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熟悉，但谈不上真正了解——其实，认识她最为简捷的方式是读她在网络上精心编辑的“薛舒文集”。那上面有她全部的文字、她的文学主张、生命的喜悦和疼痛。在网络上，她差不多还开了三个博客。这就使我诧异于她是一位网络文学的痴迷与受益者。然而，不是。使我更为诧异的是，她的小说所流露出的先锋气息、南方的情绪与弥漫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学况味及叙述风格，其中枝蔓横生、从容老练以及叙事穿插的变幻莫测，都让她的作品迥异于当下流行的一些现实主义叙事方式，更远非一般的网络文学能比，叫人疑心她的写作脱胎或者得益于那个时代的文学记忆与营养——实际上，她的写作仅仅只是起始于这个世纪的初年，也就是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她就以自己的才华、天赋与勤奋，使自己成为风格有别于同代作家的小说家，一位海派作家的新锐。
    “我是碎屑，我是拣拾碎屑的人，我看一眼周围，我发现我的世界充满美味的碎屑。”这是薛舒关于创作的“小说家”言——但很小的时候，她父母和她自己都没有一个让她当小说家的梦想。父母望女成凤，“逼迫”她去学习手风琴，她表面上唯命是从，心里却萌发了当一名歌唱明星的愿望。其结果总是阴差阳错，大学学的是企业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后却从事的是旅游专业的教学。只是那时，因为有过三年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的学习，她倒真的成了一名地道的歌星，在那些青春飞扬的日子里，她的歌声宛若生了翅膀的精灵，飞翔在上海这一座美轮美奂的东方大都市的上空，因此获过上海业余青年歌手大奖赛一等奖的桂冠，有着“薛祖英”及“小王玉珍”之称。二十世纪很快过去，或许是世纪末情绪的漫延，让她跌进了理想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之中——于是，在一个午后或者一个上午，她忽发奇想，开始拣拾生活的“碎屑”，尝试了写作。在学生们自习的课堂上，她悄悄地在一个练习簿上写起了小说。这篇名叫《记忆刘湾》的短篇小说发表在2002年第5期的《收获》上，后来经著名作家王安忆的推荐，又在《上海文学》发表了小说《忘却》《花样年华》，王安忆似乎甚感欣慰，说：“对于一个小说写者，看出并写出生活中的微妙，都可说是一种才情，大开大合总是抢眼的，而那些俗世生活中，琐细的人和事，其实亦有着相当的涵量，不过因其体积的有限，不能有壮丽的声色，只是表现为较小的形态——趣味……这些微妙的趣味，亦是具备了正直的品格，虽然微小，却决不卑琐，这就是我所喜爱的。”
    上苍在冥冥之中就这样为她精心安排了一次大胆的转身。她也彻底地放弃了自己的歌星梦，而让文学之梦越发地清晰和明朗。从此，上海，浦东，刘湾这个在地图上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就成了她文学上的一块版图、精神的故乡——从刘湾出发，她写出了大量有“趣味”的小说：她的《暮紫桥下》，通过主人公李煜写出了特殊生活年代与背景下不能妥协世俗生活，却又无法使自己理想得以实现的一种现实。苦难到处流传。然而，人们内心的反抗和个体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一刻也没停止，李煜最终还是在西湖水里当他的“游泳冠军”去了。这样的人物虽然“拧巴”，却很可靠，无疑写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个民族的心灵苦难历史，惜乎小说发表时生不逢时，却被众多的现实生活的小说遮蔽。《小镇故事》，更有一个童年对成人隐私的“偷窥”，青春、成长而隐秘岁月的孩童心灵，祖孙各自的朦胧爱情，都化解在世态的炎凉中，表露了一种淡淡的忧伤和对生活无法理解的惆怅，其中还有一种缅怀。小说虽然没有故事，却隐藏了巨大的故事，有着隐忍的人性之美。在《阳光下的呼喊》中，她以一个童年的视角，让王光辉的典型心理活动，成就了一个贫穷、压抑、落后人群心灵的文化符号。在《太阳黑子》里，她写凌中圣由于对生活沉闷和奔突的无望，而寄希望于“拾宝”。于是悲剧发生了。她不动声色地在这悲剧中，完成了对“凌中圣”这个人物的塑造。这里，不仅有宗教式的劝谕，更有对民族心灵与性格的挖掘，写出了这个时代人心的局促。她写《鞭》，写人和人、人和动物、人和自然，都从微妙着眼，写得沉郁而丰盈。人性的无奈和牲畜的张扬，取决于生命的本能，描绘的却是一幅南方秀美乡村的风俗图，语言有着极强的生命张力。她的《谁叫你是叶尼娜》，更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校园禁欲时代的杰作，那人性的毁灭与爱情的扼杀，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她持久地创作了一系列带有“刘湾”印记的小说，让一具具鲜活的人物形象与性格跃然纸上，使人感觉中国特殊变革时期南方小镇生活的沉郁与纷繁、隐忍与呐喊。在这些小说里，我们真切地发觉她的眼睛总在审视着，智慧而锐利地审视着故事里每个人物的动作与人心的“微妙”以及细枝末节——她对人世心灵和人性的把握，能沉稳地写到人的心底，是沧桑之后的追怀。作品由于靠近人心，也就具备了经典的意味。
    小说，说到底无非一类是幻想人生，一类是叙述人生。相对于她的“刘湾”系列，我很愿意把她另一类爱情小说当成她的“幻想人生”的一部分。她的一部分爱情小说，写却一些都市少女的情感历程中的无奈和沧桑，让人触摸到生命与爱情绵密的质感和沉痛——无法揣测那些爱情小说有多少与她的生命相关联，但她在这些小说里所布置的爱情，无疑都是有一些幻想色彩。内心对爱情的失败或者想象，使她总把世间的爱情寄寓在一种浪漫里，把自己对“过去”的岁月和未来赋予一种凄美，惊艳而迷人，疼痛而怅然……相对于她笔下的刘湾，有人把她的这类城市爱情比作“盛开在刘湾上空的异花”倒也恰当。
    “燕子啊，请你唱首我心爱的燕子歌，亲爱的，请你对我说一说，燕子啊！燕子啊，你的心情愉快亲切又活泼，你的微笑好像星星在闪烁。啊——眉毛弯弯眼睛亮，脖子匀匀头发长，是我的姑娘燕子啊！燕子啊，不要忘了你的诺言变了心，你是我的，我是你的，燕子啊——”据说，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她唱得最多的是这首哈萨克民歌——《燕子》。她的一些同学也总是被她这首歌打动，甚而潸然泪下。我们也见过她唱歌时优美而忘情的身心投入，只是好像还没有人落泪。只是有一次，小说家荆永鸣听了，幽默了一声：“薛舒，你的歌唱得这么优美，咋就写出一头公猪呢？（注：“公猪”系其小说《鞭》中一重要角色）”她听了哈哈大笑。有一回，我们就干脆在卡拉OK厅里，怂恿她尽情地一展歌喉，以至不知她有过当“歌星”经历的著名作家刘庆邦老师也不由得啧啧称赞。还有，某一日，在与她的同学聚会时，二三十人挤满了两大餐桌，她一人不停地为我们张罗，不停地起立倒酒，乃至于给我们这一班酒鬼灌得大腹便便。至于她自己是否手拿捏过筷子吃饭，我们却无从知晓。但她显得是那么开心，快乐……总之，或动或静，忽而豪气干云，忽而忧郁如雨，她热情与冷静、细心与疏朗，抑或欢乐与痛苦、传统与反叛，她的性格都透明地展露无遗，使人相信这些也被她同时带进她的小说里，成为一种文学的存在。
    关于写作，她也有自己的理想与困惑。在与她有限的几次交谈中，感觉在文学之外，由于生活在繁忙的大都市上海，置身在这个理想向现实不断妥协的年代，她虽然也偶为自己在一种夹缝中的生活无所适从，但快节奏的生活，她对文学的迷恋和表达的意愿，却使她有着一种莫名的紧迫感。童年生活的浦东、现在工作的杭州湾，上海大都市的生活背景、东海海洋的气息与大都市远郊南方乡村的混合记忆，使她经常回望与反刍，而对小说艺术的追求，更不断地引起了她深沉的思索。
    “写作者，就是一些经常疼痛的人”，想象“就像刚出生的婴儿的眼睛，世界在她的目光里，没有美丽和丑陋的区分。”而对于生活中的“碎屑”，她更是异常的痴迷，她说：“当写作者把碎屑拾起来仔细品尝的时候，他会发现碎屑里有些大题材无法涉及的美妙滋味。”……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小说《哭歌》《第三者》也一如既往地表现了她拣拾“细屑”的努力——《哭歌》这篇具有浓郁民俗之美的小说，通过“歌星”小凤仙从一个剧团演员沦落为一个民间“哭歌”者的生命遭遇，不经意地写出了面对生活窘态的姚春福、能够顺应市场经济潮流且能游刃有余的邱站长，人物形象个个鲜明。特别是小凤仙，从演员到“哭歌”者，再到为自己而哭，“哭”出的不啻是当代文化流失、沦落之痛，更是当代一曲凄婉的文化挽歌。而《第三者》近乎荒诞地写出了中学语文老师林凌与“第三者”013（名字就有隐喻）关于第三者的探讨。小说里那有形的“第三者”消失了，无形的“第三者”却悄悄来到身边，相当形而上地表现了当代家庭情感的脆弱与微妙。“情爱之妙，存乎一心”——她依然把“小凤仙”的故事放在刘湾小镇，那里的乡俗俚语、尘世沧桑与风土人情，在她的笔下总会给人带来一种阅读的欣喜……这里，我想要说的是，“刘湾”实际上就是上海的江镇。如今，这个江镇在浦东开发中已变成了一座“残镇”，这在她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残镇》中可以寻觅到这个镇的沧桑历史。幸好，这个“残镇”已经在“刘湾”复活，复活在一个作家的记忆里——于她而言，这样的小镇自是一种艺术存在，亦如鲁迅所说的“时代的宫阙”、沈从文所供奉的希腊小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