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小说创作可说的话题不少，其中之一就是不少理论批评家写起了小说，并且有不俗的表现。吴亮在这一年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朝霞》，李云雷创作了不少颇受好评的短篇小说，青年批评家房伟也开始了他的抗战系列小说的写作。创作与研究的区别是什么？房伟说，“创作是研究的基础，以体验性思维组织个性丰富的文学语言，研究的长处在理性精神，能在作家意图之外看到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
    如果仔细研究，几乎在一开始，作家与理论家在创作上就有很大的区别。理论家的“问题意识”要强得多，对自己所要进行的写作“清醒”得多，而且，总会带有某种实验性，他们的创作可能在审美的“混沌性”上少一点，但却具有“话题性”和“学术性”。比如吴亮的《朝霞》，被称为批评家中的批评家写给作家中的作家的书，而他自己则将这部作品视为“当代艺术”，不仅是文字，而且是由文字做成的巨大的“装置”，由此可见，其作品的实验性和作家对此的自觉意识。而评论界在谈到李云雷的作品时，称其为“小说界打入到文学批评界的卧底”，“他能够透过批评的视界发现小说创作的软肋”，也是指出了批评家在从事小说创作时的特点。房伟也是一样，自觉意识很强。他说他喜欢历史小说，但又对时下的历史小说不满。在写作之初，他即为自己悬置了如下的鹄的：“我理想的历史小说，应是阔大神秘，又真实可感，能将人带入特定历史逻辑和情境，显现历史的荒诞、悲情、无奈，也表达历史的乐观、雍容与想象力，应是‘力’与‘美’的强大组合。同时，这种历史感，又必须是个人化、个性化的，充满生命细节，表达独特审美魅力与价值观。”这样清醒的自觉意识显然得力于作为一个批评家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中的思考。
    作为这一理想的产品，房伟的“抗战短篇小说”又因题材的原因有了更具体的目标：“旨在探讨抗战史中各色人等的悲欢离合。我试图在中国民族的心理结构与内在气质的碰撞中，展现荒诞战争对人性的戕害，表达大历史与个人历史的种种因果互动、偶然与必然的纠葛，体谅人性的苦涩、温情与抗争。”作为系列的开篇，《中国野人》比较真实而典型地体现了他的这些创作理想，实现了一个批评家的创作目的，二者构成了完美互证。
    我以为，这样的互证在《中国野人》中最为突出的是历史感中的“个人化、个性化”，是具体个体的“悲欢离合”，是战争“对人性的戕害”，是“大历史与个人历史的种种因果互动”。《中国野人》是有历史原型的，房伟首先要处理的是纪实与虚构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小说就成了报告文学，就会为现实故事所绑架。其次，他必须与已经因长期和大量的抗战文艺影响而形成的阅读期待保持距离。这就要他在如何处理战争与人这个问题上花一番气力。最终，我们看到，作品虽然是抗战短篇，但“抗战”被虚化了，成为背景，不但作为事实成为背景，而且在人物的命运、心理与行为上成为背景。置于前景的是个人，一个成为野人的幸存者的另一种抗战。为抵御孤独，为抵御寒冷、饥饿等一系列生存难题，为抵御绝望和恐惧这些来自自身的心理压迫构成了人物的冲突与故事的动力。房伟在原型故事中重点截取的是野人在北海道的13年，其他只作为穿插介入其中。他凸显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给个体带来的非人道的生活，是战争对个体、家庭造成的无法挽回的巨大的创伤。
    野人不是英雄，不是战争的直接参与者，但他的遭遇却有力地反思了战争，批判了战争，而且，这样的反思和批判显然超出了具体的抗战，而上升到了文化、文明与人道的高度，上升到了对所有战争的超越性思考。由于将个体、个人化的历史置于中心，所以，野人不再是符号，更不是正义等等的化身，他作为“人”的所有丰富性和复杂性得到了呈现，他的软弱与坚强、他的理智与疯狂、他的绝望与希望，种种矛盾的组合构成了他生命的复合色彩。北海道非人的13年扭曲了他的正常生活，同时又造就了他的传奇，他固然不愿回首，但他的生命无此又无法完整说明。所以，他一方面恐惧那13年，另一方面又时时梦回北海道，错把归家当异乡。这样的复合性与复杂性不仅仅是个体的悲剧和畸形，更是从个人历史窥见大历史，是大历史无情碾压芸芸众生如蝼蚁的文学化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