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廷芳近照 易明 摄
    80岁的叶廷芳先生，脸上依然有着孩童般的笑。很少有人能看出，这位著名的翻译家、作家，从今年四月起已做了五次手术，其中两次大手术。人明显瘦了不少，但病魔并没有夺去他的笑容，他还是那个永远不屈服于命运，永远怀着赤子之心，对世界充满好奇与热爱的乐天派。
    不久前，叶廷芳先生八十寿辰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作家王蒙、张抗抗，哲学家周国平，歌唱家关牧村、姜嘉锵，剧作家过士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家马国馨等各界人士云集。叶廷芳兴趣广泛，被很多人亲切地称为“跨界学者” 。从卡夫卡、迪伦马特，到不懈努力推进中国日耳曼文学研究，叶廷芳挖掘了德语文学中重量级的几位现代作家，为中国的德语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矿藏；从保护圆明园废墟到参与国家大剧院工程的提案，他秉持了一个美学家和艺术家的超凡眼光；从“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计划生育建议，他体现了一位学者超越本行、贡献智慧的社会担当。
    “感谢叶老师翻译的德语经典作家，他帮我们做了筛选，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值得学习的，他的研究引导着我们，为我们这一代作家输送了宝贵的营养。 ”张抗抗的话，说出了很多作家的心声。
    “文革”结束后，叶廷芳放弃少年时代就钟情的诗歌，转而关注小说与戏剧，以极大的勇气与独到的眼光，向国内介绍当时被认为是“颓废派”的德语作家迪伦马特与卡夫卡，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翻译家叶隽认为，叶廷芳先生承接了卫礼贤沟通中德文化交流的艰巨使命，并在象征着中国文化的扬子江和象征德意志文化的莱茵河之间“搭了一座文化桥梁” ，叶廷芳是现代中国少数能够进入人类思想精英前列的大家，他的学术思想、人文体察，无一不对日耳曼文学学科的年轻学人起到“示来者以轨辙”的重要作用。
    叶廷芳是一位遍寻缪斯的骑士，他说：“每当我听到一首动人的乐曲，欣赏到一件出色的绘画、雕塑或建筑作品时，我都会激动不已，感到这是上苍赐给人类的一种福祉。 ”有记者问叶廷芳，您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他回答：“读书、思考、写作，偶尔翻译；有不同的社交圈子，有观赏国内外芭蕾、歌剧、话剧的可能。 ”在回答幸福是什么时，他说：“对人生的问题大致探索过，对人类的知识认真积累过。 ”
    作为资深戏迷，叶廷芳早在北大读书时就爱上了话剧艺术。尽管那时他还是个穷学生，但买北京人艺的票却从来都是在所不惜。那时戏剧演出大多三个小时，由于交通不便，看完演出到西直门时，常常赶不上末班车，从西直门到北大9公里，他能一口气徒步走回学校，从来不嫌路远，不觉得累，也不怕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叶廷芳先生又成为先锋戏剧的推进者。他翻译了迪伦马特的四部作品， 《物理学家》《老妇还乡》 《罗慕路斯大帝》和《天使来到巴比伦》 ，全部被搬上舞台，影响了众多中国话剧从业者。过士行说：“没有迪伦马特，我还不会想到写戏。 ”
    
    青年时期的叶廷芳
    建筑是相对专业的领域，人文学者很难介入，叶廷芳却以自己的执着与热情，赢得了建筑界专业人士的尊敬。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叶廷芳第一次赴欧洲，发现西方建筑五花八门，组成城市，错落有致，一眼看去，就有一种美感。对比国内建筑，却多半破旧，新建的多层或高层式样单调，不是冰棍式，就是砖头式。当时叶廷芳身在北京，于是就写了一篇一万五千字的长文，《伟大的首都，希望你更美丽》 ，发表在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上，后又被《北京晚报》分期转载，引发街谈巷议。如今看这篇文章，依然有警示意义。国内至今仍有不少城市，在城市化的浪潮中，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却建起了一堆可能几十年后就会被拆掉的垃圾建筑。90年代以来，叶廷芳又会同建筑界人士共同发起了两次“建筑与文学”的大型研讨会，先后在南昌与杭州举行。他提出“废墟也是一种美” ，反对重建圆明园，这一理念如今已深入人心。
    上天给了叶廷芳一副较好的嗓子，他从小就喜欢音乐，尤其爱唱那些难度较大且婉转动听的歌曲，吕远的《克拉玛依之歌》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以及胡松华的《赞歌》是他的三大“保留曲目” 。在座谈会上，关牧村为叶先生献上一首由施光南作曲的云南傣族歌曲《阿妹的心》 ，男高音歌唱家姜嘉锵则演唱了叶廷芳一直情有独钟的《克拉玛依之歌》 。关牧村说：“很多年前叶老师就给我写过信，为我一生的艺术道路指明了方向。我非常珍视叶老师的意见。 ”关牧村的先生、书法家江弘则向叶廷芳赠送了“道法自然”的书法作品，他说，从叶先生身上，他们看到自然美、艺术美、心灵美追求的统一。
    叶廷芳对绘画的痴迷在朋友圈也被津津乐道。他在德国做访问学者时，几乎把所有钱都用来买了画册。画册邮寄回家后，他还跟家人交代，收到画册打开看时，一定要先去洗手。张抗抗和叶先生一起去敦煌，在莫高窟前，面对这个人类艺术的宝库，叶先生竟然虔诚地跪在了石窟面前。他对艺术的虔诚，令张抗抗惊讶，她说：“叶先生的一生，始终在求真、求美、求新，在引领着先锋艺术的发展。他开阔的人类视野，他对艺术的崇敬、虔诚都令人敬佩。 ”
    古道热肠，社会担当，是叶廷芳给朋友们的另一个深刻印象。
    德语文学翻译家、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宁瑛是叶廷芳的学生和同事。宁瑛回忆，虽然叶先生儿时就失去了左臂，但她从没感到叶先生是残疾人，后来听说他成了中国肢残人协会副主席，宁瑛竟有些惊讶。上世纪60年代开展“四清”运动，叶先生一手扶犁，竟然成了学雷锋标兵。在社科院外文所，大家都是两只手，但开会时常常是叶先生做会务，他从来不感觉自己有缺陷，工作比普通人做得还好。叶先生说，我觉得两条胳膊，一条是多余的。后来叶先生担任德国文学学会会长，宁瑛做秘书长，叶先生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甚至半夜打电话联络外国朋友。叶先生还关心普通百姓生活，做了全国政协委员后，有人跟他反映北京站附近52路公交车设站不合理，希望能调整，后来经过叶先生努力，还真的在北京站附近增加了一站。宁瑛说，叶先生是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人。
    同为全国政协委员，张抗抗和叶廷芳一起开过多年的政协会，深感叶先生的真诚与直言不讳，每一次发言都针砭时弊。2007年，叶先生联名2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提案，要求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政策，该提案成为著名的“叶廷芳提案” ，引发官方民间讨论热潮。在两任政协委员即将到期之际，叶廷芳又委托好友张抗抗帮忙接着做这个放开二胎的提案。但张抗抗当时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因为她觉得中国人口已经太多了，放开二胎不是太重要。后来形势发展证明叶先生的眼光是超前的。座谈会上张抗抗说：“我非常抱歉没有继续战斗下去。好在现在已经实现了放开二胎政策，叶先生应该感到欣慰！ ”
    命运对叶廷芳并不算公平，但他却以乐观的心态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历史学家、社科院近代史所文化史室前主任刘志琴回忆，“文革”期间，她和叶先生同在干校，不仅劳动辛苦，而且坏人当权，好人受罪。那时她还不认识叶先生。有一天，叶先生突然来找她，希望能帮忙让他参加文艺宣传队。当时刘志琴是干校文艺宣传队政委，连队批斗叶廷芳，刘志琴很同情他。她就问叶廷芳有什么专长？叶廷芳说，我能唱歌，还能作曲。然后就“傻乎乎”地唱了起来，果然不错。进入文艺宣传队时，社科院来了两个人质问刘志琴，怎么把被审查对象弄到文艺宣传队了？刘志琴说，首先，他被审查，但没有结论，将来可能就没有问题；第二，他既能唱歌，又能作曲，你们能不能一人顶俩？来审查的人无语了。后来叶廷芳在文艺宣传队，靠创作、唱歌、给农民演出，获得了大家的尊敬。刘志琴说：“现在人们常说要励志，叶先生就是改变命运的榜样。 ”
    面对这么多好友的夸赞，叶先生仍然保持着学者的理性。他说：“和大家在一起，欢乐的正能量已经把几个月来医院给我灌输的药都中和掉了！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歌德、卡夫卡、布莱希特、鲁迅等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既批判世界也批判自己，一个既能批判世界、也能批判自己的人才是立得住的，不会走邪路、歪路。 ”
    说到卡夫卡，很多人会联想到寂寞与孤独，翻译、研究卡夫卡的叶廷芳先生，却并没有陷入孤独。他曾说过，“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生来是一个乐天派，几乎没有感到过孤独” 。何能如此？对友情的重视或许是重要原因。叶廷芳说：“人生有三种主要的感情：亲情、爱情和友情。亲情人人都有，爱情不能强求，唯有友情，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去争取的。 ”叶先生亲朋故旧很多，但他仍然悉心照料每一朵新发芽的友谊之花。他动情地说：“五十年的婚姻是金婚，五十年的朋友也是金朋友，我希望朋友们都能和我保持永恒的友谊！友谊是一种正能量，它能给人们提供智慧、温馨，提供帮助，必要时提供最难得的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