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的文人，在作品中表达内心情感时，往往喜欢借用自然中的山水、草木、虫鱼。翻开厚厚的中国文学史，各种动物、植物都会纷纷涌现在我们的面前，中国文人为什么对动植物情有独钟？这一方面昭示着他们热爱自然，另一方面也传递出自然世界中隐藏着各种神秘和力量。《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这本书，梳理了文学与植物的关系，还原几千年来文人笔下的植物原貌，解析不同时代赋予植物的文学寓意，为我们重新发现中国古典文学魅力提供了新视角。  文学中的植物呈现 本书作者潘富俊是美国夏威夷大学农艺及土壤学博士，现担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景观系教授，主要讲授植物景观学、植物与文学等课程。虽然他是学理工出身，可自幼痴迷中国古典文学，他将植物学与文学两者融通，著有《草木》、《诗经植物图鉴》、《楚辞植物图鉴》、《唐诗植物图鉴》等等。而《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这本书，算是他在植物学与文学两个看似毫不搭界的领域多年思考的智慧结晶。潘富俊左手文学、右手科学，游走在这两者之间，亲手搭建起一座沟通文学与科学的鹊桥。 潘富俊在本书自序“恋恋文学与植物，传唱千年的隽永关系”中讲到，撰写本书，是他多年以来的一个夙愿，也是一种横跨文理学科的大胆尝试。全书分为二十个章节，在不同章节中，紧密围绕文学与植物这一话题，进行了严谨而不失生动的叙述。中国历代诗词歌赋、章回小说中，无论是神怪传说或吟咏感物的作品，大都有植物的描写。有的以植物启兴，有的以植物取喻，更多的是对植物的直接吟诵。而各类诗歌选集中，植物在诗词中占去了一半。一册《唐诗三百首》，43%的诗歌中出现的植物种类达81种，一万六千多首《宋诗钞》中，52%的诗歌里出现的植物种类多达260种。为了厘清古代文学作品中植物出现的数量，潘富俊借用了统计学方法，进行了精确的数据分析。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炫耀自己的理学功底多么深厚，而是为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植物“把脉”，探求植物的科学基因。  本书第二章“历代诗词歌赋的植物概况”中，潘富俊认为，中国历代诗歌中，出现植物最多的是兰、荷、柳、松、竹、桂、桑、桃、桐、茶、苔、菊、梅、茅等等。这些植物，在不同历史年代的文人笔尖之下，其精神寓意也有所别。另外，由于中国历史上版图的差异，文学作品的植物种类也有着直接的表现。如，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朝代，中西之间的文化交往频繁，如桄榔、沉香、龙脑香、婆罗蜜原本产自东南亚，黄瓜、棉花、胡麻等，产自印度和西亚，唐诗中首次出现这些植物。潘富俊对于唐代文人传世的作品里，对所引植物总数进行详细的数据分析，并且以图表方式予以精确呈现。他认为，唐代诗文作品中囊括植物次数、种类最多的诗人依次是：王维、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柳宗元、钱起、孟郊、元稹、李贺、杜牧、刘长卿、温庭筠、韦应物、刘禹锡、贯休、许浑、陆龟蒙等等。  文学中的植物寓意 书中，对于植物在文学作品中的寓意流变，潘富俊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古代不少诗人，对植物的生长规律不仅了如指掌，在诗歌中的表述也很准确到位。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潘富俊解释，只有白草枯萎时为全株白色，所以名曰白草。诗中用秋枯的白草和春天成片的梨花形容飞雪的颜色和情景，也只有熟悉这两种植物特征的诗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杰作。有一些植物，文人借以抒发情感后，后世的文学作品则紧跟其后。王维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红豆象征离别相思自王维诗始，是诗人的创意，此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红豆词》中写道：“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更以红豆刻画深沉的思念之情。植物原本没有精神层面的内涵，但是经文人创意并广为流传之后，植物不再是简单的植物。如豆蔻花，成为“豆蔻年华”的成语典故，梅兰竹菊这四种植物，则成为君子风度与气度的象征。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诗经》可谓是文学宝库中的瑰宝。潘富俊在本书第三章“诗经植物”中，对《诗经》中各种植物进行系统的梳理。他认为，305首诗中，有135篇出现植物。出现最多的植物为桑，紧接其后的是黍、枣、小麦、葛藤、芦苇、柏类、葫芦瓜、松、大豆等等。这些植物中，多数和粮食、蔬菜有关，这足以表明《诗经》是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并且很接地气。由于该诗经中的诗文都“产于”北方黄河流域，故植物也多以北方为主。《诗经》中，很多植物象征着善恶。比如莠，是一种毒草，农夫们都很厌恶，再如茨，也就是今天说的蒺藜，满身是刺，经常伤人。古人认为，蒺藜是不祥之物，应该铲除而后快。另外，棘代表了恶兆，如《陈风·墓门》篇中的“墓门有棘，斧以斯之”，暗喻心怀不轨的野心家。 《楚辞》是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孕育出的文学杰作，和北方黄河流域的《诗经》平分秋色。由于《楚辞》接通南方地脉，而南方的植物数量、种类远超北方，故《楚辞》中涉及到的植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很多植物至今都难以考辨，有的植物成为文学界和植物界中的“悬案”。为此，历代学者中，就有不少著作专门探讨《楚辞》中的各种植物。潘富俊认为，《楚辞》中出现植物最多的是“白芷”和“泽兰”。今天我们对这两种植物是陌生的，而《楚辞》中却反复出现。白芷其实是一种具有香味的珍贵药材，而泽兰是一种香草，可做香料，并用来驱邪。除此之外，薰草（蕙）在《楚辞》中时常出现。和《诗经》不同的是，《楚辞》中歌颂粮食植物的篇章极少。这是因为：长江流域土壤肥沃，物产丰饶，粮食植物并不匮乏。值得一提的是，《楚辞》中首次出现了甘蔗的记载。甘蔗原本是热带植物，这表明在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的古人已经能成功地培育甘蔗，农业种植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 文学与植物的水乳交融 成语是中国历史文化逐渐“成长”起来的、有特定内涵的专门词汇。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着不同的渊源。多数成语形象生动、言简意赅，脱胎于文学作品，又在文学作品中广泛使用。大约在3万个成语中，有800个以特定的植物为组成内容，共使用120种植物名称，这些成语可谓之“植物成语”。 潘富俊认为，植物成语中，出现最多的植物为桃，如桃李门墙、桃李满门、投桃报李、人面桃花、桃之夭夭等等20条成语。其次为柳，共有18条成语，最后依次是兰、竹、荆、豆、瓜等植物。 本书第九章“易于混淆的植物名称”中，潘富俊充分发挥植物学特长，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经常混淆的植物进行甄别。不少人在古典文学作品阅读中，混淆植物之名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此一来，要么导致作品原意难懂，要么闹出各种笑话。潘富俊指出：“鸡头”并不是动物，而是一种水生植物，其果实是中药材原料。同样的还有“鸭脚”，这是一种叶形酷似鸭脚的银杏。唐、宋诗人在诗文里，多喜欢用鸭脚表示银杏。如皮日休的《题支山南峰僧》：“鸡头竹上开危径，鸭脚花中摘废泉。”此外，他对于晦涩孤僻的植物如黄独、雀舌、旗枪、金弦、巨胜、鸡舌等等，从植物学原理出发展开解析。 本书中，潘富俊除了梳理文学中的植物，还对于国画中的植物、植物特性与文学内容、古代礼仪中的植物、文学与植物色彩、文学与野菜、文学与蔬菜、文学与瓜果、文学与植物引进史等等，也进行了分别论述。植物世界和文学世界，看上去是毫不搭界的两个世界，但是在潘富俊的眼里，文学世界和植物世界其实就是同一个世界。若文学世界中如果离开了植物，文学的表现力和想象力就会打下折扣，植物世界里如果缺少了文学滋养，植物就缺乏应有的温度与美感。中国古代文人们万万都没有想到，文学作品中成群结队的植物，无意中构建了一幅瑰丽而富有魅力的文学图景。在自然生态环境脆弱的今天，阅读《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不光是能增长植物学方面的科学知识、深化对大自然的理解，还对中国古代文人的自然生命情怀抱以最深的敬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