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
    “医患关系”
    有超现实的感觉
    小说《医院》以第一人称创作，主人公出差C市时突发疾病被送入医院，经历了就诊、看病、住院和手术的艰辛过程，见证了医患关系在技术时代的剧变。在遭遇一系列荒诞而又意味深长的事件后，他最终发现来到的其实是一个“药时代”，整座城市，甚至整个世界是一座医院，人生就是在接受和拒绝治疗中进行艰难的选择。
    从小说集《宇宙墓碑》，到《地铁》《高铁》等长篇，韩松的创作越来越靠近现实。是什么触动他对医院“下手”，韩松说：“有两个触动，这些年随着年龄的增长，陪家人朋友去医院的次数变多了，感觉医院的变化太大了，新闻、报纸上也常有‘医患关系’的报道，给人一种超现实的感觉，像毕淑敏、六六所写的医院，看似真实却不真实。”韩松的另一个触动来自于近些年社会和科技的发展，现在中国正面临老龄化社会，而科技发展也非常快，像基因技术、大数据、互联网等都开始介入医疗领域，充满了科技元素。
    如果你翻阅《医院》这本书，看完前50页还以为是部现实题材小说，里面记录的就诊、住院、黄牛号等与现实无异。韩松将医院观察到的一些细节放进小说里，“比如我去肿瘤医院，感觉整个气场都不一样，有种很奇怪的氛围。快要死去的人有两个极端，要么是完全的绝望、无力，还有一种是不停地笑，显得很轻松。”
    在医院里还存在巨大的焦虑感，病人对医生有着复杂的情感，韩松提到一个细节，“有一个老头，每次护士来给他注射时，他要拿着手机全程录像，弄得护士不知所措。还有的病人会显得特别卑微，给医生送东西什么的。”医生与病人间的这种微妙的情感关系，即使在小说后200页各种医疗科幻元素不断出现，也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科幻的实质
    就是反映现实
    在《医院》中，科幻与现实变得模糊，但又交织在一起，这也体现了韩松对科幻小说本身属性的理解，“科幻小说的实质就是反映现实，描写人和人性最深处的秘密。”韩松觉得，科幻作家创作的假象世界、未来世界离不开现实，只要一定条件具备，就会变成现实，这是科幻区别于玄幻、魔幻的地方。
    韩松喜欢阅读科幻大师的作品，比如创作“太空漫游”四部曲的阿瑟·克拉克、《1984》《美丽新世界》的作者乔治·奥威尔，以及女性科幻作家厄休拉·勒古恩等。“克拉克写的宇宙航行非常真实，还有人进化到极端之后，也写得非常真实。有句话说，最好的科幻就像新闻作品。”
    近些年，中国的小说家常常感到现实题材写作的乏力，因为社会现实本身就足够魔幻，反而是一些“非虚构”文学作品直抵人心。韩松也觉得，在现实面前非虚构和科幻反而更有力一些，但两者互有长短，“非虚构最大的长处是还原现实，但它的缺陷是很难触及现实中最让你内心害怕的、震慑灵魂的东西，或者没办法写在文字里面。科幻则是相反，它仿佛是把现实变形了，一些最尖锐和幽暗的东西扑面而来。但是科幻也有自己的弱点，有时候文字表面上离现实太远了，很难一下引起社会的关注。”
    科幻电影要靠
    有理想的年轻人
    日前，中国科幻“银河奖”和华语科幻“星云奖”先后在北京举行颁奖礼，一方面颁奖礼的规格越来越高，影视公司和资本也开始强势切入进来；另一方面，到场的刘慈欣、王晋康、何夕等科幻作家们，基本都是大家熟悉的面孔，也显示出中国科幻作家数量少，而颁奖晚会在形式和内容丰富性上也无法跟成熟的行业相比。
    谈到现在资本涌入科幻界，科幻电影成为新的IP热点，韩松认为，目前中国科幻影视产业是薄弱和混乱的，但这种投入总归好事情，“总会有一些年轻人，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他们也看不惯现在拍出来的这些东西，迟早有一天会突破。就像中国电影一样，不知哪一天就会出现第六代导演。上世纪50年代是西方科幻文字成为黄金时代，但那时西方科幻电影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拍得很烂。随着1977年《星球大战》的上映才有所改观，就是因为当年看着科幻长大的那些人中产生导演、编剧，中国也许不会那么慢。”
    韩松表示，自己作品的影视改编权大多在果壳网，他也不清楚有哪些小说将被改编成电影，目前比较确定的是《红色海洋》要拍成动画，《地铁》《高铁》也在商谈中。另外，他觉得郝景芳的《折叠北京》很适合改编成科幻大片，美中不足的是对于“折叠”的描述略显简单。 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