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自问世以来，因材料翔实、内容丰富、论断深刻，备受学界推崇。研究者或是从文献学视角出发探讨《史略》版本衍变、文本整理与释评；或是侧重于《史略》的编纂方法与小说史观的分析；或是将其置于小说史学史视域下进行学术评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研究——以中国小说史学为视野》（温庆新著，九州出版社2017年5月版）则采取历史还原的视角，旨在探讨中国小说史学史的早期编纂，从而全面总结20世纪中国小说史的编纂，促使现今治小说史者沿着《史略》的论断进一步“接着说”，拓展小说史编纂的深度与广度。
    坚持语境主义的治史规范
    “历史语境主义”是当代西方人文学术领域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认为人类并不存在所谓“永恒不变的思想主题”，人类的一切思想都只不过是“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回应”。为了理解已故思想家的思想，我们必须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寻找答案，即“以事物自身的方式看待它们”。
    该书作者坚持语境主义的治史规范，力图还原鲁迅编纂《史略》的客观情景，对处于新旧交替之中的鲁迅进行审视。比如，《史略》如何从“讲义”逐渐走向“经典”？这一问题往往是学人最为好奇的问题。作者以文献传播学为研究方法，引用大量的文献材料，从授课、演讲与早期普及性传播，主动馈赠样书与早期“经典化”，治小说史者的专业化接受与经典化三方面层层推进，得出“《史略》在传播过程中以自身典型的、权威的品质及丰富的、多重的内涵，代表着彼时思想文化的主流导向，通过鲁迅授课之举的普及化传播而逐渐受彼时青年学子及社会名流的认可；在此基础上经治小说史者的专业化诠释及权威化引用，使得《史略》的艺术品质及辽阔的意义空间被不断地‘再创造’，并最终在二者的交融中实现‘经典化’”的结论。
    作者从皮亚杰的发生学理论和卡西尔的符号学理论中得到启发，深入考察了近现代时势背景和传统学术思想对《史略》编修的影响。其研究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史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话语选择、思想主体、评价体系等方面，即重视“白话小说”、“俚语著书”，强调“平民文学”、“民间趣味”，并由此影响鲁迅对作品的筛选和评判。传统学术思想，特别是古典目录学对《史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小说”观及“小说史”观的表达，即“据《汉志》所载归纳得出的‘小说’观，成为其探讨汉魏六朝小说的主导。在此基础上又佐以西方文艺理论视域下的‘小说’观，对唐及唐以降的小说探讨则采用西方文艺理论视域下的‘小说’观”。这种双重小说观，其实质是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鲁迅究竟是“依中”还是“律西”矛盾心态的流露，是鲁迅编修《史略》时面临着承继传统的知识体系与预先作出的理论设定不可调和的冲突。
    在批判与反思中积极思考
    书中尝试对一些经典论断进行正本清源式的讨论。譬如，就古代小说演进现象而言，选择《史略》中三个对后来治小说史者影响最大的问题，即中国小说起源于“神话与传说”、古代小说的“仿拟”现象及“以小说见才学者”进行辩正。作者认为，鲁迅在论述中国小说起源于“神话与传说”时，不自觉地将起源置换成来源。至于古代小说的“仿拟”现象，鲁迅更多是从作品的“精神”和“形式”入眼，与当下流行的“互文性”理论有本质差别。至于“以小说见才学者”，“才学小说”是否可以单独作为小说类名，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若欲继续使用已广传的“才学小说”一词，并把它当作一种重要的小说类型予以突出的话，就必须从小说作品的实际出发，而不是拘囿于从概念到概念的圈定，而应进行从作品实情到归纳概括的推演。此外，书中还对《史略》中的“唐传奇”、“讽刺小说”、“谴责小说”等小说类名及小说史意义进行探讨。
    总之，在作者的笔下，鲁迅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圣人，他有长处也有短处，有深邃的领悟力、评判力的一面，也有论断随意、感性认识过浓的不足，但他始终是一个乐于倾听批评声音，积极吸纳他人成果且不断反思和成长的了不起的人。也正因为如此，《史略》得以由讲义稿件向专家著述转变，终为典范之作。在学人不断的阅读、诠释与逼近中，《史略》昭显着它自身的经典性与现代性，即写给青年看，并向未来敞开。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