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地域的关系一直是文学史上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地域作家群的研究也是学界关心的一个重点。一些文学流派和作家的名字，自然而然与他们生长的那片土地联系起来。中国古代许多文学家族和文学流派的产生和传承，都以地域为依托，甚至于提到某些作家、某些流派，我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他们与特定的地域联系在一起，如“三苏”“竟陵派”“桐城派”“常州词派”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种情况也不少见，如沈从文与湘西、老舍与北京、张爱玲与上海、萧红与呼兰河等。新世纪以来，学界则鲜少有“流派”的提法，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没有流派”。这实在令人遗憾，因为文学流派的出现可以说是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令人欣喜的是，就在学界为当代文学没有流派而苦恼时，在水汽氤氲的里下河，一个文学流派已经悄然登场……
    “水”气浸染的柔情人性
    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的史学家、美学家丹纳就在《法国文学史》的序言中提出了“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决定文学创作和发展的三要素的观点。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是潜在的，作家所处的地域不仅影响作家本人的个性气质、审美情趣，还会影响他表现的内容以及艺术表现方式。里下河文学流派作为一个地域特征鲜明的文学流派，自然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正如该派的汪曾祺老先生所说：“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
    与20世纪80年代同时期出现的先锋、寻根、新历史等作家刻意追求的“深刻”“技巧”“玄奥”不同，汪曾祺于1980年获得“北京文学奖”的《受戒》，以及于1981年相继斩获“北京文学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大淖记事》，似乎都在刻意追求一种“平淡”和“浅薄”，作家以清淡的笔墨写平常的人情，轻轻浅浅间就绘出了江南水乡里的一派人间烟火。《受戒》写水不多，但却充满了水的感觉。它写的是小和尚明海与小英子之间懵懵懂懂的恋情，“水”自然是小说的背景：“好大一个湖！”、“莲蓬”、“荸荠”、“菱角”、“船”等无一不昭示着一个水汽淋漓的江南小镇。但是，汪曾祺小说的“水”气不只从外部而来，更源自小说的内在，活在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也带着水的纯净与温润，具有水的品格。汪曾祺自己在《受戒》发表后说：“我写得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之间懵懂而纯美的感情正是优美、健康的人性的一种展现，童年特有的天真让以往在文学作品中被扭曲、压抑的人性重新回到了朴素和美好之中。人性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重新回到文学中来。
    汪曾祺惯以清淡笔写平常情，他说，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汪曾祺的小说中往往没有特别强烈的情感。即使有，也都经过了水的软化。欢喜是，悲恸是。汪曾祺说：“我的作品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分快乐，尤其是今天。”
    活色鲜香的“水妹子”
    读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品，印象最深的就是作品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真是“笔下处处是人”。汪曾祺回忆说，沈先生上课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这也就是说，“在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派生的。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贴近，富同情，共哀乐。什么时候作者的笔贴不住人物，就会虚假。写景，是制造人物生活的环境。写景处即是写人，景和人不能游离。”这深深影响着里下河作家群的创作。
    里下河作家群的创作中，活跃着各种各样面目鲜活的小人物。刘仁前的中短篇小说选更像是一本乡村人物的散记。《故里人物三记》中无甚能耐，却偏爱“玩牌、听戏、打老婆”的“祥大少”在老婆自杀后也结束了自己的性命；村里能徒手摸鱼、人缘又好的谭驼子却和村里的干部勾结起来在别人的鱼塘里张网偷鱼，得知真情的村民都觉得难以置信。中篇小说《谎媒》则讲述了香河里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欢。少年们与心爱的人儿荡舟在香河里的欢乐情景让人不禁对那个美好、和谐的世界充满遐想。然而，命运总是充满了变数，原本相爱的年轻人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意外而走上不同的道路，小说中琴丫头、杨雪花、柳春雨、陆根水、水妹等的爱情故事让人唏嘘不已。而刘仁前历经10年创作的“香河三部曲”《香河》《浮沉》《残月》则堪称中国当代农村的发展史，它深刻展现了一个个性格不同的农村青年在大时代背景下成长、奋斗的历史，“爱情”则是“香河三部曲”中最动人的旋律。
    一系列富有灵气又光彩照人的女性人物形象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品增添了不少光彩。胡石言的《秋雪湖之恋》中，心地善良却被公社掌权人物欺凌的芦花，意外地与驻扎在秋雪湖边的饲养班的战士们发生了一段不解之缘。在那个特殊时期，战士们却能突破思想的禁锢，帮助芦花救回哥哥，这样的情谊如何不让人终身铭记？夏坚勇的《秋韵》中，边收晚稻边等待丈夫虎生的杨子在暖融融的阳光和新鲜的稻谷旁，散发出的正是秋日明净而芬芳的韵味。刘仁前的《谎媒》中，当心上人为了前程而抛弃水妹时，她毅然决定生下这个孩子。正是这些敢爱敢恨又如水般充满灵气的女性让小说灵动起来。
    水雾氤氲的语言神蕴
    汪曾祺说：“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殆矣。”汪曾祺的这一文学观深深地影响了里下河作家群的文学创作。读汪曾祺及其他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的作品，总能感受在“小桥流水”间到一股浓浓的东方神韵，似乎传统的中国小说就该这样写。这种浓浓的文化氛围首先来自于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创作姿态。正如汪曾祺所说：“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他写作时关注的是生活中的各种“小”，那些凡夫俗子的人间烟火构成了他所表现的整个世界。这一作家群的文学创作，是真正“把心沉到了本民族的衣食住行当中”去了的。《岁寒三友》中，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三人无疑带有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色彩。刘仁前《风俗人物三题》中《吴麻子》一节，走村串舍的“换糖的”也成为乡村生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此外，里下河文学作品中的神韵还与作家所用的语言有关。汪曾祺十分重视语言的积淀，语言中所体现的文化一方面来自于唐诗宋词，另一方面就源于民间口语。里下河文学流派吸收了许多民间俚语和地方民歌，语言俗白而富有韵味，极大地改善了李陀在《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中提到的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书面语言的贵族化倾向”。那种“文绉绉的脱离日常生活口语甚远的书面语言”在汪曾祺及其他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那里几乎看不到。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各种内容清新的民歌，汪曾祺小说中的自不必说，其他里下河作家中也有很多。如毕飞宇、朱辉、刘仁前小说中大量加入富有地域色彩的方言和民歌，让小说语言显得活泼生动，既富有音乐感又具有韵律美。人物语言的亲切直白也是形成小说韵味的重要因素。我们在里下河文学流派中看到的对话，往往是简洁、明快、朴素、自然的。生动活泼的口语顷刻间就把我们带进了那个淳朴清新的世界。
    里下河文学流派中还有许多新生代作家，如毕飞宇、鲁敏、朱文、吴晨骏、鲁羊等。这些作家写的多是城市，笔下的“里下河”地域色彩也不明显，但他们与汪曾祺仍有一种隐秘的联系。正如项静所提到的，“他们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叙述方式，一种脱离宏大叙事的愿望和气息，对于生活中看似无关紧要的事件郑重其事地对待”。这种刻意远离宏大叙事、专注现实生活的写作姿态，正是汪曾祺不“以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的文学主张在新生代作家中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