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薛舒的写作，从根本上说，她的关注点是冲突与变化，笔系大时代背景下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嬗变的冲突。
    薛舒的作品大部分都有一个相同的背景，这个背景即城郊乡村在城市化改造进程中所表现出的动荡与迷茫。她在这个背景下，剖析传统的断裂和现代的进攻，探求人的理想实现的可能或破灭的方式，寻找人性在变化中的坚守或叛离。她的作品里反复出现一个地名，即“刘湾镇”。这个被薛舒虚构出来的“文学世界”（虚拟或真实存在的地名）位于上海浦东地区，濒临浦东国际机场（这个地标似乎暗示了冲突的广阔性）。与付秀莹作品里的“芳村”、林那北的“晋安河”，以及徐则臣的“花街”一样，相信“刘湾”这个地方凝聚着薛舒的乡愁。但是，薛舒的“刘湾”不是一个用来怀念的象征，更主要的是作为小说叙事展开的场域而存在。《鞭》中的“拐手”黄拥军，在刘湾与那头叫作“黄小军”的种猪“一竖一横”着行走出去，《哭歌》里的小凤仙在刘湾开始她找回理想的哭唱，《母鸡生活》里的金裁缝从刘湾出发在上海市区遇见了卖切面的王阿姨，才有了与方哑子结婚生子的故事。而《暮紫桥下》的李煜是在刘湾的运河里游泳时望见了杂货店里的姜来娣，《那时花香》里的派出所所长姚水根在刘湾的街上走来走去救起了佯装跳水自杀的孙美娣，《唐装》里的苏伍二十四年不回刘湾祭祖，二十四年后却在刘湾找不到有一手裁缝手艺的父亲的坟；在《谁让你叫叶尼娜》中，中学语文教师堂唐龙也是在刘湾娶了乡办制衣厂的缝纫女工。《摩天轮》尽管没有点明故事的发生地，但毫无疑问也是在刘湾，因为文字里洋溢着那里独特的气息。刘湾成为薛舒作品中的一个符号，为她的作品打下深深的烙印，是她作品的铭牌和身份证。
    刘湾之所以成为薛舒作品里的符号，原因在于，这个城郊乡村在经济建设的蚕食下，正在逐渐被城市吞并，它是广大农村城镇化发展的缩影。机场建设这样表面的变化轰轰烈烈，而文化传统的变化则悄悄地进行着。薛舒以一个女性的敏感，既捕捉到了像机场建设征地、庞大的娱乐项目建设等这些“大变化”，也感受到了延绵千年的文化传统的断裂。薛舒并不隐讳这些负面的变化，在作品中直接将现实着落在纸上。比如《哭歌》中的“哭歌”作为一种地域民俗传统文化被渐渐遗忘，《唐装》中制作唐装的技艺式微，《摩天轮》里和谐的农业文明社会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呈现出被物质和欲望围困的尴尬局面，而《那时花香》则直接描写农民丧失土地后的迷茫。对刘湾人生世态的洞悉，使薛舒抒写历史变迁显得极为顺畅。然而，顺畅并不是轻松，薛舒的作品故事性很强，甚至有些作品带有时下流行的悬疑色彩，如《暮紫桥下》、《第三者》等，但它们终究不能抛弃历史化的沉重主题，作品整体厚重而不枯燥。因为有刘湾这一符号化的场域存在，作品呈现出鲜明的人文诉求，人物地域化，地域又反过来成为人物的外延，这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现实极为繁芜，文学创作不单纯是一个去粗取精的问题，更要有巧妙的裁剪、添补和提升的过程。对于“刘湾”这个现实，我们该如何看待呢？很显然，薛舒将刘湾文学化的过程，寄托了她对生活的期待。通读她的作品，不难发现，还有另外一个符号化的形象在薛舒的作品中屡次出现，那就是“裁缝”这个特定的人物形象。《唐装》是一个关于父子两代裁缝的故事，苏木乔是“刘湾镇方圆周边最好的中式服装裁缝，据说，他最擅长的就是做对襟长衫、缎子旗袍和中装马褂。”他的儿子苏伍“从九岁开始就跟着他学盘纽扣、撬贴边。他既是他的儿子，又是他的徒弟”，如今的苏伍则是一名即将退休的服装厂的老技师。《母鸡生活》的主角金一鸣也是一位裁缝，要不是邮递员给他送《上海服饰》时叫一声“金一鸣”，大家只知道他是裁缝，而忘掉了他的名字。他因为裁缝技能维持着生活，因为裁缝而收徒授艺，也因为裁缝而娶妻生子。《鞭》里的黄拥军似乎与裁缝无关，但女主角倪菊芳的男人则是在宁夏做裁缝；而《谁让你叫叶尼娜》里中学教师唐贵龙娶的也是一个“乡办制衣厂缝纫女工”。《阳光下的呼喊》里没有正规的裁缝，但王光辉的父亲却是一个靠缝补缀绱为生的鞋匠，亦是裁缝职业的边缘。诚然，每个作家都有塑造某一形象的偏好，这种偏好取决于对现实生活中人物原型的熟悉程度。但面对薛舒作品中众多的裁缝形象，我有理由相信，除了这种偏好，她试图使用裁缝这个符号化形象，表达某种非同寻常的含义。
    裁缝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以裁剪缝织为主的“女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最是凭借经验熟能生巧的行业。薛舒以裁缝做符号，不仅说明她对裁缝的熟悉，而且揭示了她作品蕴涵的重大主题：裁缝行业的衰落是传统断裂的重要迹象，背离传统后的现代生活已经超出经验的范畴，我们的生活面临巨大的变革而不可逆转，这是一种自在的历史变迁，也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人文悲剧。《唐装》是最能体现这一主题的作品。苏木乔是做国服最好的裁缝，并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儿子苏伍。苏伍成为一名服装厂的老技师，先做中山装，后做西装。苏伍二十四年没有回家祭过祖，当他想圆自己的梦时，他却找不到父亲的坟。他令儿子们回乡继续寻找，儿子却借机谋划如何开发这片土地。唯一知晓苏木乔埋藏地点的林家阿婆指点迷津，无奈那里却早已盖上了楼房。不得已，为了安慰父亲，儿子们伪造了一次迁坟的壮举。而此时，“新概念唐装”正大行其道。这部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可以看作是薛舒的代表作之一。故事寓意简单明了，传统渐渐衰亡，试图承续传统变得异常艰难，即便被继承，往往也是有名无实，让被继承下来的传统变得不伦不类，如同电视屏幕上露出肩胸的“新概念唐装”。在《母鸡生活》中也有同样的寓意，金裁缝因为给王阿姨缝了一件新衣，导致朱山与王阿姨离婚；因为给方哑子缝了一件新衣，导致蔡哑子与方哑子的恋爱结束。正常生活的切断，预示着传统的难以为继。在《阳光下的呼喊》中，王光辉对鞋匠父亲的鄙视，实质是对传统的背叛。生活并非不变化就是好，而是要朝向好处发展，但现实给我们的经验却并非如此。薛舒的“裁缝符号”或许正是此意。
    在日新月异的变化面前，现实所能提供的经验十分有限。人类的内心世界总是呈现回归传统的本能，当传统断裂、道德异化时，理想与现实产生激烈的对抗，就不可避免。我们发现，薛舒作品中理想主义的特质时常浮现，十分鲜明，尤其是那些有异于常人的人物，使这一特质获得强烈的释放。《那时花香》里的姚所长，因为救了一个遭丈夫和公婆虐待而欲要跳河自尽的孙美娣，因为妻子对他冷淡而将与救孙美娣时的肌肤接触无限夸大，渐渐成为一种精神依赖，并期待着孙美娣再次跳河，以便满足自己的心理期待。当孙美娣真的跳河自尽的时候，他却因为参加处理机场用地拆迁上访会而错失了现场。因为稳定工作不力，片区调整时姚所长退居二线。故事到此已经完整，薛舒随后写道：“看起来，姚所长是无法实现他的远大理想了。他曾经在刘湾镇人面前说过：哪怕做一名普通的公民，也要过有远大理想的生活。其实，姚所长的理想并不远大，他只是想把派出所所长的位子坐到退休。现在，姚所长不是派出所所长了，他是普通公民姚水根。不知道，姚所长成了一名普通公民后，还有没有远大的理想。”这样局外似的点评将理想的失败残酷地呈现给读者。《摩天轮》里的王振兴也是这样一位遭遇理想破灭的悲剧人物。摩天轮是美国投资的娱乐项目，操作员王振兴从来没有坐过摩天轮。因为违纪而被开除的王振兴的堂兄王德华，靠着租地种菜发家致富，购置了豪宅，包了二奶。摩天轮的生意日渐萧条，项目即将取消。在合同到期的前一天，他违规自己坐上了摩天轮。他还没有落地，摩天轮却停止了运转，操作员王振兴被吊在了半空中。滑稽而残酷的现实令人顿生悲凉。
    我们差不多可以断言，薛舒笔下的符号是显露生存真相的标志。从“刘湾”到“裁缝”，薛舒将地域和地域之上的传统符号糅合在一起，构成她的叙事大厦。那么基于符号表层之下的真相又是怎样来表现的，就十分值得期待。“任何作家写小说的过程都是一个弄虚作假、弄假成真的过程”（阎连科语）薛舒的作品脱胎于现实的真实，但完全将现实抽象成符号化的文学语言，达到了对现实的高层次表达。在《鞭》中，作者将“鞭”视做生活的象征，黄拥军有一套舞动鞭子驱赶猪郎的技巧，而原始的配种方法渐渐被赵兽医的新方法取代时，他不得不开始一个专门给死人穿寿衣的行当，但此时他仍然不肯放下他的鞭子，“刘湾人自然已看不见拐手把一根祖传的长鞭挥舞出螺旋、弧度或者圆圈、甩出阵阵鞭风撕裂空气发出呼呼响声的场面。人们只看见他口含白酒，往挺着死人的木板床周围一顿喷洒，又往自己满身满手恶喷过白酒，然后把团团扭结的鞭子往口里一叼，熟练地替跟前已不再出气的身体穿着这从人世间走向阴曹地府的最后一套新衣裳”。而“拐手”黄拥军生活的真谛是什么？薛舒代表旁观者指出了现实的无常：“赶猪人黄拥军连个畜都不能比”，“其实，黄小军头胎做了猪郎，要比他做个人的命好上千百倍。”而在《母鸡生活》的写作中，作者将三只母鸡比喻为金裁缝的三个老婆，以一种近乎寓言似的方法表现人与事的变迁，理想以一种阴差阳错的偶然中变成必然。尤其是对刘湾人与上海人的区别以一种反讽的方式表达出来，耐人寻味：“刘湾镇人说的上海人，是黄浦江西边的市区人，那里的人，一口一个‘阿拉阿拉’，是十分洋气的。刘湾镇是在黄浦江东边的，属于乡下。被人赞为‘像上海人’，无疑是极高的评价。”
    这一特点最为明显的体现在《摩天轮》中。这篇作品有一个情节，即王振兴在即将离开操作员岗位时，私自乘坐摩天轮转向高空。他凭借轮箱里的望远镜从高空俯瞰——以这架望远镜为工具，他看清了世界的真相，并被真相惊得目瞪口呆。王振兴首先看到了自己的老婆张芳挤在人群中买鱼，看到自己家的阳台上晾晒的妻子为自己洗净的衣服；随后，他看到了他家楼下园林局长的卧室里，局长的妻子与一个陌生男人相拥并发生争执；接下来，在堂兄王德华的豪宅里，堂兄私会二奶被大奶发现……此处的望远镜被薛舒作为认识世界的工具，这一情节的安排显示了她在小说的叙事技巧方面具有高超的造诣。或许可以这样理解，王振兴在摩天轮里上升的过程，正是作者投身于现实生活的过程。在主人公的理想成为现实之后旋即破碎的悬念中，作者一举揭穿了被虚假生活掩盖的真相。薛舒善于通过符号化的形象巧妙地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应该说这是她独特的文学话语方式，它让我们品尝到了文学的甘醇之美。马克西姆·杜坎在《文学回忆录》中说“作家分为两类：对于一类而言，文学只是手段；而对于另一类而言，文学却是目的……”假如赞同这种两分法，那么薛舒就是其中将文学当作手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