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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般与个别 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同样徘徊在虚实两极之间。这是无庸置疑的，但同时也是无可厚非的。虽然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人文学者普遍重视人物性格塑造，以致到了十九世纪，性格擢升为一切文学创作的重中之重、要中之要（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论自不待言，黑格尔美学的要义对此也多有涉及），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对于人物性格的偏废也是不言自明的。从卡夫卡到博尔赫斯，我们看到的几乎仅有观念和意象。我们甚至无法对他们笔下的某个形象的外在轮廓和内在心志形成较为清晰的印象。反之，我们几可明确说出林黛玉、薛宝钗或贾宝玉相貌何如、秉性如何，或者准确描述安娜·卡列尼娜或包法利夫人的万方仪态，盖因他们（或者说曹雪芹和托尔斯泰）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身心构造和想象基础。而现代文学非但常常不屑于描写人物外表，甚至连人物内心也每每被消释在无限的不确定中，却美其名曰复杂和相对，并为极端的主观接受或相对主义预设了空间。 格非的人物描写虽算不得精细和古典，却也并未完全放任自流。其中《人面桃花》的主要人物主要由人物相互描摹。譬如，张季元的外表主要由秀米完成“建构”，反之，秀米则主要又张季元代为表征。张季元在其日记中写道： 目如秋水，手如柔荑…… p.89 她的脖子是那么长，那么白…… p.101 如此等等，疏疏朗朗，三言两语，当可使读者悉知秀米是个身材高挑、天生丽质的美人儿。至于人物性格，它主要由情节来推演，同时反过来推演情节。这也是一般古典作家的做法。譬如莎士比亚，即使“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他对忧郁王子的性格描写却不能不说是有机的、完整的。 问题是格非似乎并不刻意刻画人物性格，尤其是主要人物，如陆秀米及其父亲、张季元以及花家舍大当家王观澄（有些次要人物反倒更加活灵活现，让人过目不望，思之犹存，譬如翠莲，再譬如花家舍的三当家、五当家等，这说明格非并不缺乏塑造性格的机巧）。且不说他们的疯具有相似性，即使是在日常行为的逻辑性上，他们也极具相似性。张季元对秀米的爱缺乏逻辑铺垫，除了简单的外表描述，几乎无关乎后者性格或心性方面的表述；同样，前者对秀米缺乏外表的吸引，其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也不为后者所理解，却靠区区几句狂语（很大程度上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诳语）征服了她。至于陆侃和王观澄，他们的相似性则几可用《百年孤独》中的阿卡迪奥们或奥雷良诺们相比拟。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体无意识也许果真是格非最着力表现的内容。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个性（或人物性格）必然让位于类型化（或群体化）形象而退居至次要地位。 此外，人物一旦作为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代言”，也便具备了相对的“一般性”、“普遍性”或“永恒性”。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认为一流作家写人性，二流作家写现实，谓“只有表现一般的自然才能给人愉悦，也才能使愉悦长久……莎士比亚超越一切作家……他的人物不因地域风俗的改变而改变，放之四海而皆存”。[9] 然而，布莱克针锋相对，他的诘问是：一般自然，有这样的东西吗？一般原则，有这样的东西吗？一般人性，有这样的东西吗？他坚信只有特殊性、个别性才彰显价值。一般性是白痴的东西。[10] 这在后来的表现主义和印象派当中找到了各自的后人。反过来，他们同样可以将各自的源头追溯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这就是文学的矛盾，也是文学的丰富。格非并非“草根作家”，对此当心知肚明。事实上，作为文学教授，他对叙事学多有研究。他的矛盾或许有意指向约翰逊VS布莱克矛盾。屈为比附，同写极乱时世（抗日战争）的钱锺书不无类似的考量，但处理此等矛盾时却明显偏向前者，这也正是他不喜欢悲剧（如《红楼梦》）而钟情喜剧（如《西游记》）的原因。[11]而格非则明显纠结于二者之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