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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未人在长期跟踪调查研究《亚鲁王》的过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习艺者需要有学唱的愿望、有天赋、有良好的记忆力，才有可能通过艰苦学习成为东郎。习艺者年轻时要举行虔敬的仪式拜老东郎为师，只能在每年农历正月和七月这两个月的时段学唱。正式的唱诵只能在葬礼上。习艺者跟着东郎去参加葬礼，聆听东郎唱诵并绞尽脑汁用心记忆。这是漫长的、煎熬毅力的过程，有的需要几个月、几年，有的甚至长达十几年才能出师。当习艺者终于学会独立唱诵并得到苗人的认可时，水到渠成，新一代东郎就此脱颖而出。然后就会有丧家前来邀诵了。[5]她提到了很关键的两点，首先是歌手需具备的条件，其次是学习阶段及检验阶段。以下我们主要根据《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及《亚鲁王》文本部分对《亚鲁王》歌师口述史的相关内容加以研究。 一、歌师需具备的条件 苗族以山寨、家族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使得每一个寨子都会产生几名本寨、本家族的东郎为寨人做法事、唱诵《亚鲁王》歌师。 由此学习亚鲁王多半都是为了家族丧葬仪式所用，每个家族必须有人掌握本家族的历史，责任感是学习《亚鲁王》的首要条件。如杨保安说“开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一个传给一个，一代传给一代才到今天，所以才去学，要是不学哪家有事的时候没有人做会那很麻烦，要去其他寨子请老摩公帮忙。”[6]李志勇强调：“我们只是为了让死去的人能安心地回到祖宗的地方去。现在国家政策放宽了，我们做开路政府不会来干涉，这是我们少数民族家族的风俗习惯，政府来干涉也没有用。我还没有学的时候，听他们讲以前政府也来干涉不让做，说这是迷信活动。等我学会了之后我去帮人家做也没有人来讲我什么。我们当农民，要把这些古老的东西传给下面的一辈，我们不传下去，这些东西也就不在了。”[7] 责任心是非常重要的，必须有传承家族、姓氏历史文化的责任心才能学好《亚鲁王》。 梁老四提到：学习开路，老爹的影响比较大。他认为应该去学，办丧事的时候一定要请老摩公来为亡人来开路，当时家族中没有人会做摩公这一套，要是我们家族中有白喜事了，只要请其他姓的摩公来给我们家族亡人开路，老爹他们开路时不放心别姓的老摩公来为自己家族亡人作事情，因为每个姓氏开路时候唱诵的内容不一样。老爹认为要是我们家族有个人会开路的话，对自己家族做事都会比较方便。[8] 28岁时，杨再华意识到家族中已经没有人会唱诵《亚鲁王》，葬礼上总是请其他家族的东郎前来唱诵，这很有损本家族的威严，于是他开始拜师学习唱诵《亚鲁王》。 其次就是个人兴趣了。杨保安说“我也是因为自己喜欢了才去学的，不喜欢的话去学了也学不会的。”巴茅寨歌师岑万兴也说：“直到我这一辈，我们家族有10多个兄弟，都没有一个学得，其它的也都不愿学。想找人家会的来家中做点事情，你今天跑去请，他说明天来，但是明天他又说有事情不来了，后来我有点寒心，感觉自己对‘摩公’还比较感兴趣，就打算自己学。”[9] 再次，时代氛围的影响，学习《亚鲁王》也是时尚。不同的时代对史诗演唱的需要不一样，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多人不敢在公众场合进行讲述。但是在陈兴华[10]的少年时代，人们都向往着东郎这一神圣的职业。受时代氛围的影响，陈兴华于16岁开始利用当扫盲班教员的空闲时间去拜师学习唱诵《亚鲁王》，超强的记忆力和唱诵的熟练，让年仅20岁的陈兴华成为小有名气的东郎。19岁时，杨光东跟随哥哥杨光顺学习唱诵《亚鲁王》。据他回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习唱诵《亚鲁王》是本寨年轻人的一种“时尚”，类似现代社会的“歌迷”。 而演唱《亚鲁王》对歌师的自身条件要求比较高，必须有超强的记忆力、有在众人面前讲述的胆量、声音还要好，文化程度的高低倒不是最重要的。岑万兴说“要不怕耽搁活路，同时也要胆子大，声腔好。”[11]我们看到歌师大多数是文盲，其中陈小满的文化程度较高，为初中文化程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