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苏的新作《父亲的相好》（《钟山》2017年第3期首发，《小说月报》2017年第8期转载）讲述的只是一个寻常的故事：一个英俊痴情的男人和一个美丽动人的女人各有家庭，却相爱到老。不寻常的是，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这个男人是“我”的父亲，“我”的家庭终究和平接受了父亲和相好的事实。诚然，一个故事之所以被讲述、被倾听，是因为我们“用叙事进行交流和理解人与事件，在叙事中有我们的思考与梦想”[ Hard,B.(1968). Towards a poetics of fiction: an approach through narrative, Novel, vol.2, pp. 5-14.]，但一段沉重的历史写照被叙述成一个具有浪漫色彩且有益人生的民间故事，则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叙事的艺术力量。
    小说的叙述语境是复杂的：特殊的政治环境、闭塞的地理环境、剧变的社会生活和人文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一旦“当政治的主题成为文学创作无法回避或者说主动选择的背景时，故事的内容便难有太大的突破，文学对艺术的追求便自然会从开掘人物内心，阐释人生经验中体现出来”[ 程文超主编：新时期文学的叙事转型与文学思潮，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01月第1版，第151页]，而对于这篇小说而言，叙事心理的建构与突破是打破叙事内容局限的关键因素。换言之，作为父亲故事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叙述者，“我”与父亲有着不同的心理空间，且这种比较、渗透关系始终贯穿于小说情节的发展，而叙述心理的突破也是弥补情节局限的关键。
    首先，从叙述心理的表现方式来看，叙述心理无论是以线性的、交错的或者多元的、辐射式的发展轨迹，都会对小说的阅读空间和读者的阅读体验产生重要作用。由于叙述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叙述内容之有限，叙述者要进行合情合理的叙述，又必须是“忠于自我、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个人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个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等一系列预设的承诺”[ Jerome S. Bruner. Self-making and world-making, Narrative and Identity, p.35.]，而好的叙述者“忠诚”的态度又是不断深化的。
    《父亲的相好》叙述者“我”的叙述心理是复杂的、多变的。比如，小说开篇描写年轻的父亲，一个视角是小时候的“我”，对父亲的崇拜非常简单，只是因为父亲高大、会投篮；另一个视角则是以现在的“我”来揣摩当年李采的视角，通过成熟女性的感受来表现父亲迷人的形象及与李采相好的原因。这个开头篇幅很短，却实现了三种身份的切换，极为迅速、自然地容纳了“我”的年龄、阅历和心理上漫长、巨大的变化。再如，对于父亲与李采的故事，“我”虽然是道听途说，但是作为女儿，“我”的心理和语言、行为方式也经历了一个从羞耻、逃避、反抗到同情、平静、坦然的过程，所以这种叙述又显得合理。这一方面与“我”和周围人的斗争、对家庭生活、生育孩子乃至更为复杂的亲身经历有一定关系，所以对父亲的往事转变为淡然、宽容；另一方面，整个时代语境、伦理环境以及两性关系的剧变下，作为普通人的“我”思想感情上也会自然而然发生变化。再如，“我”与李采几次见面，“我”对李采的情感不断发生着变化，也对应着父亲和李采、母亲关系的认识变化。可见，“我”的年龄、阅历、语言和思维方式始终进行着合理的、自由的转换，它真实地反映了叙事者对过去与现在、母亲与李采、自己与父亲始终保持着潜意识的比较，且迫切地需要寻求心理的认同，因此，叙述者又不得不面对因为叙述的“忠诚”带来的诸多矛盾心理，小说将种种矛盾最终归结于“我”该如何面对不圆满的人生，至此叙事心理从外求转向了内视。
    其次，从叙述心理的空间建构来看，对故事情节的选裁与心理状态的择取，都必须围绕人物形象发生。由于“多元化人物性格往往表现在面对个人欲望与道德义务发生冲撞、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产生矛盾进行选择之时”[ 魏晓红著：乔治·艾略特小说的心理描写艺术（The Art of Psychological Depiction in George Eliot's Novels），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版，第175页]，所以，要树立足够丰富、多元的人物形象，并获得读者普遍的共鸣与思考，就需要建构足够开放、多元的心理空间。
    《父亲的相好》的叙述者“我”就承担了这个重要的艺术使命，就人物关系而言，小说至少包括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天然的道德追求与本能的情感追求、家庭伦理与个人情感、两性之情感态度、生活审美与人伦秩序多重矛盾，但“我”面对这些矛盾关系常常又没有坚定且分明的立场，而是对父亲、母亲、李采乃至村人都是报以朴素的信任。所以，当叙述母亲流泪发现父亲珍藏着李采的毛衣眼泪“像断线的珠子往下掉”，“我”是同情母亲的，但也并没有见出“我”对父亲和李采的痛恨；当母亲派遣“我”去公鸡沟把父亲找回来，“我”也完全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情感因素；当母亲“刮风似地”冲向李采一顿暴打，对于那个激烈的场景以及父亲、母亲和李采，“我”的叙述也是毫无情感倾向的。这种隐没的书写，重合了幼年不懂事的“我”和现在平静淡然的“我”的两种身份，所以叠合出的“我”心理语境就是置身事外且无意施力的，这就与处于人物关系和事件中心的父亲、母亲、李采的心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我们要判断《父亲的相好》究竟有多大的文学价值，关键之处还在于把握叙述者的心理空间是如何构建的。
    基于以上两点，叙事心理的突破便有了足够了铺垫和良好的契机，从政治话语到人生思考就有了自然过渡的可能，进而获得读者的共鸣。
    当然，小说也面临着突破读者阅读心理的一个难题：女儿是否真的可以不避世人地讲述自己父亲的隐私？而且这种隐私还关系到身体、情感和伦理！对此，小说开端作家晓苏借“我”之口，坦言作为女儿是“本不应该这么口无遮拦地谈论自己父亲的风流韵事，而且多少也有点难以启齿”，但是现在“已人过中年，人间的事情，我看多了，也看穿了，也看淡了”，所以“也没有脾气了，心情十分淡然”，甚至“还常常一个人回忆他们的往事，并生出许多的人生感慨”。如果这段自述并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那么，困惑就不会解除，对小说人生意义的理解也会被遮蔽。
    耐人寻味的是，“我”对于“人间的事情”如何看多、看穿、看淡的，小说全部隐去了，只字未提，而这恰恰采是叙事过程中更直接、更重要的心理背景，而“我”经历的时代、“人间的事情”究竟该如何去认识，也成为了“我”留给读者的自由空间。总归来说，这也表明不平衡、不圆满、不纯粹是人生中常见的关系形态。相应地，愁怨、愤恨、灰心的精神状态也极易形成，甚至会演变为人格或心理的缺陷、身体的疾病，以至给身边人平添出许多的痛苦和负荷。从这个心理背景出发，不难发现，母亲的旧病不再发作、李采对生活始终保有热情、“我”变成一个宽容淡泊的人、儿子如此快乐开朗，都与父亲有很大关系。小说最后，一家人共享天伦并接受这位“相好”，父亲实际已成为“我”精神自救的教科书：
    在不平的生活境遇里，不要那么急于求成地去反抗、去申诉，努力让自己平静地先退一步，多一些忍耐、承受和等待，不要灰心，保持温和而恒久的信念，包容困苦、遗憾、伤害和怨恨，生活终会厚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