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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用阶段，本家多半会请熟悉本家族的东郎。一般情况下，都是由本家族的当啷来演唱，因为本家族的当啷才了解自己这个家族的迁徙历史。如果本家族没有足够的当啷，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请外姓的当啷来帮忙，但本姓的当啷要教他关于这一支苗族迁徙的路线，来帮忙的当啷才可以唱，或者让来帮忙的当啷唱与迁徙无关的部分。而一堂丧葬仪式持续时间很长，可以由几位当啷交替来演唱，这样可以轻松一点。从而也形成这样一个习俗，主人家得有两人专门为演唱的当啷司茶，每当当啷唱完一段的时候，一人忙倒茶，另一人跪着给当啷敬茶。 因为不同姓氏的唱法有所不同，比如唱到亚鲁王的子孙那一部分，不同的姓氏可能有的唱一两部分，有的只唱和自己这一支有关系的一部分，其它部分就不唱了。而且，《开路经》的演唱因为时间比较长，要连续不间断唱一晚上，一个人唱是非常累的，所以往往需要几个人合作。既然是合作，就应该熟悉对方所唱的内容。这样，最好的合作者就是自己同姓的祭司，和自己同一支系的祭司，如果实在找不到合作者，也可以找异姓的祭司合作，只是如果他不熟悉这一支系苗族的历史，就得告诉他，这样其实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正因为这样，拜师一般还是拜与自己同姓的人。 经过学习和实践，东郎得到了内外部的认同，通过长期的演述，成为成熟的东郎，就可被更多人请去。 三、传承方式 《亚鲁王》无文字，从无抄本，一切都是由经过拜师仪式的“东郎”口口相传。因为《亚鲁王》是在丧葬仪式中演唱的，歌师当啷也就是丧葬仪式的主持人，是巫师。他可以为亡灵开路，指引亡灵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所以，《亚鲁王》歌师的传承有其特殊性。 摩公做的时候是分家族的，杨保安说“我们唱的‘开路’哪家都是一样的，只是做的时候要分家族来做，黄姓的就要去请自己家族的老摩公来做，杨姓的家族就要找姓杨的老摩公来给死人‘开路’，有些家族没有人懂得这些，主人家就要请我们去帮忙。寨子中的罗家、梁家、金家、黄家也来喊我去帮忙。” 因此，要学习《亚鲁王》必须选择那些知晓本家族历史、跟家族关系密切的人。“学演唱开路经一般不能是父传子，但父亲在招收徒弟的时候，孩子往往也可以在一边跟着学习，只是一般父亲在名义上不招自己的小孩为徒弟，孩子往往要拜另一个师傅。”韦正开提到如果“一个家庭老爹会唱了，他的娃娃多多少少都会唱一些。如果不会，哪一天老人过世，请人开路时会遭到他人笑话。”[35]韦正荣是跟父亲韦老二学的，杨光东是跟哥哥杨光顺学的。还有跟姑爹、岳父学习的。梁老四选择王老保做师傅的原因是：我们梁姓家族是请王老保来开路的，村里面有好多的人都跑去跟他学《亚鲁王》，有姓王的，有姓韦的，就是没有姓梁的人去学。我觉得记性还好，再说王老保和我们梁家关系也很好，王老保晓得我们梁家的祖先来源，因此决定跟他学唱“亚鲁”了。[36] 学习时，有时一个师傅有多名学生，但出类拔萃最后出师的是少数，如陈兴华收了不少徒弟，但最终能出师的只有三人;而有的歌师是由多个老师教授的，因为“史诗的内容本身相对独立的几个部分，譬如史诗的创世部分、亚鲁王的成长、征战部分、落地方(各家族迁徙落户的过程)、指路经的部分，东郎有各自擅长的部分，学习者可按照对方的长项去拜师学习”[37]，如陈兴华的师傅有母舅韦昌秀、伯岳父伍老桥、堂伯陈老幺，岑万兴也曾向多位师傅求教，如岑老桥、黄老华、黄老弄。 拜师时多半有个仪式，而“在宗地乡大地坝村保持着较为严格的拜师仪式。拜师时要先行请亚鲁王的仪式，后将鸡分为鸡头、鸡爪、鸡肝、鸡肠等几块，分别用叶子包好，众徒弟抓阄，拿到鸡头者为掌门传人。”[38]其他地方较为松散，水塘镇格凸村黄老金拜师时，是背着一百多斤干鱼去的;韦正开也说：拜师的时候，都要带些见面礼去，比如一两包烟、一两斤酒等;杨保安拜师时，“开始去学的时候要带米、酒肉请我叔叔教我们。我们这里都是一个敬一个，是我们苗族的老传统了，后面去学也用酒用饭来请，隔不多久大家就吃一顿好一点的，天天吃好的我们也没有钱来买那么多的东西。有时候我去叔叔家学，或者他有空了就到我家来教。”[39] 我们看到大多数年长的歌师多半都受到了“文革”的影响，廖长华、廖友生两位东郎在“文革”期间曾被抓去区里参加学习班，半年后才获准回家。1966年“文革”爆发，破除封建迷信，打倒牛鬼蛇神，东郎们都被抓进学习班劳动学习。“文革”期间麻山苗人的葬礼都是在深夜偷偷地举行。杨再华拜师学习唱诵《亚鲁王》时，还处于“文革”期间，要破除“四旧”，打倒牛鬼蛇神，打倒封建迷信，师傅不敢传教，他偷偷跑到堂舅家里学习唱诵《亚鲁王》。 每个东郎歌师都有一个传承脉络： 杨老长→杨光云→杨小陆、杨保安→杨小岩; 梁老米→梁老红→王老保→梁老四→梁老天、二儿子、梁记挖; 老不尚→黄老桥→黄老弄、黄小福、黄小友、黄小保、黄老爪、黄小才、岑小强、岑银保、岑小友; 杨氏祖公→文老保→杨老保、杨光祥→杨昌荣、杨胜青; 韦丫吉→韦吴丫→韦老二→韦正开、韦小孙、韦正荣、韦大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