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美国的高等教育绝不能对一个多世纪以来它的大众化趋势视而不见,而研究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又绝不能越过加州的独特经验。 约翰·道格拉斯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什么是大学?这似乎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大学,不管是从它的内容还是目标来看,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启蒙,按照康德的话来说,就是人类要摆脱自身的不成熟状态。这不仅是一个普世性的理想,也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既然人人生而平等,那么每一个人也就享有接受高等教育以抵达真理的权利。大学因而就不应该只是培养贵族的场所,而应对所有的人保持开放。这便是现代大学的思想根源。 然而,这一理想从提出到成为现实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即便是在美国这样标榜民主的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也不过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大学要为社会服务的观念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出现,“威斯康辛计划”和“加利福尼亚理念”就是这种观念的标志性产物。但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就制度建制的完善程度及其影响的深远程度来说,前者远远比不上后者。 研究美国的高等教育绝不能对一个多世纪以来它的大众化趋势视而不见,而研究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又绝不能越过加州的独特经验。约翰·道格拉斯的《加利福尼亚思想与美国高等教育》正是一本直接以加州经验为研究对象的著作。 一幅高等教育大众化渐次深入的图景 在笔者看来,《加利福尼亚思想与美国高等教育》的价值首先在于它对研究对象的准确把握。在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研究并不是一个生僻的领域,相反,由于它具有显著的实践操作性与政策指导性,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议题。然而这些研究要么是从理论层面加以讨论,往往流于空泛;要么是把视野缩小到某个典型大学或学院的历史研究之中,从而自陷泥潭,无法抽身。虽然这些研究也并不是毫无价值,但无法使我们洞悉高等教育大众化在理念和实践层面上的复杂性。问题在于,如何才能“窥一斑而知全豹”?作者的明智之处就在于把研究范围牢牢锁定在加州经验的独特模式上。 通过对加州公立高等教育在1850年到1960年间的规划纷争与实施状况的历史描述,作者为我们勾勒了一幅高等教育大众化渐次深入的图景。但如果我们把这段历史理解为一个从政策制定到逐步推广的一帆风顺的过程,那就错了。因为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是与各种各样的权利纷争交织在一起的,而它的推动者也犯过很多决策性错误,走过不少弯路。作者力图凸显这些纷争与弯路,因而该书呈现历史的方式并非简单的史料罗列,而是处处显示一种问题意识,这就避免了陷入材料的泥淖。 “多元巨型大学”的现实版本 那么,何谓“加州经验”或者何谓“加利福尼亚思想”呢?简言之,也就是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在处理大学教育民主化需求与政府控制、市场协调关系时形成的一种独特模式,这种模式建立在三级体系的基础之上。所谓的“三级体系”,指的是在多校区基础上形成的初级学院、州立学院与大学这三种不同的建制。通过联络委员会的对话与协调作用,三套资源被整合在一个高效的运作平台上。在管理权限上,这套三级体系有效地抵制了政府或传统管理委员会的集权管理,维护了大学的自治地位;从功效方面来看,三级体系使得初级学院、州立学院与大学完成了功能分化,因而大众化教育与研究性教育可以并行不悖,从而避免了恶性竞争,同时也因合理分化、节约了教育成本;在市场运作方面,又尽可能地满足了民主化与市场的需求,并在三种建制之间建立了一种可供选择的进阶方式。对于那些有高等教育需求的人而言,这种建制就好比是一个超市,你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方案,同时又保留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经过旷日持久的辩论与争斗,这套理念最后被浓缩在1960年出台的《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中,成为加州经验的成文性法规。如果我们联系曾经担任加州大学校长、并在规划的制定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教育学家克拉克·克尔的观点来看,“加州经验”不正是克尔力倡的“多元巨型大学”的现实版本吗? 也许有人会说,与埃略特、哈钦斯等倡导人文教育的著名校长相比,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大学校长总是偏爱从社会职能与功效的角度思考现代大学的现实处境,因而带有典型的实用主义色彩。但是,对于一个已经拉平了一切价值并彻底实用化的现代社会来说,这种方案不也是一种无从选择的选择吗? 对于克尔来说,他首先要考虑的当然不可能是现代性的症结,而是如何让更多的人接受平等的高等教育,如何使高等教育更好地完成国家目标与社会功能。然而问题在于,这种解决方案真的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现代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吗?当技术变成了炙手可热的目标后,启蒙的理想是不是正在离我们远去呢? 作为他山之石的“加州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中国继美国之后也踏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道路时,该书是否能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该书讨论的是加州公立大学的经验,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来讲,似乎有很多可以比附的地方。但是美国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建制都很完善,尤其是像哈佛、耶鲁、斯坦福等私立名校往往能够提供更加精英化的教育资源,而不必迎合大众教育的需求。而中国因为以公立大学为主导模式,教育大众化是否会造成全盘皆倒的局面?在全盘皆倒中那些非实用性学科又是否会在资源配置中处于劣势?而这种劣势是否又会因为市场选择而加剧学科间的不平等? 第二,美国高等教育的分层化在市场配置的基础上是以技术为主导的,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文凭主导”的模式,这无疑使得就业标准不断攀升,进而迫使研究型学生不断技术化,最终威胁到研究型大学的定位。这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因而,在借鉴“加州经验”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坚持本土化的思考。唯其如此,该书倡导的教育思想才能避免“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命运。(金浪) 《中国教育报》2008年6月12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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