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来，报告文学创作的生产力得到了充分的激活，老中青三代报告文学作家以人民为中心，以创作为根本，努力写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居处“全媒体”时代，报告文学固本开新，致力于走向更为开阔的话语空间，更为多样的文学的表达方式。
    一些标注为“非虚构”正是非典型的报告文学，是走向“更为宽阔的”报告文学。类似的写作，有效地拓宽了报告文学写作的空间，调适了报告文学写作公共性和个人性的关系。”
    这是一个阔步奋进的大时代，也是一个文学多姿多彩的时代。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时代文体，全方位地摄照气韵生动的社会生活，讴歌真实感人满蕴正能量的美好人性，弘扬时代精神，激发社会正能量，发挥着这一文体独特的功能。同时，报告文学创作的生产力得到了充分的激活，老中青三代报告文学作家以人民为中心，以创作为根本，努力写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居处“全媒体”时代，报告文学固本开新，致力于走向更为开阔的话语空间，更为多样的文学的表达方式。报告文学正越来越显示出作为非虚构叙事的独特魅力，抒写着大时代多声部的进行曲。
    中国梦的文学报告
    近年来，报告文学作者注重观察时代大势，深入生活现场，选择具有时代特征，体现中国特色、展示中国力量、凝聚中国精神的题材加以迅捷的报告，使之成为真正的“时代报告”。
    丁晓原：“每一个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茅盾先生所定义的报告文学，正好揭示了这一文体与时代的特殊关联。我们评价一个时期的报告文学的基本价值，就要看它与时代联系的关联度，看它真实反映时代的广度、深度和品格。报告文学从来就不是书斋中的个人化写作，它的写字间是整个社会。近五年来，报告文学作者注重观察时代大势，深入生活现场，选择具有时代特征，体现中国特色、展示中国力量、凝聚中国精神的富有特质的题材加以迅捷的报告，使之成为真正的“时代报告”。“中国梦”是我们这个行进中的大时代的大主题。报告文学敏锐地感应时代的脉动，快捷地书写中国梦时代话语，成为这一时段文学写作中的强音。
    李春雷反映航空报国感人事迹的作品，直接以《我的中国梦》为题，作品真实地还原了罗阳生命最后时刻感人的场景，通过有机穿插人物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段落，富有表现力地展示了罗阳为实现强军梦而献身的壮美人生。唐晓玲的《逐梦之城》是一部关于一个城市谱写中国梦新篇章的生动叙事。
    报告文学对于中国梦的表达，主题鲜明，作品题材相当广泛，写作方式丰富多样。李玲修、王鼎华合作的《乒乓中国梦》以乒乓之梦阐释中国梦，作品不仅写出了中国乒乓梦之队30多年的梦想史、拼搏史和光荣史，也生动再现了团结拼搏、振兴中华的中国体育精神和中国梦的民族精神。张雅文的《百年钟声》将国家叙事、民族叙事和香港叙事有机地融合于一体。在这里，香港是一扇观照中国百年历史的特别视窗，是百年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富强的梦之旅的侧写和缩影。张胜友、徐锋总撰稿的《百年潮·中国梦》，作品的呈现方式和信息容量等都不同于以上作品。这是一部大型电视报告文学专题片，作品分为《百年追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筑梦天下》五集，上下百年，纵横世界，景阔旨高，极具多媒体写作的表现力。它以文字语言与电视声像语言的有机整合，对中国梦作了系统而形象的解读，全景式地展示中华民族谱写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王 晖：报告文学是典型的在场写作，它需要接地气、贴近现实，“报告”或“纪实”转型的伟大时代；也需要立足高远、心怀梦想，提升现实书写的深度和高度。确如你所说，作为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在当下最为显明的就是对中国人追寻中华复兴“中国梦”的书写。除你讲到的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讲述“强军梦”、“兴农梦”的作品也很有特色。黄传会的《中国海军》写的是中国海军1949至1955年间的发展史，主线为海军初创期的发展史，副线以“我是一个岸炮兵”为题，记录作者在福建前线近3年的生活，生动地描绘出10万海军官兵创业的艰辛和复兴海军的梦想。傅宁军的《淬火青春——大学生从军报告》以独特的视角观照大学生军人的精气神，飞扬的青春在这个大熔炉里淬火，新时代的新军人创造不凡的业绩，强军梦背后是实现中国梦的深切渴望。张文宝的《水晶时代》描述的是江苏东海县农民依靠水晶创业致富的故事，作品写出了从贫穷走向富裕的普通中国农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所焕发的潜能、创造力和想象力，力图“给全国农民一个‘中国梦’”。王宏甲、刘建的《农民——中国一户农民的百年历史》，详尽再现了广东雷州半岛茂德公家族跨越百年历史实现致富梦想的传奇经历，将个人荣辱与国家兴亡紧密结合起来，充分显示了“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的深刻内蕴，是“中国梦——我的梦”的形象阐释。
    核心价值的生动诠释
    近年来，报告文学逐渐走出了过往“主旋律”作品新闻化、窄化的模式，较好地将新闻的宣传性和非虚构的文学性融合了起来，增强了作品的主题表现力。
    丁晓原：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告诉我们：“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文学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讴歌崇高的爱国主义，表现感人的真善美，是文学所追求的永恒价值。在这一点上，近几年的报告文学体现得尤为突出。报告文学作者把握中国梦和中国精神的逻辑关联，在大写中国梦的时代主题的同时，通过选择现实生活中真实典型的人和事，写细、写实、写活具有时代精神的中国精神，具象而富有说服力、感召力地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时代楷模身上集中地体现着美好的人性和可贵的品格，因此成为报告文学作者特别关注的对象。
    李春雷《幸福是什么》的主人公是“当代雷锋”郭明义，作者走进主人公的生活空间和丰富的心灵世界，以质朴而精致的写实方式为我们构建了可感可敬可爱的郭明义雕像。他的短篇《寻找“红衣姐”》以广东中山市小榄镇新永广场一个默默无闻的清洁工冯欢娣为主人公，将当前叙事、过往的生活叙事以及“寻找”叙事有机地融合起来，真切生动地凸显了“红衣姐”生活虽艰困而精神却富有的美好形象。寻找“红衣姐”，其实就是寻找人的精神之美，作品满蕴了感人的正能量。
    近年来，报告文学逐渐走出了过往“主旋律”作品新闻化、窄化的模式，较好地将新闻的宣传性和非虚构的文学性融合了起来，增强了作品的主题表现力。王国平的《一枚铺路的石子》，记写的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好干部兰辉的模范事迹。作品以具体的事例、生动的细节，真实地凸显兰辉的师者风范、才子风采和赤子情怀，将人物的先进性与多样性结合了起来，篇幅虽短而意涵丰富、感染力强。曹岩、马泰泉的《极度威胁》是关于中国医疗检测队援非抗击埃博拉的纪实。作者不满足于一般的新闻式的报道，注意开掘、凸显新闻背后富有意味的人物与故事。作品通过具体故事和大量细节的叙写，呈现了鲜活感人的国际主义、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孙晶岩的《西望胡杨》、马娜的《天路上的吐尔库》、朝煜的《面对大海的述说》、王成章的《国家责任》、徐富敏的《太行山上》、庞瑞垠的《一个人和一座城市》、董晨鹏的《我的兄弟，我的姐妹》、徐锦庚的《“懒汉”治村》、李迪的《你可知道，那草帽在何方》等作品，所报告的人物各式各样，岗位也不相同，通过对具体人物不同故事的叙说，从不同角度讴歌了他们爱国忘我、敬业奉献、善良真诚的精神品质和大美人性。这样的作品，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
    王 晖：以纪实方式形象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有一些弘扬爱国主义的作品也是近几年的重要收获。何建明的长篇报告文学《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聚焦中国政府空前的外交行动——历时12天，从利比亚撤离3万余名中国公民，使他们转危为安，顺利返回祖国。作品保持了作者一以贯之的“国家叙述”特色，是对当下中国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事件的深度追踪和全景勾画，也是从文学角度对中国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治国理念的形象印证，凸显出当代中国国家与人民情感相依、命运相连的生动现实。李鸣生近几年写下的《发射将军》《千古一梦》等作品，是其颇具气势的“航天七部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以浓墨重彩的笔触书写当代中国探索世界尖端科技的“顶天”壮举，不仅表现出以爱国、创业、奉献和牺牲为主题的“主旋律”，也镌刻着作为一个思想者的作家在荣誉与尊严、人格与人性、历史与现实、人类与未来等问题上的反思和追问。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报告文学作家创作了诸多颇具影响力的作品，在对多个角度、地域、时空的“抗战”规模化大体量叙事中，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书写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宣示反对战争、珍爱和平的人类理念。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是目前为止对1937年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最为详尽的写实，视角出新，力透纸背。王树增的三卷本《抗日战争》，具有全时空叙写的特点。作者秉持“全民族抗战”理念，力避以往抗战叙事中意识形态先行和单一视角叙事等陈规，使作品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徐锦庚的《台儿庄涅槃》将台儿庄的“前世”与“今生”联系起来，有效地拓展了写作空间，使作品的历史感更为丰厚。李延国和李庆华的《根据地》写出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今昔，形象化地表达了“根据地是共产党人的执政之基，是共和国血染的基石，只有民心才是真正的根据地”。程雪莉的《寻找平山团》描述一万余名河北平山县农民组成抗日部队，转战南北，屡建奇功。
    还有一些作品视角独特，在拓宽“抗战叙事”路径的同时，表达爱国、富强、民主、文明等核心价值。章剑华的《承载》聚焦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文物迁移——故宫万件文物的万里大迁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历时十余年的抗日战争，形象地诠释了“文化抗日”的深刻内涵。张雅文的《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描述中、德、日和丹麦等国反法西斯志士，在二战中饱含良知和人性光辉的义举，以对比方式揭示德日两国对待侵略战争的决然不同的态度，以及隐含在此背后的民族、文化和政治等因素。丁晓平的《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写出二战期间中、美、苏、英、法、德、日等国领导人于战场之外的“最高层”较量。王龙的《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真相》描述十余位日本作家组成的“笔部队”，为日本侵华战争进行辩护和鼓吹、美化其侵略罪行的“思想罪案”。杨年华的《国旗阿妈啦》叙述百岁藏族老党员次仁曲珍45年如一日，坚持每天在自己的院落里升起五星红旗。铁流、徐锦庚表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译介和传播的《国家记忆》等，也从不同角度诠释了核心价值观。
    守本开新中的文体活力
    近几年来，报告文学作家恪守经典报告文学的基本规范，延续前辈作家创制的文体传统，可称为“守本”。而扩宽视野、兼容并包、丰富对现实的表现力，可谓“开新”。
    王 晖：进入21世纪，新媒体对以纸媒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的冲击与日俱增，依托于纸媒而兴盛的报告文学该如何应对融媒体时代的挑战？该怎样保持自身的活力、以求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令人不得不思考的严峻问题。可喜的是，近几年来，报告文学作家以他们力求守本开新的创作及其所取得的不俗的成绩，比较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恪守经典报告文学的基本规范，延续前辈作家创制的文体传统，可称为“守本”。而扩宽视野、兼容并包、丰富对现实的表现力，可谓“开新”。这看上去有些矛盾的文体运动，其实正是报告文学继续前行的规律与动力。
    报告文学作家承继传统，没有忘记对包括民生、生态、反腐等当下社会热点问题和重大自然或社会灾难的关注。譬如针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陈廷一以《2013，雾霾挑战中国》直击中国城市的雾霾现象；徐刚写下了《森林九章》；裔兆宏的《美丽中国样本》关注南水北调工程的水污染治理，在《淮河赤子情》中，表现揭露污染真相和拯救行动的环保独行侠霍岱珊。李青松的《薇甘菊——外来物种入侵中国》警示人们应严肃应对外来物种所带来的生物和生态威胁。
    在表现民生方面，杨晓升的《失独，中国家庭之痛》和韩生学的《中国“失独”家庭调查》以独生子女意外夭折带给家庭的痛楚来关注“失独”老人、审视当代家庭问题。王敬东的《职业病——“隐形杀手”》再现尘肺等“新工人”群体中的职业病，解析其现状、原因及其对策，呼吁政府和企业关注这一弱势群体。张晓惠的《北上海，这片飞地上的爱恨情愁》描述的是位于江苏盐城的“上海农场”的社会历史变迁。在表现灾难方面，李鸣生、纪红建的《发现龙门山》描述龙门山地区的震后重建，是重大自然灾难性事件的后续跟踪观察。何建明的《爆炸现场》聚焦天津港“8·12”大爆炸事故，直击灾难现场，反思灾难对生命的戕害。
    在民主政治和反腐方面，朱晓军的《“乌坎事件”调查》以详尽的采访和清醒的描述，聚焦农村基层政权、民主议政、城市化与农民利益等问题。吕铮的《猎狐行动》叙述2014年公安部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行动中的19个精彩案例。
    在承继传统的“守本”之时，报告文学作家们没有忘记“开新”之举。作家赵瑜近年出版了他的六卷文集《独立调查启示录》，同时还发表了新作《野人山淘金记》。这部作品描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冒险家前往缅甸淘金的故事。这看似是一个“猎奇”，但隐含在它背后的仍然是对当下现实的深刻反映，如新阶层的新诉求、人性善恶、生命与自然等。作品的新意还在于形式的探索。作者将报告文学与纪实摄影结合，“思量我们报告文学的前景与新生”、“有利于文体创新”。画面的加入，既以“图文并茂”满足了读图时代受众的需求，更能让受众深切感受图片与文字所带来的“双重”真实感。在赵瑜之外，还有诸如李春雷、陈启文、王国平、丁晓平、梁鸿、丁燕、王龙、李娟等新锐作家的“开新”探索。
    丁晓原：报告文学是一种时代文体，这不仅表示它要真实快捷地反映时代生活，激扬时代精神，也意指着其写作应适应时代的变化，因时而进。从报告文学文体发生看，这是一种特殊的新闻文学。但是，新闻传播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全媒体传播时代，报告文学原有的新闻性优势已经大为弱化；新的读者也不满足于报告文学原来较多的单边的居高临下式的“报告”，而更愿意阅读可以参与“对话”的作品。近年来，报告文学的作者和它的反映对象、接受对象、存在语境等都不同过往。不少报告文学作家看到、感受到了这些变化，在自己的写作中自觉进行着文体的更新。
    近年来，围绕着报告文学、非虚构、纪实文学等多有论议。非虚构倡导者“希望由此探索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不是虚构的，但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大，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呈现”，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这也隐含了另外一种意思，就是原有的报告文学有某种程度上的“窄化”和模式化。当然这不应该成为取消报告文学的理由。事实上，一些标注为“非虚构”正是非典型的报告文学，是走向“更为宽阔的”报告文学。梁鸿的《出梁庄记》是其《中国在梁庄》的续篇，作者观照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崛起与凋敝的强烈反差凸显了社会现实的另一种存在，给读者带来许多思考。丁燕的《工厂女孩》真实本色地摄照工厂女孩这些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呈现出现实人生的另一种色调。她的《工厂男孩》写的是“走出田埂的90后工厂男孩”，“工厂男孩，半推半就的漂泊与流浪”。类似的写作，有效地拓宽了报告文学写作的空间。这些写作并不倚重题材的新闻性，写的只是生活中大多数人的常态生活。这样的写作，调适了报告文学写作公共性和个人性的关系。题材是关涉社会大的存在的，但写作主体的亲历亲验，使作品在公共写作中平添了个体生命的气息。
    近年来，报告文学写作中个人性明显成长。一些作家各擅其长，彰显出独特的写作风格。傅宁军的《此岸，彼岸》题材关涉两岸关系，作者跳出过往的写作模式，变意识形态叙事为生活叙事、人性叙事；强化作品的故事性，从宏大历史的皱褶中打捞出有滋有味的“奇闻趣事”，由细节凸显历史演进中的戏剧性和传奇性。陈启文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构架宏大，多义厚重。作者在行走中勾连水系的历史，状写它杂色的现实，不只是就事论事的话说，也有关于水的中国哲学的解读。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结构精致，叙事饱满，语言别有姿色情采，流淌着文学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