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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几年，新移民小说在国内引人瞩目，部分作品被知名导演改编成影视作品，进入大众的视野。哈金的《南京安魂曲》，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张翎的《阵痛》、《金山》、《唐山大地震》。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道路》、《白求恩的孩子们》等作品虽然题材各异，但均具历史深度。本文将结合文本分析新移民小说如何想象历史、“历史化”的诸种方法及其带来的启示。 【关 键 词】新移民小说/哈金/严歌苓/张翎/薛忆沩 【作者简介】申霞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巴尔扎克关于小说是民族秘史的观点被《白鹿原》扉页转引后引起广泛认同。安德森将民族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认为小说与报纸等印刷媒体为“重现”民族想象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小说想象与民族想象同源①。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陈晓明花了很大的篇幅谈论文学历史化的问题并以“历史化”和“现代性”统领全书的论述，他在“绪论”中即提出：“‘历史化’与现代性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历史化’的冲动植根于现代性，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现代性依靠‘历史化’来体现。”“文学的‘历史化’就是文学叙事最终会建构起可理解的历史性，现实主义通过再现的手法，使得那些讲述的内容‘成为’客观的历史存在，并且使之具有合法性。”②写作是为了进入历史，因为“逝者如斯”，人生易朽。“立言”自古就是对抗短暂人生、通向不朽的手段。在建构民族国家的目标统领之下，20世纪中国小说叙事历史化的倾向格外醒目，历史兴亡感也是中国文学最高境界的重要维度。在小说的旗帜下，有专门书写历史事件的历史小说。在“茅盾文学奖”这个四年一评的国家最高小说奖中，历史小说也有其一席之地。可见，小说与历史既有历史渊源，也是现实话题。 以朝代更迭为结点的历史表述和以农民起义为主的历史小说形成了我们想象历史的基本方式：支撑历史叙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历史被缩减为压迫与反抗，在阶级史观的观照下，暴力革命这种导致历史断裂和剧变的时刻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并成为叙述的歌颂对象。时代话语与意识形态互相规训，语言暴力充斥整个时代，粗鄙疏陋的想象方式横行。为了有效地反抗这种单一史观笼罩下的叙述方式，作家们在《红高粱》、《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温故一九四二》等虚构历史的过程中，采取了新的历史处理方式：将重大历史日常化、亲历化，尤其是将革命、战争情爱化，并引入广大的混沌的民间维度。这种崭新叙事面貌曾让人为之一振，感觉清风扑面。但这种新历史主义的处理方式很快就碰到了它的困境，当历史的重压被驱除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历史的失重。21世纪以来，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使得历史小说写作陷入了戏说、胡说的怪圈之中。更严重的后果是，伴随消费主义的兴起，许多小说家不同程度地放弃历史化的努力，将历史降格为戏谑、娱乐的材料。文艺作品对历史越来越随意的处理方式遭到普遍的质疑，历史深度的丧失被认为是小说失重的原因之一。小说如何营造历史感以及重建庄重的历史观再度成为问题。此时，海外新移民小说强劲登陆恰好在这方面提供了借鉴。下面将详细论述这些作品如何想象历史，以及小说历史感的营造方法。 一、对民族痛史的再想象 根据安德森的考察，民族主义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目标息息相关，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的渗透和融合使民族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与战争相影随形，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形象地演绎了民族主义与战争之间的内在关联。民族之间的战争比过去为改朝换代进行的民族内部斗争对国家的历史影响更甚，因为它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在柯林伍德看来，“世界”这个概念本来就有一个地理概念演化成历史概念的过程③。在早期，帝国通过暴力战争进行扩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学叙事同样表达了这种武力扩张的过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战争题材成了纯历史情节的中心题材，几乎是唯一的题材。”④战争带来巨大的伤亡，这种伤亡不同于自然灾难带来的死亡，因为这种死亡背后始终贯穿着人的思想，历史事件不同于自然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人类的意志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而在所谓的“天灾”中，人类的心灵几乎不起作用。 编年史着重突出战争起止年、中国历史兴亡被浓缩为朝代更替史都凸显了这一点。回顾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无比巨大，抗日战争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围绕抗日产生的文艺作品数量相当多。今天，抗战的影视作品仍然占据播放的黄金时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三突出”的美学原则依然潜在地影响这些作品的创作，人物多少都有一些漫画的失真感。 如何面对这场持续八年并改写国家历史方向的战争？孙隆基指出：“海峡两岸尽管在争夺抗日之功劳，但到现在连一部像样的通俗中日战史都没有，不要说对整个日据时代各方面的详细研究了。”⑤为什么痛史要么被遗忘，要么被如此戏谑地处理？死于集中营的每位犹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而死于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中国人却成了冤魂野鬼。也许是“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使我们不愿直面甚至蓄意遗忘自身的羞耻史，躲在所谓的“正义者”的盔甲中自我麻醉、得过且过，这种虚弱的历史态度导致今天抗日剧中种种自大的现象，用自欺欺人的麻醉品来安抚、麻木民族的灵魂。久而久之，不只是通俗文艺回避历史，严肃文学艺术同样尽量避免去碰触尴尬、痛楚、屈辱的历史真相，进而使广大作家失去了审视自身历史的能力。江南这个盛产文人、作家的地方却没有出现我们期待的抗战题材的力作。 在这种文化语境中，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和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尤为可贵。二人长期在西方生活，受不同文化和历史观的影响，接触到的相关图片、口述史等所表现的史实强烈地刺激着他们的民族情感，他们希望以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来驳斥虚假的面纱和秩序的荒谬。哈金动用了“安魂曲”这样肃穆的、带宗教意味的标题，这与他的西方生活经验相关。这两部叙述抗日题材的小说都将西方的传教士等第三方的力量拉进叙事舞台，没有单单呈现中、日双方。一方面这吻合历史实情，另一方面也使叙事受到第三方力量的介入，不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不再是快意恩仇式地处理历史。全球化在他们笔下不仅表现为视野，还具象化为人物设置、叙事空间、宗教情感和民族立场。叙事不再被胜利者垄断，小人物和他者的日常生活都被历史的光芒照耀。 小说可以历史事件为题材，但毕竟不同于历史叙事，除了依赖作者合情合理的想象外，还必须找到小说的形式秘密和叙述腔调。哈金在访谈中说自己是在改了三十多遍之后才找到一种妥帖的叙述方式，选择一个很小的切口——金陵女子学院——作为进入历史的甬道，他甚至没有忘记复印金陵女子学院的地图以使我们更好地还原历史现场。美国的明妮、德国的拉贝等国际知名人士则用了原名，这是增强小说历史感的一种方法。纪录片式的镜头片段与小说故事的想象空间结合，真实感与想象空间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 讲述人安玲的选择可谓用心良苦，她身上携带着全部叙事的丰富性，她的每个心理时刻都与历史紧密环绕。首先她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妇女，善良能干、温和正直、忍耐克己，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接受了西方启蒙价值；还有，她家与日本纠葛颇深，她不会简单地以民族利益来对待“日本”这个符号。战时，安玲成为金陵女子学院中方代理人，与美国传教人明妮一道勉力经营学院，战争将她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国与家、民族与个人之间呈现巨大的裂缝，叙事人有不同的身份：中国知识妇女、基督徒、在日本留过学的男人的妻子、死于战场的身份复杂的男人的母亲、日本孙子的亲奶奶，这么多身份相互构成张力。安玲的多重身份和处境决定了她所具有的超越性。 主人公明妮是书中闪闪发光的形象，她来自西方，超越了国族和个人的利害，是人道主义的象征。当无数人因为战争撤离的时候，她却坚持留守。战争爆发，她们决定将学校办成难民收留营，收留妇女和儿童，原本只打算容纳两千人的女子学院在最高峰时期收留了一万人，她一度被难民们认为是活菩萨。她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挽救炮火轰炸中的弱小者，对异乡的苦难感同身受，并为那些被日本兵抓去的女性祈祷。当那些女孩被送回来时，出于自尊没有吐露被强暴的真相，明妮甚至善良地相信祷告的力量。她将自己的生命和金陵女子学院、和难民尤其是和玉兰这样被侮辱的卑贱女子联系在一起，她的全部情感、精力都投入到挽救难民的事业中，她为此一再拒绝了美国方面相当优渥的就业机会。但是，当老妇人丹尼森夫人这位学院的创建者回来之后，她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不仅有办学理念方面的，更有人生信念方面的。丹尼森夫人尽一切力量排挤明妮，使她的抱负完全无法施展，并用明妮引以为疚的女性被抓去强奸的事件攻击明妮。这对明妮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她患上了精神抑郁症，被迫回美国接受治疗。重回金陵女子学院是她疾病中最后的支撑，但是她一直没能再得到学院的邀请。相反，她得到的是老家一个侄女表示愿意照顾她的信笺，这让一生自尊自强、以帮助他人为己任的明妮无法接受。在1941年5月14日这个精心挑选的日子里，明妮打开了煤气，结束了她曾经璀璨夺目的生命。无疑，明妮的选择是具有悖论意味的，她最终走上了违背了基督精神的归路，违背了她曾经对难民的勉励——“厚生”。这不只显示了明妮这位忠诚的传教士对于宗教的怀疑，也反映出作者对待宗教的态度。 宗教同样没有关照安玲。她的先生耀平是一位正直的历史学家，曾经留学日本并对日本具有好感，为了避免在南京为伪政权效劳而辗转去了西南后方，解放后却因留日而被当作不可信任的人。浩文在战前承父志也去日本留学，世事难料，他在读书期间爱上了一个善良、安静的日本姑娘并且同她结婚。为了不连累爱妻及家人，浩文被迫成为日军部队的驻军医生，来到抗战现场，经受最残酷的内心折磨。在一次去郊区为中国百姓治病的路途中，被游击队作为汉奸处死。“他善良、忠诚、平凡的天性，却注定了他的毁灭。”除了好友明妮，“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浩文的消息。浩文偷偷回家看望时送“我”一个手镯却被“我”质疑，并提醒他家庭的基督徒身份。当浩文的噩耗传来，“我”只能和女儿相对而泣，还要拉上窗帘。女儿丽雅，怀着身孕四个月时因战争流产了，女婿参加了国军四处漂泊，最后跟随国军撤退台湾，并辗转来信劝她改嫁，因为苦短的人生经不起漫长的等待。 安玲不能与被儿子留在日本的妻子和儿子联系。1947年，“我”代表全体遭到日军残害的南京妇女，作为战时的目击证人到东京参加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这是“我”第一次亲临日本的国土，就在去法庭的途中，“我”看到了自己的日本媳妇和孙子阿真。寥寥几句寒暄就不得不分手，“我”将浩文送的镯子转送给盈子。在机场，她们母子前来为“我”送行，“我”却不能走过去打招呼。 安玲被永远囚禁在历史的阴影中，民族—国家的仇恨是否可以遮蔽血缘亲情？想象共同体的伦理与亲情伦理被战争割裂得千疮百孔。安玲母、子、孙的这种复杂的纠葛象征着中日两个民族的历史关系：即使儿子死于战争，两个民族之间源远流长的血缘关系依然存在。《南京安魂曲》是一本诚实的书，它不掩饰人性的恶，也不简化民族—国家和宗教，而坚持在“民族”、“国家”、“宗教”等宏大词汇背后展示一个个立体的人。所有的悲剧在这里都是具象的、活生生的、可以通过读者经验得以还原的。比如本顺，他的诉说拉开全书寒冷黑暗的序幕，他为明妮给使馆送信，结果却遭遇了骇人听闻的惨状，神经受到极大的刺激，几近混乱，最终因为参加国民党抗日而在内战中被俘虏，在新中国成立后遭遇劳动改造，未老先衰。大刘这位风趣的教师成了“右派”，即便他的女儿成为烈士也没能帮助他获得平安的生活。玉兰的父亲帮日军恢复供电系统之后被杀害，玉兰不仅得了性病，而且得了神经病，忍受了无穷的折磨后被送去哈尔滨做细菌实验，不知流落何方。与美燕一起在女子学院被挑去忍受强暴的女孩，回来后发现自己怀孕了，战时无法堕胎便自杀了。还有许多被迫生下日本军人孩子的妈妈选择抛弃孩子，她们无法忍受自己的亲生骨肉是自己被侮辱、被伤害的见证。这些人物不是主角，但他们与主要人物一道承受战争带来的灾难，承受生离死别的痛苦和无法挽救的毁灭，承受比战争更残忍的人民内部的斗争。 每一位进入女子学院求助的难民背后都携带着整个家庭甚至村庄的悲剧。每一次离开学院的出行都是一次血腥的视觉刺激，哈金以镜头般的坦率直视战争的各个角落，同时他注意刻画战争中的生活细节，比如如何应对南京的极端天气，如何买煤取暖，如何购买粮食分粥，如何为朋友送行等等，那些温暖和残酷的细节使文本朝多个维度延展。哈金注意到日常生活的底色，这是战争不能全部覆盖的部分，也是历史恒常的一部分。这本书是一种告慰，为那些屈死的亡灵，为那片血染的土地。 严歌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关注的是中西文化的差距以及移民艰难的文化身份。近年来，她越来越多地面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行想象和叙述，从不回避“文革”、抗战等重大历史事件。与哈金这种多重视角的展示方式不同，《金陵十三钗》以东方、女性双重的他者视角从侧面切入历史。文本以少女书娟之眼呈现一群躲进教堂避难的妓女为唱诗班女孩去“赴宴”的故事，血雨腥风的战争被关在教堂的围墙之外，但付出少女贞操乃至生命的故事，连宗教也无法屏蔽。在战争时代，宗教的意义更加浓墨重彩。在教堂逃难的“十三钗”主动请缨，她们的行为升华为对污浊身体的灵魂救赎。妓女的脏话却对唱诗班的女孩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被叙述人书娟讲述为“解放”。严歌苓将底层使用的粗俗之语对纯洁的少女产生的影响定义为“解放”，是别具意味的。在《小姨多鹤》中，日本女性多鹤与男人的大老婆小环在语言和行为上互相影响，多鹤与孩子们秘密的日语交流使他们确认与日本母亲的血缘，多鹤将小环“凑合”的口头禅带回了日本，“言为心声”，“语言，以及它们所蕴含的价值标准和态度，与我们认为是独立于语言的事物其实是不可分的；语言就在事物之中，事物我们始终是从这一或那一视点体验的”⑥。当作家下意识地关注语言的时候，其实也在凸显语言背后的历史，语言和思想、文化往往难分彼此。“解放”最终会落实到语言上。在中国，“解放”几乎是专有名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严歌苓巧妙地置换了“解放”的意义，这实质上也是对中国历史的反思：“解放”是有许多层面的，且一种“解放”可能是另一种囚禁，显性历史有其多重遮蔽和阴影。小说写作就是将历史暗影中的人和物解放出来，让历史的多重性、丰富性得以敞亮，将禁锢的历史能量释放出来。 在新移民作家的笔下，抗战被经过西方熏陶的眼睛重新审视，它不只是作为题材被书写，而是被超越性地重新想象。抗战不再是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对决和伤亡，还有一副世界历史的大背景和全球的格局，恰恰是这种局外力量的进入使叙事显得冷静、客观、理性。在海外新移民作家的叙述世界，抗战叙事探头由波澜壮阔的海面伸向海底的暗礁、潜流，作品因此获得静海深流的品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