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的温州，没有火车、汽车，唯一的出路只有海上。”作家张翎对故乡的记忆，或许可以代表许多人。相对隔绝，是温州的地理特征，也是温州文学特定的印记。近日，“永嘉文脉与当代小说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邀请张翎、陈河、钟求是、吴玄、马叙、王手、东君、哲贵、程绍国九位温州籍作家，探讨温州当代文学的独特气韵。
    相对隔绝的地理，自我成熟的语言
    “今天的社会是完全开放的，人的流动、语言的融合、一致性让同质性的倾向越来越强烈，这对文学有好有不好，信息量过多，同质性越来越严重，对小说写作来说未必是好事。而温州这片地域的文学写作仍然过着相对隔绝的生活。”在作家王安忆看来，地理的不方便是温州文学独特的原因之一：“他们在自己的‘山缝’里生长，自成一体，语言也在自我封闭中成熟，温州作家的语言、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其他作家也就有了不同。”
    与相对隔绝的地理形成巨大差异的是，世界各处都有温州人。正如评论家陈思和所说，“温州人对世界有巨大的好奇心，他们有以天下为家的胆大妄为、像火山喷发一样的热情和活力”，然而温州文学却不太一样，“他们在文学上不太大胆，他们写的东西都很现实，也很朴实，文学想象力都凝聚到现实生活里”。由此生发的一个问题是，温州经济模式为大家熟知，但文学上怎么去界定？“永嘉文脉”是温州文学的一个源头，陈思和认为，这条文脉仍然体现在当下温州作家的写作上。
    存在于“永嘉文脉”这条脉络上的当下作家们，仍然操持着前人的语言，这种语言让他们的写作具有个性特征。评论家杨扬表示：“温州是一个语言风格区，各种信息到了温州，但处理它们的仍然是温州本地的方言，因而温州文学与一波一波的文学潮流没有关联，它自在地处在前现代时期，不怕自己不够先进不够现代化。”
    这与评论家孙良好的观点不谋而合：“温州作家属于游离于文学主潮之外却能自由生长的一个群体，摇曳多姿的温州民间生活及其背后不可忽视的民间力量，丰富了作家们的写作元素，他们以各自的人生体验和写作形式与之对接。”
    出走和在地作家的多元书写
    事实上，与温州商人相同的是，许多温州作家也走出故土，四散到全国和世界。张翎和陈河远在加拿大，钟求是、吴玄则在杭州。如评论家陈晓明所说，人的出走让温州文学具有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能够不断地变异生长，作家写作因而也就具有了两面性：“一方面历史脉络和传统非常深厚，他们都有一种沧桑感，但另一方面不确定和广阔的开放性，风格更为多样。”
    张翎的长篇新作《流年物语》今年出版，与此前的许多小说相似，仍然是她擅长的年代故事，一个家族的三代人生，温州是所有故事的起源地，故土在她的写作中有着不一般的意义。“没有离开温州之前，我和温州的关系是自然的、紧密的，但意识不到它是我的故乡。到复旦上大学后第一个假期回温州，看到码头上都是提着三洋录音机、戴着蛤蟆镜的人，第一次家乡这个词进来了，我知道我和温州有距离了。我每时每刻都想逃离，一次比一次离开得更远。”张翎写温州，更多是因为它粘连着童年记忆，“成年的时候在哪里居住没有关系，重要的是童年和青少年在哪里度过，它有加权重量。我一次又一次回到故土寻找精神营养，像海绵一样吸取了很多东西，我带着它们走一辈子。”
    与张翎不同的是，陈河最初是放弃写作出国的，因为“在温州这个小地方写作，发现自己的写作也就那样了”。一个意外让他重拾了写作，1998年，他在阿尔巴尼亚被绑架，“我感觉自己在一个地洞里，眼睛被蒙住，空气进来，青草的气味，小鸟的叫声，上面就是生，下面就是死。当时就想，要是活下来，就要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后来就知道，写作在我心里的分量。”2005年，换到新环境后，他终于可以继续写作。今年他出版了新长篇《甲骨时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安阳考古成为了他的写作素材。异国与故土之间的游走，某种程度上让陈河的写作具有了更多的经验，也有了思想上的变化。
    与他们相似，温州作家自觉地关注故土，哲贵的“信河街”系列关注温州富人群体，钟求是写自己的小镇生活和城市生活，边缘人、小人物成为他主要的书写对象。温州文学正在展现它的多元化，并逐渐从被经济遮蔽的角落里走向外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