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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放大心灵的半径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 杨林柯 参加讨论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是个地道的农家娃。小学时处于文革后期,除了认识几个字,几乎学不到什么东西。文革结束,学校的学习风气逐渐恢复。当时的学校没有图书馆,我也买不起什么课外书,以至于初中时经常抄录其他同学的课外辅导书上的题来做,开会时没书读就读字典,甚至在初一抄过《唐诗三百首》。记得初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我们村的知青要返城,作为分别礼物,一位女知青给我姐留了一本大型文学期刊《十月》,上面有沈从文的《边城》,读完《边城》后,好长时间都沉浸在美好的湘西世界里不能自拔。
    上高中后,我常常在晚自习的熄灯铃响过之后就着昏黄的路灯读书,多次被查宿的班主任赶入宿舍,班主任走后我又跑到路灯下读书。雨果的《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梁斌的《红旗谱》大多是这样读完的。
    上大学后,首次参观图书馆,我为大学有如此多的图书所震撼,当时就天真地想,把这里边的文学书读完有多好啊!可我上的是政教系,大学录取通知要我们带上《毛选四卷》,后来又发了二十几本党史类参考书,可这些书我都不喜欢读,我喜欢的文学类书学校规定一次只能借5本,我觉得很不公平,中文系学生为什么就能一次借阅20本,加上政教系的许多课我都不喜欢上,就到中文系偷着听课,私下写诗歌,没想到一首《寻找一颗星》在全校诗歌征文中获得一等奖第一名,也让中文系各位才俊对我刮目相看。后来听说可以转系,我就暗暗运作这事,经过向政教系、中文系和学校教务处三方的申请和两个月的奔波、24个公章的折腾,终于成功转系。
    我能够大量阅读文学书应该是从进入中文系才开始的,当时一次可以借阅20本文学类书,又是处于精神饥渴的年代,我经常一次借阅七八本小说和其他文艺书籍,而小说换得最快,几位图书管理员也都很快认识了我。我读书往往不求甚解,喜欢读就读下去,不喜欢就随便翻翻,或者看看前言后记,然后就再换其他书来读。当时大学校园的读书热情很高,一些流行的书像李泽厚《美的历程》、萨特《存在与虚无》、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谁不读似乎谁就精神落后了一样。钱刚的《唐山大地震》是我1986年读到的,至今记忆犹新,非常震撼。
    有人说,年轻时读过的书会融入血脉,化作骨骼,成为生命的一部分。现在想起来,能够真正回忆起来的印象深刻的书大都是25岁以前读过的。
    工作后当了班主任,又住在校外,特别忙,除了应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外几乎没有读书时间,偶尔去阅览室翻翻报纸杂志。随着全社会的商品化、娱乐化的浪潮,读书似乎成为一件被耻笑的事情,最有价值的就是赚钱,比如编书、兼课之类,我也做过,加之当时孩子尚小,每天上学四次接送,所以那些年几乎没有读什么书。当生存压倒了读书,只好不断为生计奔忙,而读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我真正的读书应该是从40岁以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的读书大都是有一些功利目的,是为了生命向外发展,而40岁以后的读书则更多是为了向内开拓,真正重建自己的生命。当时我连带了5届高三,发现学生像树一样长空了,除了对考试和分数感兴趣,对其他似乎都很茫然,加之不断听到大学生的自杀事件,有的甚至是我校教师的孩子,这让我对学生的未来充满了焦虑,如何能帮到他们,也无愧于一个教师的良心?我当时想到了读书。
    因为孩子们太忙,没时间读书,我就想,能否自己多读点,把自己变成一个资源,除了自救,也能影响到他们。于是,我就开始广泛阅读,从中国到外国,从哲学到历史,从近现代到古代,从周国平到王小波,从诸子百家到《圣经》,从鲁迅、胡适、殷海光、吴思、熊培云到康德、笛卡尔、哈耶克、奥威尔、别尔嘉耶夫、阿伦特、克里希拉姆提……我发狂地读书,并不断写读书札记,几年下来,竟然写完了大大小小十几个本子,也最终明白,读书和写作才是通往自由的路。我把读书学习的收获与学生分享,并通过课堂不断寻找作为一个教师的意义,也获得了许多学生的认同。后来,我建立了博客,转发一些有价值的文章和我自己写的文章,几年下来,阅读量超过300万。我也在课堂、QQ群、微信圈和我们的读书群里不断分享一些有价值的文章,并把它当做每天的义务,早起晚睡,长年坚持,乐此不疲,影响到更多的孩子、家长和老师。
    我平生喜欢旅游和读书。我认为,旅游是放大身体半径,读书是放大心灵半径。身心的放大,实质上是一个人生命格局的放大,它让一个人更有方向感。
    这些年,我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而精神生活的空缺日益突出,当我们解决了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却更深切地感受到精神的空虚,心灵的无所寄托,精神文化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结构性短板。许多人并没有因为物质进步而得到应有的幸福,人的素质并没有得到良好改善。我们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但我们培养的人才创新力不足,有文凭没有文明,有知识没有见识,有情趣没有情怀,有信念没有信仰,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和谐。
    我以为,中国问题,制度是关键,人心是根基,而人心的改变、人性的提升,必然有赖于全民读书,终生学习,而读书是自我学习的最佳途径。读书不仅是一种内在的需要,也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它让我们通过斑斓多姿的生活表象抵达世界的真相和生命的实在,并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提高幸福指数。(杨林柯 作者系2014年度“中国教育报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中国教育报》2015年11月2日第7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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