三抄。诵就是大声念,然后背出来,三大家里面顾最行,后面王念孙行。听比较有意思,他找声音洪畅者四人,设左右坐,先生居中,使一人诵而己听之,遇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详问而辩论之。凡读二十纸易一人,周而复,《十三经》毕,接温《三史》,或《南》《北》史(63页)。抄就是抄书。柴先生不是给你总结,而是摆给你看。“你看!他们是怎么弄学术的。”
    他这样深进去讲,而不是浮在面上。把清代学术的振兴真正讲出来了。前面两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任公讲“思潮”,钱宾四讲“思想”,都觉得有点架空,浮在面上。这倒真不是见庙拜佛,而是鲜明的感受。要究其成因,恐怕不是柴高出梁、钱一截,而是陈援庵“空泛弘廓”四个字挂在头顶,不敢放松,一定要从故实讲进去,从细节讲进去。学术发展有个历史的由头,这才对。不讲故事的学术史,是唬人的。
    第三个特点是认为目录学是学术史,他讲清代,《四库提要》用不上,就特强调《书目答问》,刘乃和是柴的学生,回忆文章里专门提到这部书;《史学丛考》里有一篇专门的文章。目录学是学术史,这当然也是陈垣的意思。
    这本讲义不完整,只讲到钱大昕,钱大昕没有讲完就结束了。三本学术史各有特点,各有侧重。梁任公聪明人,善于找个角度,设个统系给你统起来,读得并不细。钱宾四以人为纲,要细些,但思想和学术混在一起,讲理学人物多。(余英时后来在《论戴震与章学诚》里干脆就叫“学术思想史”,其实很混淆,学术史就讲学术史好了。)柴的这部就注重毛奇龄、汪容甫那些读书多的人,他只讲学术,不混思想,故事多,细节多,看得出,他读得最细。但这要看人,有的人完全略过去,理学人物一个也不讲,有些人读得很细,像全祖望。乾嘉里面,可惜有些人物他没讲,是因为没有读,比如高邮王氏四种可断定没读过,因为在《讲义》里明说陈垣的《读书杂志》被周祖谟借去,两三年不还,他没的读。很遗憾,不然乾嘉这段会讲得更好。我们下面着重讲下章学诚。
    有一句话在讲义里重复了两遍,那就是“陈校长常云,史学不可自章学诚入手”(55、127页)。为什么?还不是因为“空泛弘廓”那四个字,章学诚是史学中的议论派,“主义多,所作者无多”、“少实在东西”(127页)。因为能议论,所以显得有思想。钱大昕,让他如何议论去?
    《文史通义》五将学者分成两种:“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其实,这不是两种人,是两种状态。只有在沉潜考索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走向高明独断,谁见过没有沉潜考索的高明独断?人的性分确实在两者之间有偏优,但学术之路都得这么走,就是从考索走向独断,两种状态交叉出现,螺旋上升。不走就跑要不得。
    章学诚推崇郑樵《通志》,认为“卓识名理,独见别裁”,“足以明独断之学”。看不起马端临《文献通考》,“分析次比,实为类书之学”。章氏恨类纂,认为编纂材料无独到见解。很多时候独到见解就是善于找到一个角度,并非真理在握。柴德赓认为《文献通考》之类,实则可以保存材料,亦甚可贵。可见两派意见实在不合。十年前(即1937年),钱穆《近三百年》谓“东原、实斋乃乾嘉最高两大师”,可谓拔高。上世纪七十年代余英时作《论戴震与章学诚》,正要坐实师说。他说:“为什么王阳明为了和朱熹争论‘格物’‘致知’的问题,最后必须诉诸《大学古本》,踏进了文本考订的领域?”认为明代理学走到清代考证学有“儒学传统”内的“内在理路”(三联版《论戴震与章学诚》总序)。原来清代考证学的形成竟然有这样的内在理路!我们讲“实事求是”,从来不讲“实逻辑求是”,内在的理路只是逻辑,不是“实事”,要得到“实事”就得考史。柴的这部残缺的讲义倒是立得住。
    看书这件事,有时候视野窄又盯着看,容易“一星如月看多时”,小星看成大星,大星看成月亮。余先生是月亮还是太阳,我不敢说,但无论如何都是大星;柴先生著作少,只好是小星。但一篇十二页的文章《章学诚与汪容甫》及半部《清代学术史讲义》已使大星相形见绌。当然这是我一人的看法,难免是“抱着小星当太阳”。
    关于柴德赓的人品略说几句。《启功口述历史》里面说:“当时陈校长有意安排我到校长室做秘书,便让柴德赓先生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想去,以便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陈校长,但我的处事态度有点守旧,先要照例客气一番:‘我没做过这样的工作,我怕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啊!’柴德赓回去向陈校长汇报时却说,启功郑重其事地说他不愿来,这真叫我有口难言。于是他把一个和自己非常熟悉的学生安排了进去,也许我那番‘谦逊’的话正中柴德赓先生的下怀,他很想借这个机会安排一个人,以便更多地了解、接触陈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88、89页)考其时间在1934年,启功二十三岁。柴较启大四岁,当时二十七岁。刘乃和说柴1929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1933年毕业,1936年受聘于辅仁大学历史系(《史学丛考序》)。中间三年,据陈智超的说法“1933年大学毕业后,他一度回到南方。1936年又调回辅仁大学历史系”(《殊途同归》,110页),但据何荣昌、张承宗《柴德赓先生传略》,中间三年执教于辅仁附中(《青峰学记》,第2页)。那么这个“学生”则是附中学生。刘乃和到1939年才入辅仁作柴的学生,此人决不是刘,但刘后来的经历与此如出一辙,知其事当有。
    启功又说:“柴德赓为人很乖巧……很能博得陈校长的喜欢。陈校长这个人有这样一个特点,特别是到晚年,谁能讨他喜欢,他就喜欢谁,认准谁,也就重用谁,即使这个人工于心计(原注:这里的这个词不带任何贬义),或别人再说什么,他也很难听进去了。……历史系主任一直由张星烺担任,后因身体不好而辞职,陈校长便让柴德赓接任。后来据历史系的人讲,有些人发起会议,当面指责他,把他说的一无是处,气得他面红耳赤,最后还是斗不过那些人,被排挤出辅仁,到吴江大学(后改为苏州师范学院)去任历史系主任。”(《启功口述历史》,114、115页)
    写事易,写人难。刻画全面更难。还是启先生又写出柴的另一面,他说:“柴先生朋友特别多,几乎当时学术界、教育界不认识他的人很少,有人说他为什么有那么多朋友,他有一种魅力,和他认识的人自自然然没有隔阂。”(《尊师重友 真诚待人》,《青峰学记》,23页) 但这个“工于心计”、“乖巧”又“自自然然与人无隔阂”的柴德赓后来到了苏州江苏师院“连遭诬陷,屡受迫害”,最后“含冤而死”(刘乃和《史学丛考·序》,第2页),这又是为什么呢,没人能回答这问题。柴、启二人都少年失怙,视陈垣为父,有竞争关系。二人去世,陈智超所写纪念文章都用同题(《千古师生情》),以示不偏。
    纸上识人,至难决断;但文字上的事,却八九不离十。柴的文章,屈隐伸张,文字厉害。《史学丛考》里的前三篇都可置于援庵集中毫无愧色,《谢三宾考》更精彩绝伦。朱建春的纪念文章说,钱仲联据新见《陆氏族谱》谓陆秀夫为放翁曾孙,文章发表六天,柴就写出《陆秀夫是否放翁曾孙》,可见积累(《青峰学记》,164页)。启功记陈垣的“一指禅”,学生说错了,用右手食指冲你一指,难过得不得了,回去拼命看书。学生被称为“四翰林”的余逊、柴德赓、启功、周祖谟,在精博二字上都初具规模。但陈要求严,不让多写,柴又下笔矜慎,使得著作不多。启功回忆说:“陈老校长对学生的作品,不管是小论文、一首诗、一篇长论文,他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从题目到末尾写上年月日,一字不落地死抠。我们最怕拿一篇稿子给陈老师看,老师高兴那真是比自己写一篇还高兴。第二步不好过,一个个字抠。问:为什么写这个字?答:我不知道。问:你知道应怎么改?一直问到底,最后老师才指出应用那个字。”(《青峰学记》,21页)刘乃和《史学丛考序》和陈智超《千古师生情》都提到“师生之间讨论学问,有时到深夜。一个问题,双方有不同意见时,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只好以书为证。于是两人提着马灯拿起小凳,到书库去查书讨论。问题解决,乐在其中”。陈智超《殊途同归:励耘三代学谱》中说:“祖父经常说,文章写好后不要急于发表,一定要请人家批评。有三种人,一种是自己的长辈,一种是自己的平辈,一种是自己的学生辈。”(54页)同辈中主要是三个人:陈寅恪、胡适、伦明。学生辈则是柴德赓,这从抗战时期的家信中看得出来,他让儿子把文章转给柴,一则说“青峰走后,余竟无人商榷也”,一则说“《出处篇》亦油印一份,已寄青峰,他能知我心事”(《中国史学名著评论》附录,165页)。
    读了柴先生的以及关于柴先生的几本书,生出很多感慨。他是陈援庵的学术继承人,他是紧跟派,不是紧跟领袖,而是紧跟陈垣。我前面说援庵不轻视学术史,但也没说重视,他对思想史文化史“空泛弘廓”的观念影响了柴,从《史学丛考》二十七篇文章来看,能清楚地感受到柴的敏感神经指向学术史研究。最遗憾的就是他自己没有及早地意识到这一点,集中精力做一部东西出来。在《章实斋与汪容甫》中他考出王念孙、孙星衍、洪亮吉、汪中、章学诚曾先后在朱筠幕,如果能继续考他们几位的相互影响,将是非常有趣的一部书。我一方面同意援庵的意见,一方面又为柴没有全力研究学术史而遗憾,这个矛盾也很有趣。最后说一下目前学术史研究的现状,援庵说的不能“垂久远”,我觉得一点不错;但他说的不能“动国际”,却完全错了,动国际的正是这一套,不很有趣吗?《讲义》开篇就说后世了解前人,时空隔断,只能凭著作,当时再有名再厉害,没著作白瞎。竟一语成谶,惜哉!
    最后读了陈垣柴德赓通信,1958年10月28日,陈垣写给柴说:“你十一月中旬到京开会,当可畅谈,藉申积愫,可惜一元诸旧,均与我等分途,会晤时,未必能如前此欢畅耳。”(《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595页)颇有孤立感。前边说陈门四翰林,并非陈门弟子就这四个,也并不是这四个最厉害,而是“九一八”以后星散,只留这四个经常去,其他如储皖峰、牟润孙、台静农都是亲近的弟子。我问过牟润孙的一位很亲近的老学生,问牟先生对柴有评论吗,答说:“竟然没提过,可能不以刘乃和为然。”这回答很妙,不提柴因了刘。柴、刘都左倾,陈垣晚年为人所议,身边的人有无责任,有多大责任?启功看似说小孩儿话,保不准话里有话;看似该说不该说的都说了,恐怕还是没说尽。当然这些是猜测,这种事没有记载,如果猜错,只好自己认。我虽然极爱柴的考证文字,但也不能为他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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