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节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妇眼中的乡村图景》[1]在微信圈广泛传播，破败的乡村形象和凋敝的图景成为被广泛传递的文学意象；2015年春节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春节回家到底看什么》[2]在网络和媒体上造成刷屏效应，引起了在文化界和媒体传播深远的“返乡”话题；这个话题还可以往上继续追溯到2010年梁鸿写作的《中国在梁庄》[3]和2013年的《出梁庄记——梁庄在中国》[4]两部非虚构文学。这三位写作者都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都有农村生活的经历，他们的写作带着人文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和问题意识，以某个村庄作为个案，是他们由城市返回乡村的社会观察记录，并且由对当代文学的反思和人文学者对当代中国的经历和认识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写作形式。近年来，由媒体、知识界所形成的对乡村社会的关注以一种社会调查、观察和个人经验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并且衍生了大量的返乡日记、返乡观察，也收获了超越一般文学写作的社会关注。他们的写作以及由他们的写作所激发的集体主义式的写作现象中包含着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信息，文学以什么方式去呈现今天的村庄，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与现实的问题，其中所牵涉的经验真实与艺术真实、虚构与非虚构、具体与抽象等问题，也是观察当代文学的一种方式。
    “返乡”文学是我自己的一个粗略的命名，主要是指近年来在出版、传播特别是新媒体上出现的返乡观察、返乡日记的写作现象，这种写作容易唤起熟悉的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的朴素古典情怀，也有沈从文《湘行散记》中久别返乡的细节之爱和对故乡现状的隐隐担忧，更重要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对乡村社会发展进程，对城乡二元化结构下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呈现和思考，当然还有他们自身城市生存焦虑的折射。这类写作以个人记忆和亲历为经，以社会问题和考察记录为维，以非虚构的方式呈现出自己返乡所观察的乡村生活，其中夹杂着现代人的怀旧、乡愁以及对整个时代、社会和国家发展隐忧的复杂感情，有一种深切的情怀，期冀引起社会的关注和期望一种乡村世界的变革和改造。钱理群先生在《20世纪中国的五次乡村运动》一文中有一个总结[5]，在20世纪的百年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中国青年有一个“前仆后继”地奔赴农村，走向民间的文化传统。“五四”的先驱者（以李大钊的《青年和农村》为倡导的新村运动）是第一代；三十年代的共产党人和乡村建设派是第二代；到延安去的青年知识分子是第三代；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第四代；“文革”中的知识青年则是第五代。这五次“到农村去”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寻找真理，探索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的方式，背后也有各种政治经济的推动力量。而与这五次返乡运动相关的文学记录和文学作品，也都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比如与知青生活密切相关的“寻根”文学，乡村成为一种活力和美学。“返乡”文学是知识分子返乡、试图反哺乡村的衍生品，既是知识分子的个人行为，也是百年知识分子传统的延续，在由文化和文学所塑造的城乡关系世界中，“返乡”即是知识者的实践行动，又是非常重要的写作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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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妇眼中的乡村图景》以婆家兄弟姐妹的生活为例，讲述了一个农村家庭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变故和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政府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机所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基层执行计划生育的粗暴和失责等，给这个农家带来种种无声的悲剧，悲剧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存，并且由一个小家庭而影响到整个大家庭。这个农村大家庭面临先天的劣势，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势断裂，改革开放无数的财富和机会，几乎都没有流到他们的生活中去，他们内心的伤痕和波澜没有获得疏通的渠道，面临一种天聋地哑的困境，这是对政府治理和城乡规划提出的质疑。另一个问题是针对乡村的未来，回馈乡村，何以可能？呼吁建设一种更为持续发展的城乡关系，弥合撕裂的社会，给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以上升的通道和一种健康的有安全系数的生活。王磊光的返乡笔记主要讲述农村生活的现状和个人见闻，比如最重要的是农村生活的“原子化”，他所记忆中的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到过年时相互串门，集体上街玩等等。婚姻市场化，房子车子成为炫耀和社交的媒介，知识无力感等标志的乡村社会的世俗化，急功近利，攀比成风，这也是乡村内空之后的种种不良风气现象。梁鸿对于农村的观察更为宏阔和细致，她从梁庄内外展开的，呈现了梁庄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留守儿童的无望，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自然环境的破坏，家庭的裂变，“性福”的危机，建设的流于“形式”，进城打工的梁庄人流转组合，他们的尴尬和智慧，精神困境和生存艰难等。
    三位作者所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在展示村庄里的中国，它的物质与精神世界目前是什么样的生态，为什么会是让人深感凋敝落后的面貌，以及在担忧村庄的未来在哪里。在他们的作品中，除了这些活生生的人和事，还有一个隐形的主角——村庄，村庄作为一个当代文学形象由来已久，“在30-40年代之交的‘民族形式’大论争之后，村庄这一乡土中国社会的最小单位，开始成为中国作家书写的重要对象。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在40-70年代的文学中，存在着某种 ‘村庄’为主体的文学叙事范式……40—70年代表现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诸多小说中，自然村落几乎总是被作为叙事的主体，并且在现代农民主体、乡村共同体与社会主义理想之间，构造出一种不同于启蒙立场的书写形态。”[6]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里，何士光的《在乡场上》、贾平凹小说《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小说中，村庄未必是故事的主角，但那个有未来前景、有生气、有活力、有尊严的小世界，是一切改革和人生故事的“乡场”。而今天的“返乡”文学中，无论从自然景观还是社会景观上看，村庄都已经累累伤痕，不复旧日光彩，有批评者把对它们的呈现称之为“新伤痕文学”，而在这种文学意识形态里，村庄几乎已经成为恶托邦的代名词。
    关于农村、村庄凋敝的叙述，非常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农村曾经繁荣过吗？梁鸿也承认，“如果说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梁庄始终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一代代人生命的更替，命运有时像一种轮回，而农民始终在中国社会结构里处于相对底层的位置。”近百年来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从经济角度讲，农村相对于城市一直是贫困的，虽然曾出现过50—70年代政治上翻身的时代。这几部非虚构作品关于今天村庄生活的观察基本都有一个时间线索，建立一种叙事，首先需要把杂乱、偶然、无序的日常生活放进时间线条中，这些作者的童年时代记忆，大部分都是80年代的农村，这也是他们叙述的起点和隐形的参照系。《中国在梁庄》开头梁鸿回到梁庄做长期停留，“从二十岁出外求学到现在，每次回家我都只是短暂停留，这次我终于可以长时间地和他们（家人）在一块儿生活，一起重温过去的温馨，回忆过去的那些艰难岁月。”路途遥远颠簸，囊中羞涩都没能减少生活的美好记忆，少年时代骑自行车走过乡村公路， “沿河而行，河鸟在天空中盘旋，有时路边还有长长的沟渠，青翠的小草和各色的小野花在沟渠边蔓延，随着沟渠的形状高高低低一直延伸到蓝天深处，有着难以形容的清新与柔美。村庄掩映在路边的树木里，安静朴素，仿佛永恒。”接着，青春年少回忆中的唯美画风陡转回到现实的千疮百孔，马路变成高速，给村民们的生活带来改变，近在咫尺的两个村庄要绕道才能过去，村民不谙交通规则，经常发生悲剧，“乡村的生态被破坏，内在机体被损伤并没有纳入建设前决策者的考虑范围。高速公路，犹如一道巨大的伤疤，在原野的阳光下，散发出了强烈的柏油味和金属味。”王磊光《博士返乡日记》里对乡村个人原子化的分析也是基于童年记忆的对照，小时候“我和我的众多表哥，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关系好得不得了，但这一二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一年最多在过年时见一次，平均下来每年还没有一次，因为他们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亲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现在大家都骑着摩托车拜年，去亲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东西，客套几句，就要离开了。”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友情、亲情变化的图示。黄灯也有类似的表述，“在我记忆中，故乡虽然说不上富裕，但绝对是一个山青水秀，人情味极浓，而且有着良好风气的地方。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农村总是流行“严打”，但“严打”的对象从来就没有在故乡这块土地上出现过。但最近几年，我却深刻地体会到故乡变了，故乡烂了，烂到骨子里了，只要一踏上故乡的土地，谁都能感受到这块土地的无序、污浊和浮躁！”[7]
    三位作者对于故乡的美好印象和青少年时代的记忆，应该都在1980年代，文学叙述除去故乡和童年的浪漫想象之外，也可以在学术研究中找到支撑。根据曹锦清的研究[8]，农民自己认为“80年代农民的日子最好过”，1978年到1980年持续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大概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百，而城市的供给价格一分都没有变化。这是中央在20世纪80年代对农村第一次做出让步，也是国家第一次对农民进行财政转移支付。那时东南沿海和中部地区的城乡结合部，大量的农民投身乡镇企业，农民也因此获得了一定的工商业收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个重要的农村现象就是农民都盖起房子来了，这一时期资本没有大量进入农村，也没有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和打工潮，基本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之内。高晓声有一篇小说《李顺大造屋》，李顺大从旧社会到新社会几经周折，又重新燃起造屋的梦想就是在1977年，并且最终实现，这是那个时代农民生活开始好转的一个注脚。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安的盖房子和办窑厂大概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内，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双水村的第一能人孙少安用机器办起了砖瓦窑，并且第一家在村里修正了一院新地方，村里其他人也纷纷开始搞副业，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孙少平与田晓霞谈起自己要为父亲盖新窑洞的愿望实现了，“窑洞的好坏，这是农村中贫富的主要标志，它直接关系一个人的生活尊严……对我来说，这却是实现一个梦想，创造一个历史，建立一座里程碑！这里面包含着哲学、心理学、人生观，也具有我能体会到的那种激动人心的诗情。”这个时段的村庄叙事修辞，都是与“尊严”、“梦想”连接在一起的，比如何士光的《在乡场上》，一个怯懦没有尊严的农民终于可以挺直腰杆说话了，他的自信和尊严是建立在土地上，耕种出来的粮食成为他的立身之本，几乎是只属于那个时代乡土文学叙事的一种光荣与梦想。无论是现实中的还是文学中的1980年代农村，都有黄金时代的色泽，当然这是改革故事带来的“光芒”，它允诺了未来的平等和财富，也是叙事中的“时间”意识形态的副产品。
    相对来说，1990年代的村庄在三位作者的作品中没有如此明确的文学形象，观察笔记直接面对的是1990年代城市化、市场经济加速现代化的后果，也就是以文学的方式所形成的颓败修辞。1990年代国税、地税分开，国家政策向城市倾斜，设立经济特区，计划生育政策等是真正造成目前困境的源头，都是难以用文学的方式予以呈现的，改革故事的主旋律中，对未来的美好幻想，先富带动后富的远景想象，都在把这些正在进行中的问题后置化。在1980年代和今天两个时间段的对比中自然会产生震撼的体验，而为什么会避开中国农村社会发生巨大转折的1990年代，也很容易找到解释。一方面1990年代这些写作者的时间被求学读书、找工作等事情占据，另一方面也是从乡村进入城市的中产阶级前身们奋斗积蓄的时期。如果有一种凋敝、落后的叙事，更应该属于1990年代中后期，而不是今天，根据各种政策的解读可以看出，今天的社会已经在实行对农村的各项回补政策，比如留守儿童保护、大病医疗、基层政治改善、惠农补农政策等，也的确产生了一些效果。这就是文学叙述与现实之间的错位，带有原罪意识的叙事很容易强化因果对比，叙述与真实的关系进入更复杂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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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空间上看，这三位作者叙述的村庄故事都发生在中国欠发达地区，都是中国的劳务输出大省的乡村，三农问题比较突出。而且三个叙述者又是身处中国最发达的上海、北京、广州，大都市生活的社会遭遇和个人经验，都会对这种观察的结果产生影响。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乡村中间还有一个巨大的空白地，比如县城、地区市、省会城市等，如果以上述城市为参照，乡村是不是适合凋敝的修辞？许多欠发达地区的县城同样也在凋敝之中，在城市化进程中同样也是凋敝的国土，并且在共同承受市场经济带来的两极分化和无法分享改革财富的尴尬，在产业升级中被抛弃的小城市，比如学者潘毅[9]田野调查中，以煤炭为主的小城市同样陷入没有生机活力的困境，面临着乡村生活中类似的天聋地哑局面。如果我们把乡村世界的空间范围放宽，在劳务输入省份比如江浙沪农村，教育、养老、信仰、人际关系、风俗等的观察可能是另外的结论。
    这是个人经验讲述与普遍性，个人讲述与真实性问题之间的一个缝隙，代言人、启蒙者或者行动者等写作者一度拒绝的知识分子角色会在叙事的后台再次侵扰。梁鸿应该早就意识到了这个困难，特别强调了个人叙事的特殊性，她拒绝请命者的角色，强调回到故乡和写作首先是自我疗愈，“我终究只能、也更愿做一个旁观者。我更习惯于一个人悄悄在生活中行走，感受着世间万物压过来的痛苦和充实。我喜欢分析、体味这世间万物的复杂、混沌和难以辨解，喜欢走向那杳无人迹的林中小路，它能带我通向幽深之地，虽然那幽深之处可能什么也没有。我始终只能做一个写作者和研究者。”这当然是一种自卫式的宣言，新伤痕文学、展示苦难，僵硬的传统现实主义编码方式都是内心的禁忌，而介入的题材又无法挣脱此类问题的纠缠，也让我们看到了1990年代文学写作中最重要的文学概念“个人”的影响，回到“个人”可能是逃避那些难以厘清的诸如个人叙事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群体等等关系的一种方式。
    “返乡”文学的出现与发酵效应远远超出个人叙事的范围，它与新媒体的出现几乎是同步的。青年学者沙垚在农村社会与新媒体关系[10]的论述中，提出与农村生活相对应的三种媒体，广播、电视、手机客户端，分别对应了农村社会生活的三种方式，集体主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集体走到个体）、市场经济下农村社会大面积人口流动。三种媒介方式跟农村生活发展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农村生活的深刻转变，既改变了乡村内部生活的方式，也改变了文学和媒体对农村生活的修辞、想象和呈现方式。智能手机是2010年左右开始在中国登陆，iPhone在国内的大面积普及是在2010年末2011年初，2011年1月21日，微信正式推出，跨平台、拍照发给好友、发手机图片、移动即时通信等功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日常交往和接受信息的方式。传播方式的改变，对今天的文学写作也是一个契机，《博士返乡日记》、《一个农村儿媳妇眼中的乡村图景》都是在微信平台上获得广泛传播的。新媒体的出现，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反应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而不再是文学内部的感受和传播方式，并且有一个模糊的大众群体加入进来，就像王朔在《一切都变了》里所说的，“人民的汪洋大海”。这两篇作品在新媒体传播中都属于“10万加”（微信传播中指阅读量10万人以上的文章），在一份当代文化研究微信公号提供的读者批评中，我们能看到各种读者群体的反应，有批评质疑，也有深切认同的，更多的是借此引发自己的回忆和观察。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会加入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偏见，传播中的形象和情感可能已经不是编码者的本意，如果有一个本质意义上的真实，这恰恰是一个脱离的过程。
    新媒体对于具有社会公共性的话题、知识、形象和感情都会呈现发酵式的传播，“返乡”这个意象中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人情伦理、情感想象都要大于一般“故事”，写作不再是灵感和编码，而是带上了“审视”的聚焦性质，并且由于“这一次”写作强化和凸显了今天的“真实”。我们非常清楚写作者们都不是第一次返乡，在中国“春节”的节日效应中被固定在被观看者的位置上，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写作问题，而且要考虑其中的传播性和被放大的效应。
    “返乡”作为一个日常生活行为，当它成为一个传播中的文学行为的时候，可能跟许多外在因素联系在一起，比如春节，这个节日本身所包含的各种文化文学沉积和现代转折，以及其中所折射的现代人类意识都是其背后的内容。春节原本就是农耕社会的节日，祭祀众神、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拜望乡邻亲戚、祈求丰年，彰显着人与历史，人与乡里，与天地的关系。但实际上，人们的日常生活感受和秩序与春节的仪式之间失去了有机联系，传统的乡村意象譬如（食物、风俗和仪式感）和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失去了真实关系。而我们的部分文学文化生产的意象与当代正在进行的社会转折之间也失去了有效的互动联系，正在生产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比如黄灯和梁鸿都对当代的写作表达了不满。
    “返乡”文学获得广泛的社会关注，非虚构写作方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些作品在传播中一个重要评价就是“真实”。在现实主义对真实性的诉求中，假定了作品直接产生于对生活的描摹，在文本与现实之间存在者理想的对应关系。这个问题的正当和过时，以及它的矛盾性在文学中几乎是一个陈旧的话题。而在当代文学中呈现一个真实的乡村，也几乎一直是现实主义文学一直的诉求，尤其在面对乡村社会的巨大转折之时，追随社会变革，切中时代的中心，捕捉到世道人心几乎是当代文学不变的追求。当非虚构以高于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性”出现的时候，其实是在宣布异议和不满，呼唤一种新的真实观。非虚构的写作方式就是在如此情势下兴起的，《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的宗旨[11]是，以“吾乡吾土”的情怀，以各种非虚构的体裁和方式，深度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要求作者对真实的忠诚，注重作者的“行动”和“在场”，鼓励对特定现象、事件的深入考察和体验。非虚构文学到底如何获得自己的新颖性和吸引力，我们可以把它放置在1990年代以来关于乡村书写的实践中做一个对比。
    1990年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的三农问题专家、学者写作的有针对性的专著，诸如陈桂隶、春桃《中国农民调查报告》、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吴飞《浮生取义》等，在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今天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呈现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养老、留守儿童，乡村教育，情感和精神的困顿等，并且这些著作都在知识界产生过影响，三位写作者的非虚构作品几乎都汲取了这些研究成果的营养。而这些学术专著与非虚构写作的区别就是，后者更接近虚构作品的写作方式，大量生活细节的呈现，真实可靠的故事，经过选择的人物形象，它们组合而成的强大现实感和共鸣感，“类似于悲剧，在读者的心中实现了一种情感的仪式化涤荡，尤其是当读者对书中人物满怀同情（怜悯）和为再现的故事欷歔不已（恐惧）之时”[12]。无论从叙事风格，还是对读者的期待上，后者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少的艺术形式，一种由“真实”的形式功能所带来的力量，既能够满足大量在城市出生、成长的个体，欲了解乡村中国的愿望，又能给那些农村出身，进入城市生活的大量城市中产阶级以经验和认识上的认同感，获得精神满足。
    众多现实主义农村题材的文学与非虚构作品相比，往往现场感不强，农村只是一个题材，没有真正体现和关注农民的生活。这可能也是文学的一种意识形态性，像梁鸿所批评的自己原来的写作，与天空大地没有关系，是一种不及物的写作，它的关注点在于审美、形象甚至是形式，隐匿作者的情感和倾向，制造模仿生活的假象，人为制造了文学与历史、社会学、人类学的脱钩。而非虚构写作一个很大的贡献就在于作家的经验、感受、关怀和焦虑可以直接表达，这正是这种文体的力量所在。这种写作有点类似中国传统的“赋”，是一种铺张的“描写”方式，从各种可能的角度去逼近描述的村庄，而不受某种文体规范的限制。黄灯的文章中谈到湖北作家陈应松，一个多年在湖北大地奔走，书写了大量底层社会生活的作家，他的小说中大量的生活景观整体上来说与这三位作者非虚构文本中的乡村图景并无太大差别，“但因为是纯粹的文学作品，读者和作品之间天然有一种艺术虚构性带来的隔膜感，或者说，不信任感，因为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首先就是一种虚构的文字。”[13]黄灯的回答是一种同意反复，却也朴素地表明虚构这种文学形式与期待中的读者、社会生活之间的隔膜。而农村题材的电影、电视剧自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几乎让位给城市题材，近几年具有话题性的《乡村爱情》、《老农民》、《马向阳下乡记》等，所使用的依然是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或者大众流行文化的思路，缺少的是对当下农村生活的认真表达和关注。农村、农民、农业、留守儿童、养老、城乡二元对立，大众关注度特别高的话题经过电影放映机制、商业考虑等之后，在影视剧中只有经过修饰的真实，在现实中无解的问题，在电视剧中可以通过虚拟的方式轻松地获得解决。
    “作为语言的外在之物，‘真实’及其力量最终成为无法再现、最多只能被指涉的东西。不是它们的再现，而是它们对想象世界的作用——非神秘化的图景——构成了作品。因为，文本之中的‘真实’在一个层面上可被理解为拒斥和限制，而在更深的层面——作为‘不可命名之物’——却构成了意义确定性的威胁。”[14]而“返乡”文学对乡村世界的呈现几乎都在塑造自己“意义的确定性”，比如对村庄世界的判断，这种确定性既来自于现实，也来自于叙述本身。当非虚构以对“真实”的更高要求开始，却辗转达到一种确定性时，这个真实的限度是需要质疑的，因为真实必然构成对意义确定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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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强大的真实性相呼应的是叙述者所表现出来迷茫修辞与理想主义情怀的消失。黄灯一直在追问的“回馈乡村，何以可能？”王磊光写到：“越看，对乡村的未来越迷茫。”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前仆后继到农村去、到民间去，尽管农村落后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但无论是从官方政党提倡还是知识分子群体自发的运动，都有一种理想主义情绪，值得深思的是，这些非虚构作品几乎都没有使用这种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十分便当的思想资源。为什么理想主义情怀为消失，一方面是对自己所从事的文学和写作方式的怀疑，一方面是面对从国家整体现代化进程中落在后边的乡村故地的无力感。“返乡”文学的写作初衷，按照黄灯的说法，“首先自然是情感的冲撞，其次，最重要的是理性的求索”，而“返乡”文学造成的一个后果，落后与凋敝成为今天审视农村的主流价值视角，这又是一重悖论。
    从乡村的现实来分析，经济意义上的乡村概念已经基本瓦解，也就是说仅仅从土地的投入和产出来看，无法满足乡村人口生产、生活的需要（高价经济作物除外）。一个更复杂的乡村社会，目前还在经历动荡、分化，期待着转型和变革。作为一种人际关系、人情社会的乡村依然存在，并且延伸到城市，梁鸿有一段对梁庄的描述非常有代表性，梁庄是一个有机的社会网络，并非只是一栋栋房屋。每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有关，彼此互为所属。在当代社会，他们也利用这一互为所属的关系以“扯秧子”的方式进入城市，并在城市的边缘建构一个个“小梁庄”社会。刘绍华的《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15]有一个例子，这是一部以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彝族村落为主的田野调查，其实也是当代中国偏远乡村曲折迈入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九十年代末期，海洛因在利姆引发的艾滋病毒传播情形已达令人担忧的地步，政府不得不介入，英国国际开发总署与中国政府在凉山开展大规模的艾滋防治计划，这个计划后来被证明是全盘失败，因为本地诺苏人独特的文化逻辑，使得他们对艾滋病患者毫无歧视，并且有着强烈的互助传统，使得艾滋病患者及毒瘾者容易获得亲属在情感上和经济上的支援，本来是可以加以利用的优势。然而由于一贯的傲慢和官僚体系的僵化，永远自上而下推行政策，永远忽视乡村社会原有的能动性和经验。结果，旨在对抗艾滋污名化的措施，反而使得诺苏社区开始恐惧和歧视艾滋病。乡土中国的地域文化、传统文化在抵御灾难和危险的时候，依然有它的力量。
    怎样叙述村庄里的中国，又不制造新的遮蔽，或许柳青的文学传统依然有其价值，柳青的“返乡”，并没有把写作看作一项神圣的事业，不仅仅是寻找题材，而是自觉地把它放置在整个社会发展的事件中。《创业史》中梁生宝的行动——无论是公共性的为集体买稻种、领导合作化，还是爱情——都和整体的结构密切相关，集体和国家是梁生宝意义的来源，梁生宝领导的合作化事业是集体和国家建设的重要环节，个人、集体、国家三者构成了紧密互动的整体。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化的乡村社会发展模式，但是这种叙事把村庄世界放在一个具有流动性的社会发展结构中。“村庄”不是单纯的审美对象或者聚焦对象，而是当代中国发展、转折和困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乡村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不解决农村的问题，就无法应对今天中国面临的经济困难，继续扩大城乡差距，陷入拉美化的处境。另一个极端是全部城市化，鼓励农民工以十几年的收入为代价进城买房，拉动经济增长，这势必造成乡村世界的荒芜，除此之外，一个农村人城市化但从费用的角度讲就代价极大，无论对农民、农村、城市，还是对国家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许多社会学研究都在指出农村有巨大的市场和消费能力，如果不解决农村的未来规划问题，给予他们一个未来，这个市场消费能力就不会存在。村庄作为一个具体的叙事对象，以其细节、真实不断回到具体化的语境中，而作为抽象的“中国”是悬空了的，越具体越无法想象一个有效的共同体，并且在其运转机制中看到这个村庄的价值。
    村庄里的中国，不能被叙述成一个封闭空间里的文学意象，也不是一个和城市无关的话题，而是一个事关当代中国进程的话题。另外，作为自然主义的乡村无论是作为文学形象，还是乡村现实，都是人类天性中永恒追随的部分。虽然乡村自己也面临环境破坏，但是与大地的接近，与自然的亲近是人类永远的怀乡病。构建开明、敦厚、合理的社会和人生，乡村是其重要的一部分。“叙述之虚假性的一个主要部分似乎在于，它假定生活是容易理解的因而是能够控制的，叙述的本质是解释，它会情不自禁地告诉人们事情是怎样的，它们为什么会这样。”[16]村庄里的中国一旦进入叙述的领域，无论是用什么方式，很难避免制造新的遮蔽，但非虚构的写作方式不仅提供了有关村庄里中国的一种描述，还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当代乡土文学的角度，并且提示我们无论是乡村的现状还是我们对乡村世界的呈现都遇到了新的问题，一个深刻转折、混沌不明、变动不居乡村世界对于文学形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文载于《南方文坛》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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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回馈乡村，何以可能》，《十月》，2016年1期，由当代文化研究微信公号2016年1月27日推送
    [2] 《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 澎湃新闻，2015年2月17日推送
    [3] 《梁庄》，《人民文学》2010年10期，改名《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
    [4] 梁鸿：《出梁庄记》，花城出版社，2013年3月
    [5] 钱理群：《20世界中国的五次乡村运动》，微信公号：思想史，2016年2月22日
    [6] 贺桂梅在《村庄里的中国：赵树理与<三里湾>》,《文学评论》,2016年1期
    [7] 黄灯：《故乡：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天涯》, 2006年4期
    [8] 曹锦清：《土地制度与三农问题》，《书城》，2014年5期
    [9] 潘毅 吴琼文倩、邓韵雪：《煤矿工人的“中国痛”》，《南风窗》2013年第18期
    [10] 沙垚：《新媒体对于乡村意味着什么？》，破土网， 2016年2月5日
    [11]《“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启事》，《人民文学》，2010 年第 11 期。
    [12] 【美】安敏成，姜涛译， 《现实主义的限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P18
    [13] 黄灯 郭春林：《让学术落地——<一个农村儿媳妇眼中的乡村图景> 的对话》，澎拜新闻，2016年2月6日
    [14] 【美】安敏成，姜涛译，《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P17
    [15] 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年9月
    [16] [美]莱昂内尔·特里林，刘佳林译，《诚与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p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