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论教育》 梁启超 著 陈漱渝 宋娜 选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胡适论教育》 胡适 著 陈漱渝 姜异新 选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陈漱渝 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中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曾任全国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文史委员会委员。 
    人们通常将梁启超视为政治家、思想家，而忽视了他在开拓中国现代教育方面的作为；同样的，人们对于胡适作为教育家的价值挖掘得也很不够。
    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陈漱渝携后辈学子，梳理梁启超、胡适关于教育方面的讲演和文章，选编出版了《梁启超论教育》和《胡适论教育》。
    书中，梁启超对普及教育、趣味教育、家庭教育等的独到见解，胡适在女子教育、社会教育、大学建设等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两位大家自己在读书、治学方面的心得，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很多启发。
    为教育搭脉
    读书周刊：您从事鲁迅研究，怎么会想到选编《梁启超论教育》《胡适论教育》这两本书？
    陈漱渝：我虽未正式研究过教育问题，但我目睹了孙女从上幼儿园到考大学的全过程，对于当今的教育状况，多少有些实感。
    我是南开大学1962届毕业生。在我就读的五年间，全校只有三四千名学生；毗邻的天津大学当时是国内规模仅次于清华的工科大学，学生也只有七八千。如今大学规模之大、学生之多、占地之广，令人瞠目结舌；有些重点中学的学生人数已接近当年的天津大学。但这些年来，究竟出了多少大师、有了多少成果，见仁见智，我在为迅猛发展的中国教育事业深感欣慰之时，也不免有些杞人之忧。
    因为，我目睹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事实； 目睹了应试教育受非理性推崇的事实；目睹了教育追求实利而忽视心灵培养、素质提升的事实；目睹了创新型人才短缺、优质生源外流的事实；目睹了高校教师职称评定标准僵化、弊端丛生的事实；目睹了学生“高分低能”、学术论文注水、研究生水平滑坡的事实；目睹了家长跟孩子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恶性竞争的事实。
    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高升大，直至毕业谋职，家长操多少心，花多少钱，托多少人，甚至搞多少歪门邪道，恐怕谁也说不清。
    城乡、地区、行业收入差距逐年拉大，导致下一代的教育分化，而教育的分化又进一步加深贫富的分化，又造成了多少社会秩序的不安定，恐怕也是谁也说不清。
    总之，无论从何角度评估中国当代教育，教育出现了弊病、无法适应时代需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生了病怎么办？我以为，可以请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来为教育“搭脉”，也许能从他们的教育思想中，或多或少，找出些疗治当今教育弊病的药方。
    读书周刊：选编这两本书其实也并非与您的研究毫无相干，您在《梁启超论教育》一书的序言中也说道，鲁迅受梁启超的影响是极深的。
    陈漱渝：是的。鲁迅虽然不苟同梁启超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但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潜移默化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的“新民说”为鲁迅的“立人”主张和国民性改造主张提供了精神资源。鲁迅反对单纯因职业的需求读书，而主张出于兴趣的读书，实际上也就是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一文中的观点。这些都涉及教育。
    教人学做人
    读书周刊：梁启超和胡适的教育观可有一致的方面？
    陈漱渝：很多，最大的一致便是他们都将教育看得很重。
    梁启超是从国家和民族兴亡的高度来看待教育的。通过研究中外民族兴衰史，他认识到一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位置，跟民众素质高低直接相关。因此，他发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的振聋发聩之声。
    众所周知，梁启超少年科举，春风得意，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他反戈一击，成为了科举制度的批判者和颠覆者。梁启超指出，科举制度以八股文取士，试题和答案又不超出“四书五经”，其结果是使儿童无专门之学，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造，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数，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即使以此为阶梯踏入仕途，也不会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既背离了“经世致用”的传统，又脱离了日新月异的新潮。因此，戊戌变法的锋芒首先指向了科举制度，促使光绪皇帝下旨废八股改策论，从而为现代教育制度的确定扫除了障碍。
    而胡适早在求学时代，就将教育问题与实现“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胡适的“梦”是再造“神州新文明之梦”。这跟当今全党全民为之奋斗的“中国梦”虽不能混为一谈，但在振兴中华这一目标上是有内在联系的。1914年1月，23岁的胡适发表万言长文《非留学篇》，阐明教育是“立国之本”、“实为一国命脉所关”的道理。
    读书周刊：梁启超在《教育与政治》一文中提出：“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胡适也曾说过，“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两位都把人放在教育的核心位置。
    陈漱渝：教育体系庞大纷繁，学科虽然不一，但“教人学做人”则是相同的。
    梁启超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新民”。他认为，人的精神面貌如不改变，即便购船炮，筑铁路，开矿藏，习洋操，也不过是“披绮绣于粪墙，镂龙虫于朽木”。他那篇广为人知的《新民说》，指出没有“新民”，便没有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
    梁启超的“新民”实际上是一项“灵魂工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所谓“立”，就是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所谓“破”，就是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改造。“破”和“立”，都要通过教育来实现。
    胡适的“树人”，重在培养学生的个性和主动研究精神。他认为中国一千年演进出来的书院制度有一种独创的传统，那就是注重自修而不注重讲授。这种“自动的研究”精神，就是人才成长强大的内在动力。胡适本人的成长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兄长原来希望他学铁路或矿冶工程，认为既可振兴实业也可复兴家业，但胡适对工科不感兴趣。为不辜负兄长，他到美国选读了农科，学了两年后觉得实在不适合自己，而改学了自己感兴趣的文科。
    胡适认为，选科和择业都要从个人兴趣和特长出发，这样才能获得“自动的研究”的主动性。他在后来的教育生涯中，也积极实践自己的这一理念。
    比如他主张实行“弹性主义”的学制——即在现行学制的框架之内，给学生以升级与转学的自由；打通文科与理科森严的壁垒，让文科生多懂一些科学，让理科生多了解一些世界思潮和人生问题。这种主张在当下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未来一些前沿科学的新成果，很有可能在文理学科的交叉地带产生。
    为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胡适还建议大学开设选修科。他以伽利略旁听几何学课程从而爱上数学为例，说明上选修课等于探险，可以使学生的潜能得到充分发展。
    要具体展开说梁启超和胡适的教育理念，内容实在太丰富。比如梁启超对中学、西学的看法，对普通学校、专门学校和大学不同办学宗旨的见解，对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的重视，对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强调。胡适也是，他既提倡职业教育，也强调真正的大学必须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1917年末，他率先引进美国大学的研究院建制，创办了北京大学第一个研究所——哲学研究所。这些在书中都有详尽的阐述。
    自身亦是典范
    读书周刊：梁启超九个子女个个事业有成：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是著名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是著名考古学家；早殇的三子梁思忠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次女梁思庄为著名图书馆学家；四子梁思达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三女梁思懿从事社会活动；四女梁思宁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不久前去世的五子梁思礼，是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满门俊秀，实不多见。
    陈漱渝：梁启超的教育成果不仅体现在著书立说方面，也体现在其中西合璧式的家庭教育中。梁启超注重人格教育，将传统的“义理”“名节”与西方的“自主”“自立”“自强”熔铸成一部《诫子书》。
    他教育子女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写家书。现存梁启超家书400余封，前后持续15年，少则每年数封，多则每年几十封。有时清晨写，有时深夜写。或寥寥数十字，或洋洋数千字。内容有时事，也有家事，字里行间洋溢着浓浓父爱。
    深情的家书形成了良好的家风。梁启超的子女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读书周刊：确实，不论是梁启超还是胡适，他们自身都是博学多才的典范，是自我教育的楷模。
    陈漱渝：他们也都是爱读书之人。
    胡适的教育思想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教人如何读书。胡适认为，读书不是买时髦衣服，可以炫耀于人，而是买眼镜，使自己的眼光明晰远大，小的可以放大，模糊的可以看清楚，远的可以变成近的。他还说，读书不能畏难，“越难读的书我们越要征服它们。”
    胡适的读书诀窍是“求知要带问题”。他指出：“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读书周刊：毕竟时代不同了，梁启超、胡适的教育观会不会过时？
    陈漱渝：我刚才说了，现代教育有“病”得“治”，多找找药方总是没错的。
    何况，梁胡两位的教育观，有很多内容正对当下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比如胡适曾反对教育的“营业化”。他指出，办学如果纯以赢利为目的，扩招学生越多，野鸡学校越多，粗制滥造的毕业生越多，教育的信誉也就越来越低落。这种主张对于矫正以牺牲教育质量为代价的盲目扩招无疑是有警诫意义的，哪里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