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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键词研究：当代西方文论与艺术理论 2015年，西方文论及艺术学领域均极为重视对概念、命题的“关键词”研究，不仅侧重对具体命题与概念的解说，更注重对每一个概念命题的发展演变过程加以深入细致地梳理与辨析，并在理论与批评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见解。这种研究方法既反映了近年来文论研究发展的趋势，也体现了人文学科发展的理论需求。 其一，对命题或概念的关键词考辨。张永清通过翔实的史料、细致的梳理、深邃的眼光，就“作者”这一不是“问题”的“问题”加以了令人信服的系统思考和反思，并指出：“文学理论的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作者’这个轴心而具体展开”，因而要恰切回应当下文学理论面临的持续危机和严峻挑战便有必要“从整体上对作者问题再次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反思”，“作者问题”在西方文论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作者作为制作者(maker)”、“作者作为创造者(creator)”、“作者作为生产者(producer)”、“作者作为书写者(scripter)”四种主导理论范式，古希腊则是作者理论的滥觞，而这些理论与实践也主要体现在“现实主义、古典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之中”，并指出这些作者理论范式只是对已然范式的回顾与反思，在“消费社会、互联网时代里，新的作者身份、作者形象正在不断地被构建和被塑造”。(36)赵勇通过对“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诗学命题的翔实考辨，对阿多诺的思想症候加以了重新揭示，认为这一诗学命题“既非禁令，也非咒语，而是阿多诺面对文化重建问题的一种极端性表达，其中又隐含着他对奥斯威辛之后文学艺术何去何从、生死存亡的深刻关切。它固然是以单维而否定的面目横空出世的，但是却又隐含着对艺术的肯定之维”，阿多诺在“两种可能性之间的‘摇摆状态’也恰恰说明，对这种终极问题进行执著的‘哲学反思’才是最为重要的。而反思的目的也并不在于解决问题，而是在于呈现问题”。(37) 其二，关键词研究及其方法研讨。胡亚敏就“关键词研究”进行了深入研讨，通过“突破线性的历史观，将关键词视为一个动态的、多维的乃至异质的发展过程，发掘和阐释关键词语义在历史进程中丰富的多样性”，同时又以“开放的民族主义为基本立场，运用跨文化视野来探寻关键词在不同民族和语境中的变迁，考察和总结它们在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流变与组构”。(38)张冰从“理论化”与“多元化”两个关键词切入，对丹托的“艺术终结观”加以了重新透视，认为理论化是艺术终结的核心内涵，即艺术已经成为一种哲学，而“多元化成为艺术终结之后艺术存在的基本态势”，“艺术之所以会出现多元化格局”正是因为“艺术的终结”。(39)饶静则通过解析后现代崇高美学对“不可再现物”的执念，对朗西埃美学伦理转向予以了批判反思，认为：朗西埃以“‘歧见’打开了伦理无区分的区隔空间”，这一思路既“弱化了美学的救赎诉求”又“重审了美学的解放承诺”，更将“伦理的批判视角反转为行动的实践美学”。(40) 其三，对艺术范畴的反思与新解。陈炎认为从古希腊始，西方人就从“迷狂说”入手，将艺术创作看成是宣泄内心情感的手段和渠道，这种“感性欲望的宣泄”不仅“强化了艺术创作中的激情与活力”，还“可以纠正理性思辨行为所导致的精神异化，因而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意义”，但“也会带来感官刺激的极端性发展，进而陷入肉体欲望的误区”，因此，“不了解感性迷狂在艺术中的正面作用，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艺术的美学特色；不了解感性迷狂在艺术中的负面影响，就不可能彻底反思西方艺术所存在的问题”。(41)王一川近来则一直关注“艺术公赏力”问题，并对“艺术身赏”、“艺术心赏”等概念在“生活论转向”的现实语境中予以了思考，指出当前中国艺术“重身体而轻心灵症结需要在艺术公众中重新张扬艺术‘心赏’观的当代意义”，而这意味着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艺术生活中都应“坚持突出心灵生活的优先地位”。(4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