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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逼真与失真 逼真是虚构的反面，但它同时也是虚构赖以“成立”的基础，是文学“内规律”的重要体现，但格非在这部小说中有意颠覆“千方百计”酝酿的古典气韵和大量夹批所营造的逼真，一步步使“本事”消释于强大的虚构当中，并反过来凸显了“本事”的虚妄。 逼真与失真好比写实与虚构。换言之，虚构和想象、幻想，作为写实或真实的对应，在《人面桃花》中似乎被不加区别地一视同仁了。为避免钻牛角尖式的条分缕析，我们亦当如斯观。 众所周知，虚构作为小说创作，乃至一切文学创作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其形态和维度决定了它从联想或想象或夸张，乃至幻想的不同称谓。这当然早已是一种共识。然而，问题是虚构始终是针对真实而言的，就像是真实的影子；因此二者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可谓相生相克、相辅相成。也正是因为如此，关乎虚构的言说总是始于真实，而且每每终于真实，难以独立展开。正因为如此，虚构或想象或幻想始终未能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审美对象而受到重视，却铸就了一切伟大文学的基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格非并不曾将《人面桃花》构筑于历史之上，尽管历史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尽管海登·怀特式的“元”怀疑也值得怀疑）。 老实说，辛亥革命只是一个粗略的背景，甚或一个渐行渐远的影子。这一方面为作品的虚构提供了空间，但同时也限制了虚构的（时间）维度。作品没有涉及任何历史人物，但陆侃的想象和张季元等人的“革命”以及土匪窝花家舍可以被看作是那场革命的三种微缩变体。既是微缩，它们遂显得格外“精致”；既是变体，它们又分明被“任意”化了。但任意并不等于无法。格非的高明之处是淡化大背景、活化（逼真的）小环境，并为此使出浑身解数： （一） 潜第一人称叙述（除第三章外，秀米一直是全书的潜在叙述者。也许正因为如此，第三章也是全作最缺乏逼真感的）； （二） 夹批 既可瞻前，亦能顾后，如“[1958年8月，梅城县第一批革命烈士名单公布。张季元名列其中……（省略号系引者所加——引者按）]”；p,243 （三） 日记 如张季元日志，它的特点在于既写革命（事业），复写爱情，其“真实”程度使秀米陷入恋爱和革命的双重情网； （四） 其他细节，如夜壶、马桶、草木、家畜，等等。 但是，貌似步步为营的真实企图和由此建构的“内规律”在一系列虚构中分崩离析。首先是梦境。无论弗洛伊德们如何强调梦的“真实性”，但梦毕竟是梦。然而，格非有意打碎梦境与“真实”的界线，使秀米的梦境一次次与“实际”重叠，以至于最后连她自己也分不清哪里是梦、哪里是实了。譬如，在花家舍，秀米又做了个梦，梦见床头桌上放着一穗热气腾腾的玉米棒。有人来到床边，边啃玉米边和她聊天，说他和她是“同一个人”： “你以后会明白的。”来人道，“花家舍迟早要变成一片废墟瓦砾，不过还会有人重建花家舍，履我覆辙，六十年后将再现当年盛景。光阴流转，幻影再生。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可怜可叹，奈何，奈何。” 说完，那人长叹一声，人影一晃，疏忽不见。秀米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个梦……p.115 问题是床前“橱柜上还搁着吃了一半的玉米”。这不是柯尔律治之梦吗？有人梦见自己去了天堂，而且从天使手里接过了一支玫瑰，醒来时玫瑰就在手中。柯尔律治的问题是：该当如何？顺便提一句，所谓“六十年后将再现当年盛景”，既为《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尤其是后者留下了伏笔；也多少点出了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精神。 其次是夸张的革命（狂欢）或打家劫舍所引发的反讽。它寄生于遥远的“本事”——辛亥革命，但反过来小说叙事的虚拟程度及其“内规律”（革命+性爱+造反+打家劫舍+乌合之众）足以将“本事”化为乌有。同时，疯狂（包括陆侃）与革命、与造反、与打家劫舍、与性爱狂想成了难分难解的同义词。因此，“本事”的虚化不仅是叙事策略，也是意识形态。 诚然，小说最失真之处当推第三章。由于叙事方法（策略）的突然改变（叙述者不再是秀米这个潜在的第一人称），由于革命被夸张地渲染为一群乌合之众的疯狂游戏，作品苦心孤诣缔造的逼真被彻底瓦解。当然，换一个角度看，拿这种叙事的矛盾来指涉时代的矛盾、“本事”的矛盾也可能是作者有意追求一种艺术境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