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许多行动都将滋养自身，或者败坏自己。人的许多动作，表情，说过的话，写下的字，莫不如此。人的许多行动无论宏大、幽微，皆事关生命的质地。所谓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式的“桃源”乍现，并非只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世外奇迹，更是深埋在人的众多行动深处的爱欲与真理。只不过，出于各种各样或主动或被动的“功利”考量——衬之以及各种各样所谓的“苦衷”，无数生命早早就被与现世俱来的匆忙与仓皇浸染，面对自己生活中的人事过往，他们很少也很难用心去打开“缘溪行，忘路之远近”这一不二法门，反倒如宿命般去堆积更多的匆忙与仓皇。然而，人生命中每一次无意或故意的放过和放弃——那些人，那些事，往往会架起更大的空洞，淘出更深的虚无。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这话意味着什么？在《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一文中，张文江先生将之称为“渔人之路”首义，云此深言“极要”，“而能否舍弃一切功利计较，正是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的根本区别。途中人‘忘路之远近’与目的地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忘空间，一忘时间，存在着思想上的相应。渔人之路最终能通往桃花源，这是潜在的基础。”[1]窃以为，根本中的根本，恐怕还在一个“忘”字，若能依此贯注精力、舍却旁骛，而不是总有一个欲往他处之我，催逼着你中途折返或弃道而行，那么一个人做任何“有大欢喜”之事，岂非就是“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我一直觉得，所有的桃源故事都密传着同一个主题：自我对他者（或“主体”对“对象”）的巨大热情与无限亲近。《桃花源》中的那个“渔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成为“桃花源”中的栖居者，成为“怡然自乐”的“此中人”，也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对世界的“爱情”。退一万步讲，纵然我们所爱并非世界，而那“缘溪之行”也仅仅是自恋自渎，其实质也不过如此，只不过，主体的爱欲对象乃换作了所谓的“自我”，或弗洛伊德所谓之“理想自我”这个隐秘的“他者”罢了。因此，人的许多行动之于生命如同溪流，不充盈，便淘空。写作正是这样的事，而对于一位十分用心的文学研究者和评论者——比如项静来说，其文学研究与评论行动自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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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静和我同门，我们都是蔡翔老师的学生。项静从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始就跟着蔡老师读书，一直到博士毕业。不用说，项静受老师的影响很深。在给项静的文学评论集《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作序时，蔡老师说：“把文学放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中讨论，然后组织我们自己的叙述活动，这样，有可能把叙事弄得很复杂。这不是问题，由繁入简，先是繁，然后才可能入简。学术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一蹴而就是不太可能的。”[2]从项静关于读书、写作的种种自述看，对于老师的话，她是认同的。这些年来，我越来越觉得，文学是在许多时候有难度的，特别是当人们将之视为一种极具融通性质的生命行动之时，文学便成了“活生生的具体总体性”的诸般呈现，同时也成了W·布斯所言思想认知、情感实践和审美形式的汇聚之所。就此而言，我们的文学研究与评论活动，也自然会要求成为一种复合行动，这样方能与文学行动本身所有的“活生生的具体总体性”相契合。在许多次的师门读书会上，我和项静及其他同门也都聊到过类似话题。这一融通复合，无疑将构成许多“对自身有要求的”文学和文学研究行动的莫大难题。
    读书人大都对知识有着分外期待，在理想意义上，知识会被视作一条通向个体生命自由与人类整体出口之路，所谓解释世界（自我）、改变世界（自我）是也。然而知识也制造障壁，生产异化，导致压迫，读书人常常冒险涉入经院重围，汲取各种高度理论化的知识，最终却未必都能够如愿以偿，获得自由与解放。其中一大困难，便是如何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如何真正做到“缘溪行，忘路之远近”，进而成为知识的乌托邦中人。这个“贯通”（实践）的核心，自然会越出知识本身，需要求知者在理论（知识）、自我（主体）和世界（各种或幽微或宏大的对象及其牵系）之间建立一种“从根本上有效”的关联，进而安放自身，也安放与自身相关的诸多他者，比如文学文本。毫无疑问，这必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邀约了自我、文本、理论和世界的无限贴近与契合，因此是召唤各方的“爱情”。
    2004年，还在读硕士研究生一年级的项静，便发表了一篇讨论陈应松小说《望粮山》的文章，名为《艰难的行走》[3]，开篇即是一句：“现代中国的不平衡发展，使得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内两个不同属性的生存空间，又因其异质性而彼此成为想象与向往的乌托邦对象。”如今看来，这个句子所动用的语词或概念——“现代中国”、“城市”、“乡村”、“异质性”、“想象”、“乌托邦”等，多多少少显得有些大，有些兀然，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只见能指不见所指的泥淖。幸好这篇文章里，项静并没有被浮现在皮面的“宏大”绊倒，而是很快开始贴着作品中的人物“行走”，开始摸着人物的内心及其命运的骨头言说：余大滚、王起山、小满、金贵……，中间虽有对舍勒和卡尔维诺等人的话语援引，也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并无任何借助理论作过度引申或阐释的嫌疑，因而整篇文章最终让人觉得踏实，且能得到十分深切的触动。与此同时，尽管文中某些宏大的语词或句子腾在半空，却始终被一根真诚的学术丝线牵挂着，且传递出未来落实和贯通的可能。
    《艰难的行走》可谓项静文学研究与评论行动的一个非常好的起点，虽然里面所呈现出来的理论抱负和写作姿态还比较低，但低有低的好处，其中最重要的，是主体（文学研究者）和对象（文学文本）的“贴”。而在我看来，“贴”是文学研究行动必备的苦心孤诣，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一个文学研究者既要有任重道远的弘毅精神，更要有踏实前行的素朴之心。这颗素朴之心，首在“贴”心，而主体同对象的每一次可真切存留的贴近，都将为日后的融会贯通铺上一块块绵延相续的精神砖石。当然如前所述，更进一步的“贴”，乃是自我、文本、理论和世界的无限贴近与契合，是对众多宏大幽微的人事进行总体安放。
    在这条“道”上，所有的行动都是重大行动，所有的关头也都是紧要关头。项静一路走来，并非没有危机和险滩。
    2
    2006年，项静硕士毕业，学位论文题为《社会主义“新妇女”与文学叙事》，在“致谢”中，项静却留有这样的话：“写论文的时候心底升起的那种落拓与不安，怀疑与缅怀，与刚进学校时的简单的乐观相比，可叹人生之匆匆，这一切终将过去，等待的是下一季节的风雨。”2009年，项静博士毕业，学位论文题为《遭遇“西方”——1980年代文学中“现代”故事的几种叙述方式》，在这一次的“致谢”中，项静则又写有这样的句子：“敲完论文的正文之后就被一种不安和对自己的不满情绪左右”，“内在与行为的离心力越来越大，没有什么东西让我感到笃定不移，我也觉得自己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包括自大学就开始侵染其中的文学。”甚至到了2014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一书的自跋中，项静似乎仍对自己从硕士到博士这六年的学术研究与写作有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怅惘之情：“正像我导师蔡翔先生直言不讳所说，对理论的生搬硬套是那时的一个常态，这也的确给我的写作带来了很多的无法排遣的困惑和空虚之感。”当然，项静这些自我分析与不满之语是同她的过度自谦绑在一起的，正如她也说过这样的话：“我对自己特别不自信，所以我的评论文章是一个自己学习的过程，把你的不自信、怀疑很多想法慢慢堆成一篇文章。”[4]但是毋庸置疑，危机和险滩也真实存在。
    首先是研究者自我处在不断流动和变化当中，这是生命成长与扩张的需要，自然也会有种种难以预料的精神历险。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对于这一流变之我的知识和世界的不断扩容、深化——越来越广阔，越来越复杂，也可能因此越来越“陌生化”，进而不断催生出它们对主体·对象之“贴”的反动与破坏。再者，那些曾经贴近过或尚未贴近过的文本，以前可以作为资源和依靠的，后来却未必能够作为更进一步的资源和依靠。还有，来自现代社会知识生产与竞争的所谓“独创”要求，以及相伴相随的，来自学院的所谓学术论文发表指标，二者铰合一处，也会制造出非理性的催逼和压迫。然而最难的，还是如何从根本上去“贯通”这方方面面皆处于流变之中的自我、文本、理论和世界，如何真正让自己理得而心安地去解释世界（自我），且试着改变世界（自我）。因此危机或险滩的中心，仍然是行动主体与诸多对象之间的无以贯通，仍然是行动主体与诸多对象之间的未能进一步·更进一步的贴近——自我与理论的，自我与世界的，自我与文本的，自我与自我的。而在这无以贯通中，往往也少不了那些被各方他者追撵而生的放弃和匆忙——在桃花源成为乌托邦之前，“缘溪行，忘路之远近”首先成为了乌托邦。“不安”、“怀疑”、“困惑”、“空虚”的背后，其实是自我对生命和世界之根本的眺望，是对确信和可靠的吁求。
    当此危机和险滩，项静没有让自己和大家失望。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跋》中，项静继续写道：“出了校门，有了一定的社会实感，对于世界终于可以说，我在此间生活中。随着年岁的增长，总想抓住点什么，总得让自己爱上某一件事情，才不至于慌张和无所依傍。”而这件事情，便是在有形无形中，转换自己多年的学术训练而为之的文学评论。虽然“基于教育背景和工作氛围，写文学评论是一个最便捷和顺手的选择”，但是对于项静而言，她所取道的文学评论“绝不是一篇分析作品的文章这么简单”，“评论家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一句话深得我心：‘作家处理语言和看待生活的观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他们就像魔镜一样，让我们窥见半隐半现的自我，并经历认识自我的震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个写作对象都可能已经成了我自己的一部分。”
    据我所知，项静此次所“缘行”的，实际是一条以退为进的言说之溪——深藏那些自己尚未真切把握的理论依附和历史开掘，纾解那些自己尚未真正落实的宏大叙述及其讨论对象，从时间上拉回自己当下所处的时代，从对象上聚焦于自己更为熟悉的作家——包括同龄人，身边的人，交往过的人，等等。短短几年间，项静接连写出多篇对当代文学的评论，其中仅专文或主要讨论的中国作家就有：甫跃辉、徐则臣、郑小驴、霍艳、李浩、蔡东、林森、于一爽、孙频、刘玉栋、毕亮、张怡微、周嘉宁、徐敏霞、路内、乔叶、薛舒、姚鄂梅、宁肯、刘继明、陈应松、林白、金宇澄、王安忆……。这是一次有别于自己以往的“缘溪”之旅，尽管那片连接自我、文本、理论和世界的辽阔水域被有意收缩，但“缘溪”者的“贯通”理想和“贴近”之心并未就此失去，反而是开始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平静、踏实、自信和从容。对于这样一个文学评论者形象，曾作为项静评论对象的霍艳有一个颇为生动的形象勾勒：“她正努力为我们寻找一个标示，可以将作品从洪流里打捞出来。我不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可以找出文学上的路标，但所有的地图，都是用脚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我仿佛看见一个弱小女子不断前行的身影，将她检验过的各种各样的作品，一部一部放置整齐，使混沌散乱的文学现场，显现出规整的样子来。”[5]
    3
    1997年，朱文写过一个长篇小说叫《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里面的主人公小丁有一句话：“我想接触人，真正地接触，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和这个社会、和别人没有关系了。一点真正的‘关系’都没有了。”如今二十年将尽，小丁的话却时常盘踞我心中。小丁所言“真正的‘关系’”，是“一种真实可信的、能够确立起责任感的联系”，“一种可以像弦一样绷紧起来的联系”，一种让身体“发热”的“联系”，我总觉得，小丁这种被作家特意形象化、具体化的“关系”或“联系”冲动背后，涌动着一个众人共有的要求，那就是对世界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些他者的“爱情”。这跟项静所说的“总想抓住点什么，总得让自己爱上某一件事情，才不至于慌张和无所依傍”，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大家都是企图通过让自己心动也让别人心动的方式，“解决精神世界的心安问题”（项静语）。
    作为一位文学研究者和评论者，这个解决，首先是真正去落实自己的研究和评论行动，警惕各种匆忙与慌张。对此，蔡老师勉励说：“不要成为一个职业批评家，成为职业批评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你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研讨会，要时时表态，要忙于应付各种各样的约稿，久而久之，要么飞扬跋扈，要么陷入一种‘事务性的写作’。要保持一种业余的写作心态，有话才说，无话就沉默，写自己想写的文章。……好在项静是在作家协会工作，不用应付每年的业绩考核，现在的大学制度是很糟糕的。”（《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序》）这个解决，更需要项静尽最大可能去“贴近”文学作品，去“真正地接触”它们，从而在自己和文本之间建立“一种真实可信的、能够确立起责任感的联系”。
    2014年1月，项静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的评论文章，此篇评论的抱负颇大，里面对二三十位“80后作家”的四五十篇作品进行了集中评论，颇有些要为“80后作家”乃至“1980年代生人”刻像的感觉，同时又如其标题所示，这还是一篇试图为一个时代盘点存档的文章。因此无疑，这也是一篇并不容易写好的文章，其中关键，是评论者能否命中如此众多作家和文本的“要害”，能否既结构好宏观，又摆放好微观，既为他人和时代“负责”，也为自己“负责”——项静也是“1980年代生人”。通过这篇文章，项静非常真切地展示出一种极用心、极用力、极体贴的评论家品质，她在文中既将宏观与幽微把握得恰到好处，捕捉到诸多“80后作家”的“心象风景”，又成功投映了评论者自己的“心象风景”，与这些“80后作家”一起，“以广泛的触角、各异的视角、勤勉而诚恳地跟这个时代和自己对话”，从而一同“‘经历’着时代”。她一边在总体宏观上不断思辨“这代人的共同时空困境：个体的失败感、历史的虚无感，故乡记忆的困惑”；一边从细腻幽微处去靠近那一颗颗“人群中最敏感的心灵”，转呈那一份份“无法轻言放弃、掩面而弃的永久赠予”。比如她对孙频小说乡土小说《月煞》的历史化勘察：“当代文学中习见的思路是知识青年的出走故乡，这也几乎成为我们习惯的现代化故事，从路遥、张贤亮、李佩甫等作家都在这个谱系上创造了众多走出‘乡村’‘故乡’的形象。孙频的反其道而行，她以一个报复和出走为主题的故事，却以不舍、和解收束。这是1980年代生人的一种醒悟，还是亲历了都市化之后对现代化故事的不以为然？是在寻觅中找不到方向的返乡之行，甚或对故乡胎记无可奈何的回归？这些方向还需假以时日，慢慢分辨。”又如她对周嘉宁作品的凝神观照：“周嘉宁的小说特别像都市守夜人的心灵之书，她的都市不是地域性的，她守候的是若有若无被覆盖了很多层障碍的情感波动，比如《美好的时光不停留》、《那儿，那儿》中的无事之殇，故事相对于情绪来说就像一个个无故伫立的残片，在风中猎猎作响。在《荒岛》这篇有点卡佛风格对话的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对话，总是对不上，前一个人说一句，后面的人会问一句什么，前面的人平滑地绕过话题，说点别的什么，而对话还是继续，看似每一句都在接骨的程序上，其实已经支离破碎。所以当周嘉宁在《荒芜城》这部特别真诚的自我剖解的小说中让主人公说出这样的话我们都不惊讶——‘做爱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渴望的无非是人与人之间无限的贴近。简直可以说为了这样的贴近，就连做爱都可以。’对于那些小心翼翼，眼神不安，时刻提防世界的夹缝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一些炙热的东西更能偎贴荒芜。”须知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为了身体的接近，假道于心灵；现在，周嘉宁的《荒芜城》对之进行了一个有趣的颠倒——为了心灵的接近，有人假道于身体。作为评论者，项静把这个关于“无限的贴近”的句子再次撷取出来，其实是同作家一道，回应了多年前朱文经由小丁提出的命题：人如何同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同他人建立起一种让心灵（也就小丁所言之“身体”）“发热”的“联系”。
    也许归根结底，还在于“解决精神世界的心安问题”（项静语），而根底中的根底，仍然脱不开解释世界（自我）和改变世界（自我）的贯通行动。为此，作家们需要“无限的贴近”世界和自我；评论者们则需要“无限的贴近”作家们创作的文本，同时“无限的贴近”世界和自我。
    4
    《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是项静评论徐则臣小说《耶路撒冷》的一篇文章，一开始，项静就将《耶路撒冷》视作徐则臣的一次“正面扑火”式的写作，认为作者需要极大的“冒险精神”，“方敢如此下笔”。随后，她用百分之九十五的篇幅深度解析了作家“直面和重述70后一代的个人历史和精神世界”，让自己笔下的“70后”人物“直面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或者信仰问题”的努力和尝试，其中不乏一位“80后”评论者对一位“70”作家的真诚赞扬与称道。但是，在文章结束关头，项静却亮出了她的一份苛责和疑虑：“作家在‘70后’的人生上覆盖了厚重的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等云层，但其实落实到小说中的部分只是涉及心安和创伤的精神层面，而且创伤又是以一个单薄的同龄人早亡事件带来的。生活在友谊乌托邦之中，没有经济压力的他们，能否回应起略显沉重的关涉一代人的诸多带着生命热情的社会学问题，就像初平阳在花街停留的日子写作中的困惑：无法在花街的生活里直接跳到困扰‘70后’一代的景观和问题中去。小说从作家手中脱落的那一刻起，它就要去遭逢各种可能的命运，作家的初衷究竟有没有实现，有没有变异，似乎不那么重要。我们可以把这归咎于太早开始回忆，或者真正回忆的时刻尚未莅临。”我非常支持项静对徐则臣的这份苛责和疑虑，因为我越来越觉得，决定一个人生命质地的不仅仅是他成就了什么，而且是他放弃了什么，有时候，可能后者比前者更加具有决定性的力量。那曾经被我们放弃的，那遁入幽暗世界的，往往却在我们的无意识中建立起它们的复归和统治，而那矗立在光明地界的成功之城，关键时刻却每每不堪一击。除非，我们最终能够重新正视自己本质上的失败，重新去面对那些被我们放弃或绕开的东西，人，和事。一本书，也是这样。“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这是小说《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句，也是其中主人公之一初平阳将要撰写的专栏文章《2019》开头一句，希望它能预示着某种新的“贯通”行动的开始。
    对于每一个想要“无限的贴近”世界和自我的人来说，那些被冒险“绕过”的“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等云层”，那些“关涉一代人的诸多带着生命热情的社会学问题”，那些未曾抵达的历史，那些仍在进发的理论，等等，那些“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项静说得没错：“耶路撒冷也许只是个幌子，是一个发声，一个单词，一个地点，一段情怀，但它是所有人必须去面对的硬问题”，这个“硬问题”既是作者未来要面对的问题，也是评论者未来要面对的问题。
    老实说，就一位年轻的文学评论者而言，就文学评论写作需要在文学文本与理论文本之间往返摆渡的特殊性而言，项静已经做得很好，她的许多评论文章都能让我们看到一种内在于写作者自身的真实和踏实，我相信，项静所进行的此类写作属于“一种真实可信的、能够确立起责任感的”写作。如此，一个点一个点地走过去，走下去，每一个脚印都将成为一座言语的城堡，而评论者和文本间的每一次贴近，也都将促成一次心灵的确信，并将不断汇聚成更加广阔而坚定的确信和爱——为自己，也为他人。不过在我看来，这种“确信和爱”的最大意义还在于，它是那个如大洋般的“贯通”的一部分。
    像项静这样的文学评论者，定然会在追慕文学文本之无限丰富的同时，意识到文学文本的有限性——它们最多只是人们朝向世界、自我和真理的“半条溪流”。当下的、中国的文学文本，无疑更其有限。在《杀人游戏，或相遇》一文中，岳雯曾说项静的不少文章皆可谓“标准意义上的学术论文”，项静“借文学问题讨论的也是学术界关心的大问题”，“可是，这于我们而言，仿佛是孩童捏着嗓子学大人说话，那个更本真的声音还是会忍不住抬起头来。项静把那些声音都用在那些从欧洲漂洋过海，然后在我们这个国度安顿下来的异乡作家身上，这个名单是：劳伦斯•布洛克、保罗•奥斯特、奈保尔、路易吉•皮兰德娄、桑德•怀尔德、尤多拉•韦尔蒂、乔纳森•弗兰岑……她对外国小说有着不知餍足的热情，它们为她建立起一个框架，让她在评论中国作家的时候是处在一个世界视野之中。” [6]在此，我想说的是，无论岳雯的把脉是否准确，也无论项静是出于何种“热情”而将自己阅读和写作的视野朝向世界文学，她必然会发现，即使是全世界的、历代的文学作品聚集一处，也照样摆脱不掉其文学文本的有限性。
    在“鲁院第26届青年评论家对话录”中，项静有言：“我所向往和尊敬的批评家，首先应具备强大的阐释能力，能够把隐约未明的文字世界做出向我们打开的尝试，就这一点来说，需要各方面的知识储备和文学修养。其次还要有自己的立场，一套对世界和文学的基本的判断，当然这个东西可以随着你的阅读和经历而改变修正。”[7]据此我相信，在未来的文学研究与评论行动中，项静必定会重新“缘行”那条虽长期仰仗却又部分“绕开”的理论之溪——人们从言语领域朝向世界、自我和真理的那另外“半条溪流”——无论“缘行”者被想象或解释为持何种立场、属哪个派系。也就是说，凭借着自己一点一滴渐渐建筑起来的安妥和勇气，以及不断蓄积的力量和方法，项静在未来一定会用她“正面扑火”式的行动去重新面对自己曾经遭遇的危机和险滩。那时，文本、理论、世界和自我将会重逢，在行动者日益“笃定”的“贴近”和“贯通”努力间重逢，经由这种重逢，项静所获得的，将是更大的“心安”。
    不过，在这样的重逢中，项静也必将反复“贴近”虚无。“缘溪行”的尽头（或者说目的地）是“桃花源”，“桃花源”本身却需要一个来处或支点。也许，那便是虚无。而“贴近”和“贯通”虚无便构成了一切“贴近”和“贯通”行动的最后基础。在这点上，我赞同科耶夫“导读黑格尔”时发表的一个见解，他说：“自然的或‘神的’定在的最后基础，是永恒地与本身保持同一的给定存在或力量。相反，人的定在的最后基础，人的实在性的根源和起源，是否定性的虚无和力量，而否定性的实现和显现，仅仅是从给定存在的‘同一’转变成‘辩证的’或历史进程中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中，仅仅在行动中和通过行动才有人的‘存在’（可以说，行动是人的‘本质’），动力不是作为给定物的存在的东西，而是原本不存在的东西。如果自然或‘上帝’是拥有存在的存在，那么人是成为虚无的虚无——在他‘扬弃’存在的东西和创造不存在的东西的时候。黑格尔哲学的根基是表现或显现为否定性的、自由的和意识到自己行动的虚无……在存在中维持作为虚无的人的力量的辩证运动，就是历史。”[8]因此，一切“爱情”也都是在虚无的肚腹中创造出来的“爱情”。蔡老师鼓励项静说：“文学评论也是可以创造一个世界的，这个创造，常常依托了对文本的分析和阐释，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和阐释，我们创造另一个文本。”（《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序》）继续努力！项静同学。
    （吕永林,上海大学中文系）
    本文载于《南方文坛》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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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亦可见张文江：《读<桃花源记>一得》，《学术月刊》1989年 第11期。
    [2]亦可见蔡翔：《这个时代的表情》，《读书》2014年11期。
    [3]项静：《艰难的行走——漫谈陈应松的<望粮山>》，《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
    [4]见《青年报》2015年2月4日A12版。
    [5]霍艳：《海上五人记》，《光明日报》2015年1月9日。
    [6]岳雯：《杀人游戏，或相遇》，《文学自由谈》，2015年第1期。
    [7]《“写本乎判断力，本乎良心”》，《文学报》2015年4月23日。
    [8]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684－6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