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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叙事学研究的重心转移与“叙事学热” 2015年文艺学另一个焦点便是“叙事学热”。叙事学研究之所以得到学界持续多年的关注与兴趣，不仅得益于学科范围的拓展与研究对象的扩大，更在于研究方法与范式的不断革新，由此带来了叙事学领域一次又一次的研究高潮。本年度，叙事学研究除了“经典叙事学”的研究外，符号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空间叙事学、媒介叙事学等“后经典叙事学”新领域可谓成果迭出。 首先，由赵毅衡领衔的“符号叙事学”研究团队通过不断创新理论方法，引领国内叙事学研究的一大潮流，备受学界瞩目。赵毅衡2015年又领衔成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分会”，发表《广义叙述分层问题：构筑原则与应用》、《符号叙述学》等十余篇论文，从符号学现象学角度出发，对一般叙述问题、叙述的基本形态、叙述分层以及叙述中的变形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该团队中唐小林、陆正兰、胡易容及饶广祥等也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还创办有《符号与传媒》刊物，共同推动着符号学叙事学研究在国内的发展。 其次，由傅修延领衔的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也通过将“叙事语法”调整为“叙事语义”，力图在“叙事学与其他学科间的相互激荡”(24)中建设中国叙事学，尤其是近几年来通过转向对空间、听觉、聆察、声音、音景等空间与听觉叙事的研究，引起学界广泛反响。2015年，傅修延先后发表了《论音景》、《释“听”》、《论聆察》等几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力图“将声学领域的音景概念引入叙事研究，(25)并重释“诉诸听觉”对于阅读文学艺术作品以及“扭转视觉霸权造成的感知平衡”(26)的重要性。与傅修延异曲同工的是，该中心龙迪勇则倾注于对“空间叙事学”的研究，与关注“听”不同，龙迪勇极为重视空间意识与叙事活动，力图将叙事学研究由“时间维度”转向“空间维度”，也即是对“故事空间”(叙事作品发生的场所或地点)、“形式空间”(叙事作品的结构性安排)、“心理空间”(叙事作品中心理活动所呈现的空间特性)以及“存在空间”(叙事作品存在的场所)的深入研讨。(27) 再次，在经典叙事学领域内，除对传统故事情节加以叙事学解读外，对“隐性叙事进程”、叙事形式、意识形态叙事以及小说意义的“解域与生成”叙事也成为叙事学研究领域的新亮点。申丹通过小说文本的细读发现，作品在围绕情节展开的背后还存在“贯穿全文的隐性叙事进程”且“与情节发展往往呈现不同的走向”，两者“既形成矛盾和张力，又互为牵制和补充，达到某种平衡”，(28)这种“隐性叙事进程”的发掘也使得叙事学研究可将注意力由过去单一的“叙事运动”拓展到“双重叙事运动”中，有力拓展理论研究的空间。(29)美国加州大学凌津奇《关于文学叙事形式研究的必要性》、彭亚非《叙事的诗意追问：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史外史观》、刘俐俐《关注人类学大视野下的故事形态》以及余岱宗《解读叙事：解域与生成》等文章均从叙事学角度对经典叙事学进行了理论与个案的深入探讨，有力促进了叙事学研究的成熟发展。 此外，在叙事学研究不断推进、发展与创新的同时，适时回顾并反思叙事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引起部分学者的重视。江守义对叙事学肇始兴盛期的问题与贡献进行了深入考察，既指出“翻译不够全面，和西方叙事学界交流不够，猎奇和盲从心态盛行，理论拓展缺乏，对创作现象的关注和总结不够，研究凭一时兴趣”等问题，也总结出“带来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催生了中国的先锋派小说，激活了中国历史悠久的叙事批评”等诸多贡献，并据此提出：“对西方的理论，我们要‘跳进去’再‘跳出来’，立足中国的土壤，发挥中国学术期刊的力量，并持之以恒，让西方理论真正为中国所用。”(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