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帆：1984年生于云南昆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职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年受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批客座研究员。已发表学术论文与文学评论数篇，曾获《南方文坛》2010年度优秀论文奖、《文艺争鸣》2013年度优秀论文奖、第五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三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评论奖。主要研究方向为80年代文学史研究和当代小说批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非常害怕别人夸赞我“聪明”和“有才”。在这些善意的褒奖里，我总是担心自己会在行文中靠华丽的修辞装点贫乏的思想，用机巧回避问题。不得不说，是学院生活和学术规训让我开始变得恐惧，甚至有些笔头滞重起来。
    十八岁出门远行，从昆明坐四十多钟头的火车到北京，那时候真是无所畏惧。偶然转进中文系，也只是因为爱读书，下笔千言，甚至在每篇课程论文里都爱加上一段楷体的前言后记，好像只是为了发泄规规矩矩的正文里没能纳入的感伤絮语。后来读研，才开始明白点读书治学的门道。文艺学专业三年，憋着劲儿读了许多西方理论，多为后学。对我最有益的大概是学会提问，在一篇篇读书笔记里把一个词、一句话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去反复掂量。但也开始有些怀疑在所谓学术与我的生活之间，到底应该建立怎样的关联。然后就开始跑人大蹭课，起因也完全是“误读”。那时程光炜老师和李杨老师开始组织有关“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读了几篇论文，我就开始在脑海里谋划所谓的“学术-生活”地图，想象如何重返我出生的1980年代，在研究中搞清楚我的来路与去路，找到我在这个大时代中的小坐标。
    这些幼稚的过往，至少让我知道，要得真知，就得用心甚至愿意下笨功夫去走一段远途，而自己或许只是幸运地被引到了入口。在人大读书的日子，最开心的事就是呆在旧刊库里翻书，对于如何爬梳材料、考据分析如今也还只是初通皮毛，但就是单纯地觉得踏实。作为一个80后文学研究者，我反思自己最大的焦虑是“历史感”的匮乏。生活在一个历史总体性视野气息尚存、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却又常常迷失在对现实的无从把握之中。正是这种困惑让我愿意去重读那些已经被文学史经典化了的事件与人物。说是“重读”，不如说是尝试亲历一遍，我想要知道他们如何在他们的时代中，以一套有关文学的知识与实践，去组织他们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的联系。
    学院研究是否就必然与文学批评相冲突呢？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历史化”，它要求研究者不仅去阐释作品，更将研究者自身也文本化、语境化，与作家作品一道成为需要被审视厘清的对象。给作品估价式的批评因而变得异常困难。每一次阅读，尤其是那些真正优秀的作家作品，常常像带来一场瘟疫，“污染”我对语言、伦理、生活的原本认识。与其说以一个批评家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评论作品，不如说正是在这种必须迎战的阐释和交流中，我才渐渐感受到一些心中美学理想的雏形。所以，在回答“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怎样的文学”之前，学院研究和文学批评其实都在帮我解决另一个问题，“我们生活在怎样一个时代”。文学史研究并不因为它仅仅需要处理故纸堆就必然更客观、更少武断，文学批评也并不因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共享了“同时代”，就天然不用考虑“同时异代”的差异。“历史感”总是在过去与当下的交流博弈中获得的，而只有以这种“历史感”的把握为前提，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才能真正贴近文学现场。
    认识要复杂，行动要果敢，这大约就是我对自己参与文学批评工作的希望。尽管文学记录社会、文学反映时代，但就像时间转瞬即逝不可复原，我并不笃信文学研究真的可能还原现场，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以寓言的方式收藏了人心在不可逆转的时间之流中那一瞬间颠簸异动的具体性。我要做的，是尝试将为那一块切片供血的关系网络澄清出来，找到作家如此为时代赋形的原因，并以此为参照，去观察和想象写作中正在呈现的人生境遇与尚未澄明的未来。
    本文载于《南方文坛》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