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地域概念界定和划分作家群体，强调地理上的一致性，进而在不同作家的创作中间寻找“统一性”风格，这是现代以来分析作家创作的常用方法。即使今天已经进入了作家审美各有追求、信息传播极速“平面”的时代，这样的方法也依然有其适用性。在一篇文章或一个特定场合中讨论江苏作家群体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因此具有了合理性。
    以省为界是最常用到的地域分析概念。其实，在十里不同音、山水相连而风俗各异的中国，一省之大，生活在同一省内的作家其实差异性远远大于同构性质。即就正活跃在创作中的江苏作家而言，出生在接近齐鲁的赵本夫和远在苏州的苏童之间，其实在根本上就有典型“北方”和“南方”的区别。江苏的文学地理，既有赵本夫为代表的苏北，也有走出了毕飞宇、黄蓓佳的苏中“里下河流域”，有苏童、范小青津津乐道的苏州，也有叶兆言等努力描摹的南京。但这远远不能概括江苏文学版图上的文学力量。鲁敏、叶弥小说里的小城小镇，周梅森努力表现的宏阔历史，出入“紫楼”与围棋中的储福金，再添以朱文颖、戴来的南方格调，韩东、朱文的不羁，以及我所知道的一大批年龄其实已经或已近中年，仍然努力从人才济济的江苏文坛中冒头的作家，可以说是各有其擅。
    所以，江苏称为文学大省，不但是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影响力促成，也是江苏的文化与文学传统的自然延伸，并且在这种传承与延伸中跟随时代不断创造，因此形成了其丰富而独有的文学气质，而又在这气质中或因时序的变化，或因各自的审美选择形成了与现实坚实而微妙的关系。
    江苏作家普遍关心世俗生活，并经常把世俗尘埃化作小说里的故事核心。他们小说里的形象，并不多见可以弄时代之潮的风云人物，却也没有明确的“底层”定位。他们的小说里有时代，但这时代的风貌，由看上去和历史风云关联不大的普通角色承载着。他们的小说里有城市也有乡村，但这城市往往既新且旧，乡村又经常是作家刻意描画的属于他们各自的故乡。我一向以为，成功的中国作家往往会在自己的小说里塑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乡。他们反复描摹这个地方，使其具有仅只自己才可以在文学里呼吸的地方。江苏作家里，苏童的香椿树街，毕飞宇的王家庄，鲁敏的东坝，应该是最典型的故乡情结的表露。正是因为盖上了这样独特的印章，这些或许可以随意更换的地名，在他们的小说里却有了明确的方位，有了特定的风俗，有了各自不同的人群构成。这几年江苏文学界的朋友们提出“里下河”这样的文学地理概念，既是骄傲于苏中地区不断涌现并渐成规模的作家群体，也是要在文学品质上强调他们的一致性与相似点，让“里下河”成为一个作家们具有“本土化”特色的文学故乡。有了这样一种故乡感，作家所描写的乡土，就成了精神的皈依，心灵的归宿，就有了文学的气质和仅只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文学的根性有时候就隐藏在这样一种近乎叙述策略的选择当中。
    江苏作家的小说，普遍把市井生活的场景以及各色小人物推到故事前台，填充以大量的饮食起居等人间烟火气的描写。这种生活看上去与大的历史时代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们为读者最终呈现的，却是在社会潮流涌动下个人微小生命的失重或把持、茫然或奋进。每个人的命运都与自己生活的时代社会有着直接联系，都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到这一洪流当中。他们的小说也有将现实有限变形、适度夸张的略带“魔幻”的叙述。范小青《我的名字叫王村》里，“弟弟”是一个把自己想象成一只老鼠的精神分裂者，苏童《黄雀记》里的人物都是“失魂者”，毕飞宇《平原》里的吴蔓玲因为被疯狗咬伤成了疯子。但这些夸张的叙事与其说是一种寓言，不如说是一种写实。从小说呈现的面貌讲，他们的小说都有一个更加强大的现实环境，无论是乡村里特有的风俗民情、伦理感情，还是紧贴着当前的年代方位，都营造出一个比夸张、变形更加强大、更加沉重、更加坚实的当代中国。可以说他们的小说并不是刻意摆脱现实的寓言，但不失深思熟虑的隐喻。他们的小说人物和自己时代与现实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这既有世俗生活层面的投入与融合，也有各种显在的、潜在的隔阂与冲突。读他们的小说，看见的都是俗生活，烟火缭绕，唾沫四溅，无由的争论，并不浪漫的异性纠缠，其中充满了猝不及防的悲剧，也夹杂着随时闪现的喜感。然而就在这样一种气息的烘托中，却看到了一幅幅时代的面影，照见了沉重而又扎实的现实。某个特定时代，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风向，观念流变，这些理应更强烈地承载在“弄潮儿”、大角色身上的大主题，却逐渐浮现在小说中灰色小人物的面孔上，展现在他们的灵魂中。范小青是当下江苏作家中创作时间久、作品多的小说家，她的小说题材经历了多次“转身”，塑造过不同类型的人物。她近年来的系列短篇小说，关注城市里的农民工，关注他们的命运，但她的这些小说却与同时期许多小说里的“底层人物”不尽相同，她执着于表现的不是他们的悲情而是他们的温暖，不是他们的苦楚而是他们的善良，这些人物身上没有刻意的城乡对立，有的是一个小人物对世界的宽容和理解、隐忍和执守，散发着难得的温情。
    这样的气质，还体现在其他一些有代表性的江苏作家的作品中。比如赵本夫，作为一位长期坚持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他并没有去追赶任何潮流，作品在形式感上并不惹人眼目，但却总能够依靠一种只有他才能发现和表达出来的温情而独树一帜。被改编成电影而陡增影响的《天下无贼》里，傻根独守“天下无贼”的信条，在愚痴中透着罕见的温暖。正是这种温暖的愚痴变成一股小说的力量。温情作为一种力量在小说里贯通，让小人物的平凡故事，抹上了一层富有传奇色彩的奇异光泽。而近年来创作上十分活跃的小说家鲁敏，作品一样充满了平实，没有时尚的标签，故事都是家长里短的温情，小说主题有一种朝着善的巅峰一路攀登的坚持。她对善的理解非常简洁，内心大善与人际和谐几乎是她小说写作的信念。鲁敏的代表作《逝者的恩泽》《思无邪》等小说，既表达“善”也展现“美”，一次又一次让读者信服。这其中不无启示意味。
    在互相的熏染过程中，江苏作家渐渐形成某种趋同的文化气质，这就是他们普遍不急不躁，仿佛十分满足于浸染在自己独有的文化气息中。江南烟雨，耕读人家，金陵故都，长江太湖，南北交融，新旧杂糅，文脉的传承和经济的跃进，富庶的生活和不失风雅的地域文化，让新时代的吴地文风在日渐兴盛中制造出独具风韵的氛围。写过《老南京》的叶兆言或许就是这种文学气质的代表。他的小说题材十分广泛。既有抗日战争和知青生活，也有“夜泊秦淮”、当代生活和推理小说。但不管写什么，他的小说故事都似乎是在和朋友喝茶聊天，也好像是在火车上和陌生人闲谈。叶兆言的小说语言，表现出大白话与书卷气的杂糅互补。选几个小说名即可见这种市井气与书卷气的结合，《夜来香》《作家林美女士》《凶杀之都》《走近赛珍珠》等。他的小说没有尖锐的思想锋芒，很少有作家的指点和议论，却又有一种好恶评判明确地表露出来。他的小说得自于心态的从容，体现出感情的平静。这种叙述气质，在韩东、朱文的小说里也能感受得到。
    江苏当然不乏大开大合、奔流湍急的小说家，周梅森小说的价值，如果站在江苏文学的角度看，与其说是异数，不如说是巨大的能量补充。在多样化的江苏文学格局中，成为自然融合的组成部分。在江苏，还有那么多写出过好小说的名字，在我有限的视野里，罗望子、朱辉、荆歌、刘仁前、顾前、鲁羊、余一鸣、陈武、娜彧……列举可以不断延续，创作真正是枝繁叶茂。今年初，偶然读到南京作家杨莎妮的小说，十分惊讶于她的叙述能力，将幻觉的瞬间与坚硬的现实不无“残酷”地捏合到一起，创造出鬼魅、紧张的气氛，悲情中还有一点轻度的豁达，又一次增加了我对江苏创作力量无限延展、色彩斑斓的印象。
    必须说明的是，印象式的评点，加上从地域总结文学的天然不足，使我无法对江苏文学风貌做出可称全面的评价，只能以此对江苏文学致敬并愿读到更多充满文学气质的佳篇力作。
    （作者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