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交通工具常以寻常或不寻常的角色进入文学语境，作品人物依其往来交通，乃至生产和生活。它也是作家进行空间想象的重要手段，动静之间蕴含着丰富的文学功能及美学意蕴。新时期以来文学语境中的交通工具，既发挥既往的功能，也因时代的特殊性而增添了新的价值：成为作家设置悬念、构筑意境、推进情节的道具；充当一系列从日常生活中挖掘人性幽深的邂逅事件发生的空间载体；以表面联通功能反衬某种深层悖论或抽象断裂，映衬当代人存在境遇、身份认知及价值观念；还具有记录时代变迁、重返历史现场、复活族群文化记忆、反思现代化进程等功能。
    关键词：交通工具；往来交通；空间想象；工具理性；记忆之场
    “交通”在《辞源》中被释为互相连通[1] ；《古代汉语词典》中释为空间上的彼此通达，情感上的沟通、交流等；《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往来通达、运输事业等意。交通工具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被构造和使用的载体，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随着科技与文明的进步，人们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先后经历人力、畜力、蒸汽、内燃、电气、自动化等阶段。前工业社会的交通工具以人力、畜力工具等为代表；工业社会随着有色金属能源、电力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应用，蒸汽机车、轮船、飞机等得到应用和普及；后工业社会的兴起以20世纪80年代电子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为标志，在交通工具方面则表现为轨道交通的大规模修建和使用、空中航线的远程化和密集化、高速铁路及飞机取代传统交通工具成为长途交通主力军，等等。从交通工具的变迁，我们不难看到工业、后工业社会对前工业社会的抵制和挤压，这种抵制和挤压还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人们对文化传统、族群记忆的钩沉。某些落满历史尘埃、几乎为当代人遗忘的交通工具，成为富有时光质感、复活历史记忆、烘托时代氛围的文学元素。作为不同时代器物文明之表征，交通工具在文学叙事中发挥重要作用，它刺激了人们对于不同时代人群生存状态的思考。交通工具介质有别、形态各异、速度不一，而介质、形态、速度这些与人的空间感知方式及心理状态息息相关。交通工具的形态与功能不断进化，便捷性和舒适度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身体所获得的舒适也并不必然地通向精神满足和心灵愉悦。交通工具速度的提升，大大提高了人类活动的效率，便利了地区间的联通，世界被勾织为一张密集的交通网，但在这背后，种种断裂与矛盾仍在存在，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心灵距离并未成正比的缩短。
    交通工具由于与人的实践行为及心理活动相互缠绕，于是也就常以特定的角色进入文学语境，被作家赋予更多工具性之外的文学功能及美学意蕴。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我们周遭的客观世界以及内在的精神世界，无不发生激烈的变化，呈现出不同于共和国史前三十年的全新风貌。具体到文学观念及创作实践，也发生了蜕变，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西方文艺思潮的冲击、主体性的重建及人的觉醒等等，使得文学创作至少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转变：第一，从历史宏大叙事向更多层次的中、微观叙事（尤其是日常生活叙事）的转变；第二，从倚重时间的线性叙事向从空间结构中组织文本、攫取意义的转变；第三，从现实主义题材垄断、作品主题内容至上向多流派、形式探索、美学策略日益勃兴的转变；第四，从革命年代激进主义趣味向后革命年代文化审美主义趣味的转变。以上几方面的转变，对于我们理解新时期以来文学语境中交通工具“出场”及其价值有重大参考作用。通过对这一时期文学语境中交通工具的解读，可以挖掘往来交通诸事件中的叙事功能和美学意蕴，观察新时期以来作家文学趣味、话语方式的转变，记录当代人在历史变迁中的怀旧与眺望的双重姿态、在科技时代与效率社会中收获的欣喜与焦虑。一些富于张力甚至悖论色彩、具有隐喻或象征意味的书写尤其值得关注和反思。总之，交通工具在文学作品中发挥多种功能，值得将其作为重要的文学意象、文化符号进行细读。
    一、相遇美学：刹那绽放与永恒迷失
    交通工具上的乘客经历着外部的绝对位移和内部的相对静止，经历着特定时段内身心状态的变与不变。一个被预设的封闭空间将形形色色的路人即时性地凝结成一个形式上的“共同体”。不难发现，文学语境中陌生人（尤其是异性）在交通工具上的相遇，一次如横空出世般的相识及其背后折射的心灵照面，深具浪漫主义或“突然美学”（卡尔•博哈）[2] 意蕴，有的还蕴藏着情景反讽意味或先锋美学姿态。特定空间中陌生异性间的情感邂逅常无铺垫、无征兆，然而每一次看似偶然的相见恨晚、心有灵犀，其中必定暴露男女主人公潜意识活动的蛛丝马迹或既隐匿又强烈的荷尔蒙冲动。在偶然性中揭示必然性，于平常性中揭示复杂性，由偶发情节回归经典母题，是作家经营故事的重要手段，那些发生“在路上”的故事为相遇美学提供了最生动的阐释。
    平淡的城市日常生活中确实不乏猎奇之举。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冯沅君《旅行》、施蛰存《雾》、张爱玲《封锁》等皆是诠释生活于大都市的路人在交通工具中邂逅、碰撞终又离别的范例。车厢中发生的一切如同暗夜中不近情理的梦，展现了处于都市生活中的世俗男女在某一特定空间的庇护之下，对平凡生活、规则人生烟花般地瞬间反叛以及为追求“新世界”而进行的身体放逐或精神突围，如本雅明所言：“我们希冀意外的解放，我们对偶然性怀有恒久的喜悦。” [3]
    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主题的“下移”使得更多处于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得以被关注和呈现，成为“相遇”主题的演绎者。铁凝小说《伊琳娜的礼帽》的故事发生在机舱中——虽然交通工具类型发生变化，但仍可归类于现代文学中常见的“情欲叙事” [4]。封闭性极强的高空行程不适于展开跌宕起伏的宏大叙事，但一系列萍水相逢的生活片段却不失为透视幽深复杂人性的途径。俄罗斯少妇伊琳娜携子登机，一位男乘客帮助她安置行李，然后两者开启了暧昧的调情模式，由陌生到熟悉，由拘谨到轻松，直至发展为肢体接触……飞行旅程戛然而止，一段传奇经历定格在伊琳娜匆匆离开机舱的那一刻。男乘客在出口准备将她遗忘的礼帽交还时，伊琳娜正和接机的丈夫热烈拥抱。她自嘲地把脸藏在失而复得的礼帽里，用这种方式将现实与梦境隔绝。“偶然相识—荷尔蒙迸发—不辞而别”的情节链条，如同一条前不见来路、后不见去路的陡峭抛物线，留给读者巨大的心理落差与想象空间。如果说《伊琳娜的礼帽》中主人公的情欲表达是隐秘并且守住了底线的话，那么鲁敏小说《荷尔蒙夜谈》中的男主人公对于情欲的宣泄则决绝地挑战了“男女之大防”的伦理枷锁——在机舱中对一位陌生异国女人发起沉默而疯狂的肢体侵略。小说中被冒犯的女人是一个形象模糊的符号，这也就意味着小说在表面上想要表达男女间的萍水相逢，而深层次上是力图呈现男主人公自导自演的先锋默剧——与陆上交通的“在地性”想比，空中体验所蕴含的“先锋性”不言而喻。小说所指涉的是深感艺术矿藏即将枯竭、艺术生命大限将至的中年画家内心深处的强烈危机感，一次惊世骇俗的机舱丑闻演变为他重拾创作冲动、修复灵感真空的救命稻草，在这场生命地震之后，迎接他的是画室中日复一日的闭关创作，流言蜚语过后他不过是一位再平凡不过的画家。在既定生活轨道上，人人都拥有特定位置及身份，即使过着通常意义上的“幸福人生”，于其心灵深处也不免有越轨的念头，嘈动中之静默、速度中之凝止的空间体验，封闭而亲密的位置关系，无疑为人的潜意识冰山浮出水面提供了契机。然而“封锁”或机舱中的猎奇终究是一场不得不散的宴席，心灵历险之后终复归平淡，就像平静水面上来去自然的涟漪。脱缰的幻想终将臣服于现实的羁押——做一回越狱复又自首的逃犯，退缩至生活牢笼，寻求被既定关系、既得幸福继续庇护，似乎才是一个普通人最正确的选择。
    新时期以来的城市公交已经被剥夺了现代海派文学中“声光电”代言人之炫目角色，因为高度普及和高频重复使用，那种由陌生性诱发的审美价值逐渐消磨于日常生活耐性之中。经济发展与人口剧增使大城市公共交通的拥挤、堵塞成为常态。在这种空间结构中，人们常习惯性地自我封闭，避免与陌生人产生心灵交际。城市公交中的文学素材越来越少。如本雅明所引用的齐美尔针对欧洲“大城市社会学”状况所作的论断：“在汽车、火车、电车得到发展的19世纪以前，人们是不能相视数十分钟，甚至数小时而不攀谈的。” [5]本雅明的论断同样适用于当代中国，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普及使得社会学意义上的主体间性不断“返还物境”——“我与你”的关系世界逐渐弱化为“我与它”的经验世界。 [6]拥挤的陌生空间中，人们习惯性地将人境视为物境，王安忆在当代上海书写中（如《本次列车终点》、《悲恸之地》等）细致勾勒了公交乘客的微妙心理和举止细节，揭示公共交通空间内部约定俗成的行为范式。公交车是陌生人在公共领域中争夺并划定身体空间的地方，不易察觉的利己主义倾向悄然显露，被小心思、小算计左右的乘客各自“圈地画界”，以获得短暂的身心惬适。大多数时候，在拥挤不堪的公共交通工具中，乘客是被时空绑架的俘虏，体力耗散，思维壅滞，自我收缩及保全般的静默是一种常态。但是，武断地认定城市公交不是相遇故事滋生的土壤则又过于绝对。因为故事的发生不仅与空间相关，还与其他条件相关，比如时间。王莫之小说《夜宵车与敦煌楼》，讲述了一位夜行女乘客与开夜班公交车司机之间的邂逅，女乘客与司机相遇的车厢，因为午夜时分的人迹罕至而从公共空间变成“私域”，在这一蕴藏着微妙性的时空关系中，隐秘的欲望开始升腾挥发。由此，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也相应地从司机与乘客、服务与被服务的疏离关系，变成两位夜行动物间惺惺相惜、彼此打探挂念的黏合关系。女主人公刻意隐藏自己的职业和身份，公交车司机也猜出大概，但这并未影响男女主人公之间不动声色的牵肠挂肚。心灵的默契对视代替了干涩的千言万语。两个孤独的、各怀心事的小人物在寂静空荡的车厢中，达成不奢求结果但却深具过程性意义的共融。
    比起短途出行，长途旅行中的独行者，常被作家刻画为怀揣着难以言说的秘密的人物，他们如“孤岛”般被抛于孤远寂寥的汪洋，跋山涉水地奔波只是为践行对他人或对自我的某个承诺。相遇是目的，而漫漫长旅是必经的修行。孙频小说《一万种黎明》中，女主人公春夏秋冬每一季都要坐一次夜车往返于晋南和榆林之间，去探望她所倾慕的已婚男人，试图在无休止的轮回行走中抓住烟花般飘渺的真爱。火车上的黑夜与清晨有特别的意蕴，汽笛映衬了暗夜的宁静寂廓。她以硬座代替卧铺，以苦行僧的自虐方式去感知昼夜更迭、触摸可望不可及的感情：“坐着火车硬座一年一年地去看一个人，直到老了，死了。这便是她的科学” [7]。与北村小说《周渔的喊叫》中男女主人公周而复始的“相聚—别离”相比，《一万种黎明》中的书写更彻底、决绝，往返的表象之下演出的其实是一出独角戏，他者形象已经隐匿，或者说“我”遇见的是“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外界干扰几近消失，“沉思主体的地位”得以提升，人的主体性通过人对自身的怀疑和反思得以确认。[8] 于是不妨说，相遇的另一重境界（也许是更高一重境界）在于独处中的自我辨识、反思与认知。
    漫长旅途还常常意味着人要面向一个既确定又陌生的终点，这时交通工具就有烘托未知命运、揭示存在焦虑的文学功能。如果既不能与他人相遇，也不能与自我相遇，那么大概就只能与渺渺的“未知感”相遇。袁凌的散文《候车室》揭示了主人公离家求学的内心活动：“望着那些延伸出去的铁轨的微光，不知道自己的心到了哪里，也许是未来，却是永远不会真实达到的一种。想象总是走在前头，改变了未知的轨迹。只有永不出发才会留住真实。”[9] 火车站意味着什么？除了意味人流密集、鱼龙混杂，还意味着离别的痛楚与恍惚，意味着未来与过往、想象与现实的决裂，意味着充满异数的生命道路的开启。火车通向远方，旅人却看不清未来的状貌；火车坚持方向，旅人却很可能通向迷失。旅人与火车相互主宰，旅人的思量与忧虑折射出人生道路的难以预设、无一定规。
    二、悖论：往来联通中的隔膜断裂
    交通工具常常是小说叙事空间构成中的重要一环，是富有张力的空间想象的中介物。毋庸多言，“联通”是交通工具的基本功能，比如火车之于始发站和终点站，比如船之于河的两岸。但在很多时候沟通联结的表象之下却暴露着巨大的悖论以及难以弥合的裂缝。在文学作品中，扮演中介角色的交通工具就像拔河中的绳索，其所联结的双方构成角力、对抗关系——此在与远方的隔膜、逃离与回归的纠结、城市与乡村的冲突，乃至金钱与道德的撕扯、现实与历史的对撞、生存与死亡的抉择、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转换等等。
    格非早期先锋小说《迷舟》中，主人公旅长萧因奔丧乘舟从棋山至小河村，在此过程中呈现了如世外桃源般宁静的故土与硝烟弥漫、机关算尽的军旅前线之间的反差，以及风花雪月、儿女情长与不辱使命、征战沙场间的紧张关系，“迷舟”正隐喻了人处于摇摆而又必须做出抉择状态下的迷失感与宿命感。贾平凹《倒流河》深刻反映了新时期以来农民探寻崭新生活道路时遭遇的精神困惑，撑船人老笨往返于南北两岸，见证了两岸的激烈博弈与兴衰变迁。北岸的煤窑象征着财富、欲望以及迅速崛起的市场经济的种种表征；南岸的村庄代表了伦理、道德以及于时间长河中缓慢地进行自我改变的小农社会形态。人们于两岸间穿梭往返的行为，隐喻了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首鼠两端的内心世界。新式生活已张开怀抱却不尽人意，旧式伦理已满目疮痍却一息尚存，先是南岸的大批农民怀着淘金梦来到北岸创业，最终大多因尝尽艰辛而致富无期不得不潮汐般地黯然还乡。两岸像拔河一样撕扯着人们，北岸的试探和南岸的救赎通过老笨的一叶舟一支橹而展露无遗。鲁敏小说《离歌》的叙事空间也覆盖着一条河的两岸：河这边是敬鬼神、重礼数的彭老人以及芸芸众生的入世生活，可看做儒家文化的缩影；河那边是了断尘世牵挂、以侍奉逝者生的三爷，身负着虚静无为的老庄哲学印记。渡船成为在具象意义上穿梭于两岸、在抽象意义上穿越于儒道、生死的道具，它看似起到联通作用，实则呈现出人类存在意义上难以弥合、互不可及的生与死的鸿沟。
    在另一些作品中，交通工具并不贯穿于故事始末，却常被作家用作统摄全文的隐形主题或凸显主旨的点睛之笔，其中表达的依然是某种情感断裂或内心挣扎。从维熙小说《远去的白帆》中两次提及“船”，第一次是在文中，表达对离弃丈夫关爱、投靠当权者怀抱的女性的批判：“一个女性要通向权力之门，最重要的是能够在生活的长河里，随时抓住一舟一桨，划向成功的彼岸……生活把一只桨塞在她的手里，肖玫玫第一次施展浪里飞舟的本领，她决心把生命之船驶向另一个码头。” [10]第二次出现在文末，涉及船之形象的真实出场，取其褒义，旨在于故人离别的淡淡伤感中，宣告一个幽暗时代的结束，寄托对未来新生活的无限憧憬。张洁小说《方舟》借用西方传说中“方舟”的象征内涵， 反映了觉醒中的当代女性知识分子的两难境地——既渴望自由与重生，又渴望庇护与停靠；既有理想主义者企图挑战传统性别观念的自我救赎精神，又难以彻底剥离作为寻常女性的现实主义者身份的世俗诉求。
    上述作品中的船，要么扮演一对矛盾的联结者——因为桥的缺位往来于两岸，如一位掮客调停于对峙的双方，暴露其“选择性综合症”的迂回宿命；要么其自身即为抽象意义上的矛盾体——因主客观种种原因导致功能和意义发生分裂乃至背道而驰。以上情形对于分析火车之于文学作品的意义也同样适用。比如北村小说《周渔的喊叫》改编成电影更名为《周渔的火车》，火车意象得到强化和凸显，由“喊叫”至“火车”为作品的艺术表达增添了一份含蓄蕴藉，也更突显了联结的表象之下矛盾乃至断裂的存在。 除了折射主人公往返迂回的心路历程，火车还常常成为“出逃者”冲破闭塞的生活空间或精神空间，获得超越性生命感受的“同谋”。每一次列车与铁轨的触碰咬合，挤榨出的都可能是逃离的苦楚或快意，也可能是远行的惶恐或企盼。除了种种一去不返的诀别，逃离总应有归期，于是相应地，火车也包蕴了远行者迷途知返、倦鸟归林的诉求。付秀莹《火车开往C城》、徐则臣《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等晚近出现的文学作品，都借火车意象表达“逃离”的主旨：主人公渴望挣脱安稳生活的羁縻，从不堪忍受的琐碎和无聊中逃走，将身心交付给杳渺乃至虚妄的境域。来路渐渐模糊，去路亦未可知，回首已是满目萧瑟，眺望则是期许与空无并在。火车成为弃绝个人历史、逃避当下的工具，“逃离出去，其实是更深地回到内心，看清内心的复杂性和深刻性”[11] ，车厢中满怀憧憬的凡人无疑想要更清晰的洞见自我，如同身躯对于影子的关照，但是回到内心的愿景并不意味着心灵困境的自动解除。逃离者以想象中的伊甸园遮蔽现实生活中理应直面的难题，任凭困境搁置或延宕——“娜拉出走”是永恒的文学母题，火车终将抵达终点，冲动终要妥协于现实，遗留的心灵疑难远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交通工具连结着此在与彼岸、故乡与异地、城市与乡村，它始终处于一个中介位置、过渡阶段，承载着摇摆纠结乃至截然相悖的情感体验。知青文学中因主人公往返城乡的客观需要，频频出现“火车”书写，突出反映了火车对城乡二重世界亦勾连、亦分化的作用。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铁凝的《哦，香雪》等名篇中的火车要么是作品的核心意象，要么充当了推动情节发展的基本动力。知青文学语境中的火车，一方面渲染着游子孤悬异乡的离情别绪，另一方面也表达农民与市民、乡土生活与城市生活间的隔膜。城乡对撞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话题，王安忆的小说《悲恸之地》中，火车将农民带往都市上海，给人们带来脱贫致富的希望和对适意生活的憧憬，然而事与愿违，火车的目的地却是噩梦开始的地方，他们最终被抛弃于异乡，由此，城乡对抗关系在农民乘坐火车走异路、逃异地的过程中得到了深刻诠释。与知青笔下火车意象承载的城乡隐喻相比，晚生代作家更愿意将飞机作为测定城乡关系以及阶级身份的试金石。陈仓小说《父亲进城》中，来自闭塞乡下的父亲根本无法驾驭飞机这一神秘的庞然大物，首次搭乘飞机去城里探望孩子时笑料百出，如同一个外星人被航天飞行器抛入魔力四射的城市星球。飞机是科技发展与文明进步的象征，却又鲜明地充当了城乡对立的见证者，表征了农民与市民、小农阶级与城市中产阶级间的难以融合的尴尬境地。
    文学语境中交通工具所指涉的悖论，还体现在旅行路线的确定性与旅途经历的不确定性、现实空间的有限性与人类精神宇宙的复杂性上。中外小说中有大量发生在“路途中”的故事，在《东方列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知名侦探小说中，作为限定空间的火车与船等被锁定为犯罪现场，成为悬念生长发酵的器皿，为谜底的现身预设了多条不确定的道路。交通工具为小说情节铺排发展营造了情境、氛围，在此之中叙事张力得以生成，人物复杂隐秘的内心活动得以凸显，人物之间的纠缠关系得以呈现。或者说，故事发生的封闭空间，为一种“气氛美学”（甘诺特•波梅） [12]的显影提供了支撑，坐实了某种既笃定又充溢着未知感、神秘感的“调性”，蛊惑着读者去试探确定结局背后人的纷繁动机以及限定空间中的无限幽昧可能。在新时期文学作品中，高行健、刘会远的无场次话剧《绝对信号》是一个范例。故事发生地点是“一列普通货车的最后一节守车上”[13] 行进中的列车车厢为故事空间，通过精心设定的时空结构方式及细腻的心理描写呈现人物间的复杂关系，通过意识流等手段勾连出个人的成长史、情感史。作为话剧被搬上舞台，它没有繁琐、多变的布景，但缜密心理活动及富于悬念的情节，却使故事情节充满张力。剧本中频现用眼神、气声、画外音等传递的主人公“内心的话”[14] ，在特定情势中展现人物关系及心理活动。新时期作家普遍发出“向内转”的信号，同时也在作品形式探索方面愈加用力，而一个封闭空间的设计恰恰更充分、更细腻地揭示出人物的深层心理活动。作品以话剧的形式明白无误地呈示，我们所存在并经历的这个世界不只具有历时的性质，也富有共时的特征，历时性可包蕴于共时性之中——空间不再被看作是凝固、封闭的场所，而是勾连了“回忆、现实与想象”[15] 三个层次，变成了与人物相融合、时间相关联、与历史相缠绕的动感场域及美学符号。
    三、审美意境呈现或历史记忆复活
    交通工具是人类生产生活中最具实用意义的器物之一，它的内在属性和外在形态随着历史发展、文化更新、科技进步始终处于变动过程中。某些特定语境下，交通工具是历史记忆的载体，它强化某个历史时期特定人群的存在意义和内心状态，构建一种“天与人”或“人与物”合一的文化意境，或为某段历史记忆留下图景式的生动证据。
    以水上交通为例，晚清随着西方列强渗透，轮船成为主要交通载体：“中国海上之有轮船，以道光十五年，英国之渣甸号为始。中国内河之有轮船，以咸丰八年英法船只之航行于长江者为始。”[16] 而在此之前千余年中，“中国水上之交通，向来以帆船为主要的交通工具” [17]。于是，“舟”、“帆”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高频词，尤被古典诗词频繁征用，喜乐哀愁之思绪皆可寄寓其中。自由欢愉之舟帆是天人境界汇通的桥梁，是文人随适逍遥心态的外现或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庄子•列御寇》[18]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下江陵》）[19]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20] “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温庭筠《利州南渡》）[21] 另一方面，诗人将舟船视作个体生命的唯一陪伴和最后依托，于是舟帆之映像亦由轻灵化为萧瑟，以此寄托孤独与离愁：“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杜甫《登岳阳楼》）[22] “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 （孟浩然《早寒有怀》）[23]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24]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25] 由上可见，古典诗词中对舟船之抒写大致可分两种，前者表现飘逸之美以及对于自由之渴望，舟船成为欢畅旅途的最佳见证，其文化内涵是道家“游”的精神境界和“逸”的生活形态；[26] 后者传递“沉郁”之情，诗人在哀怨郁愤中表达“一种人生的悲凉感，一种历史的苍茫感……不仅对当下的遭际有一种深刻的感受，而且由此对整个人世沧桑有一种哲理性的感受。”[27] 无论飘逸自由还是沉郁感伤，欢畅还是惆怅，“舟”、“帆”皆超越了工具意义上的“有用性”，成为诗人“移情”之对象，成为中国古代审美活动中内涵最丰富、最具情感包容力的意象之一。
    历史变迁使得舟之形态逐渐被轮船所取代，然而舟“兴寄”、“移情”之文学功能、尤其是人舟合一、天人浑然的文化想象仍反映在后来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周作人在《乌篷船》中说：“小船则真是一叶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顶离你的头有两三寸，你的两手可以搁在左右的骇上，还把手都露出在外边。在这种船里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28] 柯灵在《桐庐行》中说：“江上旅游，最理想的，应当坐木船，浮家泛宅，不计时日，迎晓风，送夕阳，看明月……”[29] 不论是河中乌篷船还是江上木船，在天人交会之际，都几近隐身，士大夫借助它们融入自然，得意忘形，陶然自得。新时期文学作品中，李杭育小说《最后一个渔佬儿》中以福奎为代表的渔佬儿与渔船的厮守也弥漫着一种古意，然而这份“古意”已经不具有天时地利人和之条件，怀有古意的人变成冥顽不化的“守旧势力”，作者记录下天人之境濒临破灭的转折时刻，吟出一首渔猎时代曲终人散的挽歌，表达了新时期寻根文学对传统文化形态的复杂态度。一个崭新的世界即将开启，工业文明及现代化社会尚未彻底实现，人们就已主动或被动地与旧有生产生活方式、古老风俗告别。渔船是渔民赖以生存的生产工具，是维系古老生活方式的载体，当原始捕捞这种生产方式渐渐淡出人们视野时，生产者们却依然顽强地与工具相依为命、不离不弃：“他情愿死在船上，死在这条象个娇媚的小荡妇似迷住了他的的大江里。死在岸上他会很丢脸的……”[30] 渔佬儿对于船的坚守，以苍凉哀婉的姿态表明对于历史传统的忠贞和悼念。
    船连同其所载之人也会因为难以或不愿归岸而成为“孤绝”之意象，船以隔绝于日常生活空间的“异托邦”[31] 形式奇异而顽强的存在于水中，其中蕴藏着个人或集体难以磨灭或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格非小说《青黄》中，漂泊在苏子河上“九姓渔户”船队上的，原是一些本分渔民，因卷入改朝换代之际的政权之争，而被新皇帝下旨不准归岸，严重的饥荒使船上妇女不得不以出卖肉体为生，船队被岸人视为“疫区”，小说中的船民生活是一段令人浮想联翩的“叙述空白”，生活场景已无法还原，然而这段微不足道的水上生活史却如此坚固地铭刻着历史正义施加于草民命运之永无更改的影响。苏童小说《河岸》中，主人公与船的关系更紧密了一层，不仅是生产者与生产工具的关系，更是寄生虫与寄主的关系——人与船必须共存亡，背负着历史污名的船民一旦离船上岸就会变成被崭新时代遗弃的边缘人。于是他以让渡归岸权利的方式，为自我人生道路提供想象性的解决方案，以求得肉与灵的安宁。这人船连体物的固执存在，暗示着小农及革命时代的历史记忆依然坚固，而历史与现实的对峙关系依然未得到根本缓解。铭刻在历史榜单上的不仅仅是舟与船，每一次社会进步、技术创新都附带着成就一段“物”的历史以及与物相互捆绑的“人”的历史。比如铁路成就了“绿皮车”与“茶炉工”（南翔小说《绿皮车》）的历史。绿皮车即将走入铁路博物馆，而它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正在人们依依惜别。依赖绿皮车谋生的茶炉工因此走向职业生涯的谢幕，呼应了前人“江海寄余生”的贬谪际遇。《绿皮车》“着眼于即将消失的人与事物，着眼于一种即将退出历史的生存与伦理”[32] ，描绘了一位无名列车工人三十余年的从业史，彼时的光鲜自得与当下的黯淡失色，体现了个体在历史变迁的某个节点上历史使命完结及其引发的存在感弥散的宿命。
    如果谈到某种交通工具的“历史性终结”，自行车显然不在此列，因为直至今天它们依然活跃在中国城乡的大街小巷；然而它们又确乎以浪漫主义的方式在文学语境中获得了某种“终结”的意涵。新世纪之交，文学影视界刮起一股“单车”旋风。《十七岁的单车》、《将爱情进行到底》等作品中潇洒少年的“座驾”单车与今天作为日常出行工具的自行车，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跨越了工业社会阶段，形成一副从贫瘠到富足、从青春到成人、从憧憬到现实的断裂景观。文学叙事中，单车少年身上散发的青春活力以及对于无处安放的过剩荷尔蒙的宣泄冲动，勾起人们对于似水流年、似箭韶光的缅怀。在以伤感或欢快为底色的青春文学作品中，单车是一道意味深长的风景线，是浪漫主义、怀旧情结充溢其中的意象，是世纪之交历史华丽转幕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此观之，后现代社会中的自行车已经渐渐丧失了浓厚的抒情意味，更多呈现出绿色、健康、环保等现实关切或理性意愿，而很少作为有意味的重要意象活跃于事关当下的文学叙事中。单车从文学中的逃逸，是因为我们当下的文学想象因现实挤压而变得太贫瘠了吗？还是因为那些有故事的少年都开始驾驭更先进的交通工具去欢度青春岁月了？
    凡物皆有其历史，“解释一词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33]，以此“展现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34] 。一种交通工具从侧面折射出社会历史进程中特定阶段的社会风貌和时人生存状况，而一些深具本土化、地域性色彩的交通工具则更凝结着某个“共同体”不可出让的族群记忆。交通工具之于人的意义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我们必须将交通工具放入历史的丰富多样性中予以关照。当新兴动能普及转化为寻常物而仅能呈现十分有限的陌生化效果时，上面提到的单车顺理成章地跻身怀旧意象之列，而我们还有必要从更原始的交通工具中去挖掘历史记忆、审美想象以及人的主体性，比如与游牧民族朝夕相伴的动物乃至人类的双脚。
    对于游牧民族而言，身肩交通工具重任的动物意义非凡。动物固然有其工具性的一面，但同时也作为有灵之生命体被赋予了丰富人性乃至神性，成为族群记忆的符号和族群精神的图腾。比如，张承志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骏马”是草原民族精神的象征。骏马以其速度、力量凸显草原人的剽悍性格，象征狂野不羁的自由精神，映射不受束缚、挣脱时空限制的生活方式。策马奔腾成为追求心灵自由的方式：“在驰骋和呼喊的纵情之中，人痴醉了，有时我真的觉得自己化成了雨点般的蹄音。……青春的欲望和活力，在骑马的生活方式中，被释放和平衡了。”[35] 选择一种交通工具和一种往来方式，就是选择一种适于心灵节奏的生活理念。以骑马为表征的草原生活追求天人合一境界，追求在身体的释放中追求心灵的自由，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抵御了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以及现代性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侵袭。在迟子建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杨志军小说《骆驼》对游牧民族与动物的关系书写中，我们都能看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主义诉求，看到少数民族顽强地捍卫民族的历史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决心。
    最后，再来看看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交通工具、但确乎是往来交通方式之一种的“行走”。原始社会中人类本能性、功能性的“行走”与工业化社会以来的人类“行走”，已不可同日而语。早期人类在无外力可借助时，只能将肢体视为交通工具，凭借体能和意志征服空间障碍。而在今天，代步工具林林总总，“当时只道是寻常”的长距离徒步在文学语境中逐渐变成一种“姿态”和“仪式”，充当身体（而非机器）与精神世界发生关系的桥梁，变成解决内在自我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有效方式。本雅明在对20世纪巴黎游荡者形象分析过程中指出，对于大城市的揭示性的呈现既不来自于“集中于观察的业余侦探”，也不来自于“在马路上东游西荡看热闹的人”，而来自于那些“心不在焉地穿过城市，迷失在思绪和忧虑中的人们”。[36] 这最后一种人揭示了现代社会“游荡”行为的真谛。游荡者不依傍其他交通工具，任凭自身陷入“远离任何实用的生活智慧的沉思的境地”[37] ，在城市阔达空间中追求身与心、动与静、行为与存在的和谐统一。古有安步当车、竹杖芒鞋轻胜马的诗意人生，时至今日，古典生活方式虽不复存在，但追求古典诗性的心灵生活仍然成为可能。王刚小说《关关雎鸠》的主人公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语境中的游荡者，不愿主体性被销蚀于繁冗迅疾的现代都市社会中，“希望一切都慢下来越慢越好”，于是他们自甘退化为原始人，穿梭游走于北京旧街区、老胡同、古城墙，在深街小巷中回味记忆芳香，品咂岁月精华，用脚步绘制出充满怀旧气息的心灵地图。在忙碌紧张的都市人眼中，他们这种崇尚大道至简的“市隐”行为如此特立独行，不合时宜。而在他们自己看来，游荡使他们超拔于庸常的人生轨迹，内心被思绪与忧虑充盈；迟缓的交通方式，使他们身心抽离高速运转的日常生活流水线，摆脱无处不在的“枷锁”对于“自由”的束缚[38] ，向一种古典、素朴、自然的本真状态回归。当都市不再成为人类的心灵家园时，内在精神世界的构建和维护就显得至关重要。文学语境中城市人的游荡，以行为艺术的先锋姿态削弱浮躁症与速度病的侵袭，向已载入历史的生活范式回眸并致敬，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我与现代社会的紧张关系，以此抵制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人与本性所产生的疏离”[39] ，重新勾勒自在、自足的心灵格局。
    火车、轮船、飞机等由现代化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以机械力、电力等为驱动手段的交通工具是社会工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晶；舟船、游牧、单车以至于漫步等以人畜力为动能的交通工具及路径则如蜿蜒散漫的曲线，勾勒前工业时代的迂回与洒脱，之于今日已成为难以兑现的传说。行船中的历史书写、单车中的怀旧想象、游牧中的民族记忆以及漫步者的自我追寻，大多流露出“向后转”的意图，或曰一种并非具有贬义色彩的倒退倾向——回到历史断裂节点、回溯古老生活方式、回归传统文化土壤、回眸青春记忆或存在真相。以上种种往来交通（人与交通工具的厮守与互动），不约而同地构成某种“记忆之场”——“让时间停滞，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将意义的最大值锁定在最小的标记中”[40] ，这种“倒退式”书写，透射了新历史主义、寻根文学、青春文学等审美诉求，亦折射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之于当代叙事的美学价值。
    结 语
    文学语境中的交通工具具有文学要素功能。它们指涉空间构造及在此条件下主人公的存在状况，烘托故事情节、提供叙事动力，故事因何、如何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哪里发生，对交通工具的选择可以是叙事链条中主人公活动的起因、经过、结果中任意一环。关注交通工具在文学语境中的要素性存在，实则是在关注作家在叙事活动中如何施展空间想象、如何苦心经营意象及意境，如何力图使客观事物、人类实践达之审美活动，使审美活动观照客观及人类实践，从而为文学叙事增添美学意蕴。
    而作家更终极的归宿在于关注交通工具的驾驭者、搭乘者、坚守者——人。交通工具在日常生活中因其功能性为人所用，但进入文学语境后，“我们因之成为美的，不能基于它的有用性的表象。”[41] 交通工具唯有深度参与到人的实践活动中，与人的存在状态、情感诉求发生融合和碰撞，才能真正超越其“客观的合目的性”，在不断“人化”的过程中获得生命力，真正发挥叙事功能，获得文学意蕴，释放美学信号。我们在作家对往来交通的书写中，真切而深刻地看到了“人”的存在——没有对人生存境遇、精神疑难及价值立场的关切，对于交通工具的任何书写都只能在社会学、历史学等而非文学的意义上展开。经由与搭乘主体的具体行动及思想感情发生关系，交通工具在文本中就不仅仅是个冰冷空洞的外壳，而是具有了人格的温度。
    以新时期以来文学作品中的交通工具及方式为着眼点，我们在“动与静、动荡的内容与有机的形式”[42] 中更清晰地观察到当代人多元化的心灵图景和价值取向；更深入理解了作家营造叙事氛围、施展叙事策略、建构故事情节及人物命运的意图；洞悉了作家关注个体生存状态、探究生命意义、爬梳历史与民族记忆、反思现代化进程的多重旨意。
    作者简介：李彦姝，辽宁大连人，文学博士，现供职于教育部社科中心，《中国高校社会科学》责任编辑。近年来在《文艺研究》《光明日报》《电影艺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文章20余篇，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