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都市化快速拓展的今天，在繁华的街头徜徉游逛，已不再是少数优选人群的专利，而成了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场景，它对各色人等敞开大门，人人可参预其间，品尝现代生活浓烈鲜活的气息。然而，不是所有的人对此都会有难以释怀的感受，并产生倾诉表现的冲动。有这样一群寄寓在都市华丽表皮上的闲逛者，他们虽有着市民的身份，要么没有正当体面的职业，要么沉陷在职业发展和家庭生活的瓶颈之中，因而其目光散溢着忧郁、迷惘的气息。他们让人想起了十九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笔下的人物，他们漫无目标地穿梭行进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和波德莱尔的前辈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不同，世事沧桑已消蚀了他们攫取、占有的野心。他们甘愿沦为生活的旁观者，沉溺于令人沮丧的意绪中难以自拔。
    这一类形象，在近年来中国都市文学的书写时有浮现，尤其是年轻作家的笔下，祁媛的作品可谓其中的佼佼者。《我准备不发疯》的女主人公莫莫是个从事广告策划的文员，性情孤僻，与画家陈杰维系着不咸不淡、游戏味十足的恋情，后因发现他与自己的朋友有染而告终。尽管这段恋情并不构成莫莫生活的核心，也不可能提供建立一个稳固安定家庭的前景，但它的猝然中止还是给她精神以巨大冲击，她一时间深陷在绝望之中，迷迷糊糊间连发疯的母亲在电话中的唠叨也不再是那么难以忍受，竟然神奇般地变得中听起来。《眩晕》中姓名被作者刻意隐去的男主人公从小钟爱电影，毕业后当了电影剪辑员。随着对电影特性的深入了解，他原先的电影梦悄然破灭。与一个年长的女制片人的性关系则让他倍感屈辱、腻烦。过后他邂逅失联多年的继母，在她身上他才寻觅到若许情感的慰藉；但囿于传统的伦理禁忌，他克制了自己的欲念，继续在京城飘游。
    套用时髦的说法，祁媛上述两部中篇可视为当代都市底层青年的野史，在渗透着忧郁的诗情的同时，文本内还镶嵌着不少浮世绘式的画景。然而，如果仅有这些，这位文坛新手或许不会如此引人瞩目。在抒写当代底层青年的传奇时，她不经意间灌注进了某些独特的元素，涂抹上了别样的色彩，而这些恰恰是其他许多同类型的文本所缺乏的。
    人们要问，这些特异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那便是主人公精神世界中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对世俗价值的质疑与诘问——这构成了祁媛作品特有的精神维度。《我准备不发疯》中莫莫在绝望之际，揣想着跳楼自杀引发的种种骇人的景象，正是在生死的临界点上，常人喋喋不休的所谓人生意义价值纷纷崩塌瓦解：这一倾向在短篇小说《奔丧》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它以女主人公回老家为叔叔奔丧为主线，真切展示了她纷乱复杂的内心世界。如同安徒生笔下那个童言无忌的孩童，祁媛将国人家族伦理温情脉脉的面纱痛快淋漓地撕去，无情地展示了其复杂纠结的本相。父女、夫妻间的情感不再是那么道貌岸然，而是与幽暗的动机羼杂成一团。作者将女主人公置于生死之隔的情境中，对人性及人生的意义进行追问，无怪乎一些评论家将它和存在主义的代表作之一的《局外人》相比，认为其深得加缪的神韵。此外，《脉》中的文医生和《桥洞里的云》中以代考谋生的韩冬愤世嫉俗的话语，也以独特的体悟折射出对人生价值的探寻。
    曾几何时，在人性解放旗帜的感召下，人的自然生理欲望从幽暗处走出，一跃成为不少作家笔下的主角；在此同时，精神性的元素被不同程度地忽略、遮蔽。但人并不是纯然肉体的存在，精神性的元素一直与他如影随形地相伴而行。如今，精神这一久违的幽灵在祁媛的作品中又一次登场，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他们像近一个世纪前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那样，在周围急剧变化的世界面前局促不安，难以适应，渴望改变，渴望获得被自己内心认可的价值和意义；苦闷中有时又想诉诸自戕的极端手段。他们并不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其情感的旋律有点刺耳，有点矫情，但内蕴着一股活力，昭示出对理想世界的热切渴求与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