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他身上的投影并非“民国”“异秉”“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京派”这些概念所能说明道尽———汪曾祺在北京经历了任何别的地方都不能相比的丰富复杂的人生。他吸收了西南联大时代未曾接触的赵树理和老舍的小说艺术，又跟自幼喜爱的京剧结下不解之缘……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他和上海的特殊情缘。这是长期被研究界忽略了的汪曾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1970年代末“复出”后的汪曾祺小说、散文取材范围很广，他笔下高邮、北京、云南、张家口和内蒙草原的风物人情早已为“汪迷”所熟知。
    汪曾祺对西南联大学生生活始终记忆犹新。青春岁月铭心刻骨。云集战时最高学府的中国第一流作家、学者如杨振声、沈从文、闻一多、金岳霖、刘文典、朱自清、罗常培、浦江清、唐兰、冯友兰、魏建功、沈有鼎、陈梦家、余冠英等人的言传身教，汪曾祺终生感激并引以为无上荣光。称昆明为“第二故乡”，恰如其分，那是他文化精神发育之地。联大时期的青年作家汪曾祺在文坛还不甚有名，但沈从文、闻一多、杨振声等器重他，同学中间知名度更高。他和穆旦以及稍后 (40年代中期) 创作 《未央歌》 的鹿桥 (吴讷荪) 是西南联大培养的最有才华的作家。有学者将1949年后的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废名、丁玲、沈从文、萧军、路翎、赵树理、孙犁等称为“跨代作家”，汪曾祺又何尝不是。鹿桥战后远赴海外，穆旦1949年后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翻译，1977年逝世，而汪曾祺1961-1962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集《羊舍的夜晚》 则被学者推崇为“‘十七年’间最应该被重视的文学作品集之一”，其中短篇小说 《羊舍一夕》“实在是‘十七年’间最优秀的小说之一”，“与 《受戒》 《大淖记事》 完全可以居于同一层次”。“文革”期间作家们基本搁笔，命运却将汪曾祺卷入京剧 《沙家浜》 的创作，尽管至今对此评价不一，但谁也无法否认，汪曾祺“文革”十年的文学活动并非颗粒无收。当然，值得大书特书的还是八十年代“新时期”，他又成了少数继续写作的“跨代作家”之一，有幸和巴金、孙犁两位前辈一起迎来了新的创作丰收期。因为汪曾祺有浓郁的“现代”和“民国”文化的“异秉”，所以80年代初暴得大名后，普遍认为他是“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京派”。据邓友梅回忆，50年代初汪曾祺突然拿出京剧剧本 《范进中举》 给北京市文联的同事们看，“屋里人都嗯了一声，好像说：‘就凭你这洋派、沈派、现代派的小说作者，也会写京剧？’”可见当时不少人早就视汪曾祺为异类，只是他当时极少写作，知道的人不多罢了。
    但与此同时，作为赵树理、老舍先后主编的 《说说唱唱》 杂志编辑部主任和京剧 《沙家浜》 的主创人员之一，他又深深卷入了共和国文学“十七年”和“文革”两个特殊阶段。历史在他身上的投影并非“民国”“异秉”“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京派”这些概念所能说明道尽。
    高邮是汪曾祺魂牵梦萦的桑梓之地。有些读者以为，既然80年代初《异秉》 《受戒》 《大淖记事》 《岁寒三友》 《故里三陈》 等名篇都取材于汪曾祺高邮的儿时记忆，那他肯定就是不折不扣的乡土作家。这其实是误会。汪曾祺并不像赵树理那样在题材上局限于故乡故土。高邮再重要，也只是他取材的一个方面。汪曾祺名声日隆，文化推动经济又已成为常识，所以现在方方面面都喜欢强化汪曾祺属于高邮这个说法，也确实没有别处来争夺这个“名人故里”(汪曾祺籍贯其实是皖南歙县)。汪曾祺和高邮，一如沈从文与凤凰古城，其亲缘关系被反复渲染，大有凌驾其他地域文化影响之上的趋势，但这未必符合实际。
    1949年至1997年，除短期随军南下到过武汉，划“右派”后下放张家口两年，汪曾祺主要工作和生活在北京，前后近半个世纪。无论云南昆明还是故乡高邮都没有北京对汪曾祺影响那么大。汪曾祺最后成熟于北京，讲话也是标准的北京口音。广东作家陈国凯回忆在湖南长沙的一次文学活动中，他借口自己广东话不易为听众接受，就将大部分作报告时间推给汪曾祺，理由之一是汪的“普通话说得太棒了”。汪曾祺在北京经历了任何别的地方都不能相比的丰富复杂的人生。他吸收了西南联大时代未曾接触的赵树理和老舍的小说艺术，又跟自幼喜爱的京剧结下不解之缘，不仅和许多著名京剧艺术家交往密切 (他和裘盛戎的关系令人感动)，自己的主业干脆就是北京京剧院的编剧。这使他很自然地从上世纪40年代才华横溢的现代派作家顺利蜕变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的既有现代意识又具民族特色的“新时期”数一数二的大家。参加 《沙家浜》 改编固然使他陷入政治麻烦，但也给他带来了意外收获———戏剧唱词的严格要求使他日后的小说散文语言更加归依纯正的汉语。和“新时期”初急功近利介入现实的文学潮流不同，他对政治民生与文化传统的关切呈现为除尽火气而更有内涵与定力的另一种文明和人性的省思，民风和民情的体察，尤其是对祖国语言的顶礼膜拜与出神入化的运用。尽管“有些惶惑”，他还是承认现代文学史上确实存在着“京派”，对别人称他为“最后的京派”也并不拒绝。
    多面的汪曾祺并不局限于上述这几个方面，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他和上海的特殊情缘。这是长期被研究界忽略了的汪曾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粗略地看，汪曾祺似乎和上海关系不深，创作中的上海因素好像微乎其微。其实不然。
    上世纪30年代末汪曾祺从上海出发奔赴云南，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又从云南回上海。1946至1948年，汪曾祺彷徨于上海的街头巷尾，度过了青春期一段灰暗的日子。除了教书和有限的交游，此时的汪曾祺无心看风景，却发愤著文章，一年多完成小说数量超过1940-1945年云南时期的总和。这些小说尽管很少正面写到上海，但读者从字里行间还是可以隐约感受到作者生活于其中的全国最大都市的喧嚣之声和即将发生的历史剧变的信息。1949年4月，寓居上海的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短篇小说集 《邂逅集》，他的第一阶段小说创作的成果被40年代末的上海文学界和出版界所接纳。1948年离沪去京后，他在上海仍然有许多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的师友。60年代初，他担任主创人员，受命将沪剧原著 《芦荡火种》 改编为“现代革命京剧”《沙家浜》，得到宠幸，但“文革”结束后也因此一度陷入灰暗、委屈、压抑。别人欢天喜地迎接“新时期”，他却“悬空”两年，写了十七万字交代材料。若非身边友人鼓励和敦促，他根本不会振作精神重新提笔，写出 《受戒》 《大淖记事》 《异秉》 等轰动一时的别致的小说来。
    汪曾祺受惠于上海，也因上海而备尝人生的酸甜苦辣。他对上海怀有一份特殊感情。“新时期”初，他专门写了短篇小说 《星期天》 刊于 《上海文学》。这篇小说回味1940年代末在上海度过的那段苦闷彷徨的日子，也多少寄托了日后对上海的复杂观感，算是弥补了当年没有正面写上海的遗憾。被长期忽略的这则短篇小说杰作在上海本地乃至整个文坛都知音寥寥，却预演了90年代至今上海怀旧小说的流行，沟通了90年代以后上海都市文学与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学传统的血脉联系。
    值得一提的还有，40年代第一篇全面论述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评论文章出自唐湜1948年2月在上海写成的 《虔诚的纳蕤思———读汪曾祺的小说》。80年代初汪曾祺先在北京和南京两地走红，但他本人很快发现，当时尚不甚有名的上海青年评论家程德培的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读汪曾祺的短篇小说》 也“写得不错”。
    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一度大受追捧的大器晚成的小说家汪曾祺也没有例外逐渐淡出公众的视线。但恰恰在此同时，“红色经典”悄然升温，汪曾祺京剧 《沙家浜》作者的身份再度被炒作，与文学界内部“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京派”的身份定位形成奇特的交错重叠关系，并因此将他逼到了评论的风口浪尖。当时跟他直接间接对垒或隔空对话的人士主要来自上海文化界，其中巴金、黄裳就是他昔日的师长和好友。
    1996年底至1997年初，一场围绕《沙家浜》 版权的官司从上海发动，古稀之年的汪曾祺精神上受伤的程度远远超过“反右”和“文革”结束那两个阶段。1997年5月16日，身心交疲的汪曾祺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6月12日，那场官司以双方委托人和解的方式宣告结束。
    上海是一个影子，几乎跟定汪曾祺终身。汪曾祺与上海的情缘，不像他在高邮、云南、北京、张家口和内蒙草原的经历那样广为人知，但一按史实，竟也班班可考。人歌人哭，就在昨天。是非曲直，也真应了汪曾祺在小说 《星期天》 中运用得妙到毫颠的那句上海话：“难讲的。”
    1983年发表 《星期天》 之后，汪曾祺就很喜欢在小说中写到上海，也爱说 (写) 上海话，很看好昆曲，对上海昆剧团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2017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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