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个出产故事的城市”——访作家邓一光
邓一光,著名作家,1956年8月生于重庆市,祖籍湖北麻城,现居深圳。著有长篇小说《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等9部,小说集20余部,出版有《邓一光文集》。作品先后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冯牧文学奖、首届郭沫若散文奖、首届柔石文学奖、首届林斤澜短篇小说杰出作家奖、第3届国家图书奖、第3届郁达夫小说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 邓一光的小说集《深圳蓝》5月份刚刚出版,这是他迁居深圳后出版的第3部小说集,前两部分别是《深圳在北纬22°27′-22°52′》《你可以让百合生长》,3部书中大量篇幅与深圳形成关联,放在一起就是一幅“深圳的文学地图”。今年一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签下了邓一光的4部长篇旧作,同时再版推出。同样是在今年,由邓一光策划的“深圳新锐小说文库”出版发行。“左手写作,右手阐释”,邓一光如此描绘自己感受中的“文学之城”,同时也在为深圳文学的系统性建构做出具有历史意义的探索。近日,笔者专访了这位深圳文学的思考者。 ◎小说中的“深圳元素” 问:2010年您从武汉迁居深圳时,已经54岁了,您为什么选择深圳作为自己定居和继续创作的大本营? 答:深圳空气清新,气候适宜,为我和家人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相对活力的生存空间。写作会持续,不同的是,有时候,生存的理由大过意志力决定下的那些内容,而我恰好对现在的生活感兴趣,我的生活构成了我目前写作实践的重要理由。 问:在您已经出版的3部小说集中,常关联到深圳的一处或几处地方。您曾说,“它们连起来形成我对这座城市的认知史,将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工作”。您的这部“认知史”写到什么程度了? 答:相比很多人,我不用求职或重新寻找新的工作,不用那么辛苦,但我得安顿家人、挣钱买房、熟悉藏匿在城中村内的美食、换着法子对付无孔不入的回南天、认识南方植物、与黑脸琵鹭和流浪猫狗建立某种彼此欣赏且互不干涉的良好关系,我写我经历着的事情,好像就这么简单。文学地标不是城市的某个建筑或园区,而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人的精神存续和命运才是进入文学地图的密码。用卡尔维诺的观点,斯芬克斯不是文学地标,底比斯人的斯芬克斯才是文学地标。 问:您在《离市民中心两百米》等小说中,探讨了深圳人和这座城市的关系,您觉得人对城市的认同感是怎么建立的? 答:现在人们多用社会学和管理学概念来讲认同感,关心的是群体成员对外部世界的共有认知与评价。要知道,这个认知和评价常常受到信息不灵、情况不清、利害攸关、利益捆绑等条件的影响,通常处于不真实的状况。在文学表述中,它们是重要的故事隐者,基本是以批判或质疑的角色出场。其实,认同感是主观感受,因人而异,很多时候,它是一个被大多数人悬置着的感受,或者说,是一厢情愿的感受,这正是文学的兴趣所在。 认同感的关键在于“属于”,所以它有时候也被称作归属感。早期的城市居民,特别是对于数量巨大、源源不断的外省人而言,户籍身份、成功者身份这两点成为归属感的显在条件,构成城市化的显要内容和符号。但对已经取得户籍身份和基本处在成功路上的人们,他们会考虑相应的社会公权占有和自我尊严实现这些更深层一些的问题,这牵涉到城市公权的利益划分、城市的亲和力、城市的文化养成、城市公民的自由权利等。 ◎关注深圳本土作家 问:今年,由您策划的“深圳新锐小说文库”出版发行。您做这个课题的初衷是什么? 答:在对深圳文学进行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我发现深圳本土作家的书缺乏体系,于是说服出版社做深圳作家这个选题。2011年,“深圳当代短小说8大家”出版,8位入选者创作内容和风格全然不同,由此可见,这座城市的文学没有那么单一,是多元和包容的。 2014年,我策划了“深圳新城市文学理论丛书”。过去,对深圳文学的描述和界定通常是由北、上、广的评论家或学者进行,而我自己则想读到本地在场者的评述。我请了3位深圳籍青年学者,他们都是专业的文学工作者,在地和在场双重身份决定了这套书的话语角度。现在,这套书成了正在进行的“深圳文学大系”组织者和主编们的案头书。 “深圳新锐小说文库”是在连续不断对深圳文学进行观察后所做的一次工作,小说只是文库的第一辑,今年会出版诗歌辑,以后还会出版非虚构、类型、科幻、少儿、戏剧、影视、创意文本、理论等分辑,每辑同时出版一部评论。深圳是大陆居民平均年龄最小的城市,青年创作是主体,已经成为这座城市文学创作的主要阵容,所以定位新锐。 问:对当下中国城市文学而言,深圳文学可以为文坛输入什么样的血液? 答:深圳文学与内地文学的发展形态有着显著差异,写作者大多是成年后才来到这里,在这座城市中的生活时间最长不过30年,他们最初的写作经验并不来自这座城市,这使得写作者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最初的困惑。同时,白驹过隙的城市化建设进程,让这片土地上的渔港渔村逐渐消失,深圳由此成为内地第一座彻底终结乡村建制的城市。这使得来自内地乡村、城镇和城市的移民写作者们完全割断了既往经验。 深圳是一座典型的后工业时代城市,它是大陆市场经济的破冰之地,中国内地现代化模式的试验场和初始经验的提供地。并且,在内地各大城市纷纷宣布向国际化进发、又难以摆脱传统体制和传统文化转型的时候,深圳快速建构起了外向型城市发展的产业模式和路径。对于这个拥有300万户籍人口、却有着2000多万管理人口的新型城市而言,它的发展不但对中国内地是全新经验,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新鲜类型。可以说,深圳本身就是城市文学的发生地和重要讲述内容的提供地。现实是坚硬和物化的,故事就尤其重要了。可以确信的是,深圳是一个出产故事的城市,它正好出现和成长于需要好故事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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