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李圣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国资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2015年文艺学在反思与自审的理论基调中显示出强劲动力，延续着良好的学科发展态势。除“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百年文学理论中国话语”以及“强制阐释论”等热点话题引发学界持续研讨与聚焦外，对中西文论与美学中的基础理论、范畴、流派、思潮的回望与反思仍是学科研究的主潮。在叙事学、文学图像与媒介文化批评、当代西方文论前沿、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文学批评等领域，也出现一批独具匠心的理论成果，值得学界重新关注。 一、文学理论“中国话语”的反思与重建 近些年来，伴随中国崛起及其在国际多边对话中话语地位的迅速提升，文学理论领域中的话语焦虑也日益凸显，由此引发了关于当代中国文论反思与重建的广泛讨论。《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理论研究》等杂志也相继刊发专栏文章，发表了一系列值得学界重视的建议。 在《中国社会科学》刊载的“当代中国文论的反思与重建”专栏文章中，高建平认为，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一方面应确立文论的“复数性”与“相互沟通性”，一方面还应协调好“体”与“用”的关系问题，只有回到“当代的中国”这个“体”，才能真正从当代文学实践的有效性基础上建立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①周宪认为，必须“立足于本土”方可化解当代中国文论的原创焦虑并创造出有国际影响力和“中国气派”的理论，这需要注意三大策略：一是要自觉实践“专业化中的业余性”以抵抗日益专业化和学科化背景下研究者对专业体制的依赖和趋从；二是要努力培养“涵养批判理性”以弥补本土文学理论中“批评论争传统和生态”的不足；三是要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并用之于重构文学理论的“大叙事”。②南帆则提出，构造“富于汉语特征”且显现“中国经验”的中国文学理论“必须摆脱西方文学理论的话语模式，成为本土的叙事……必须显示独特的问题范式、思想传统和分析路径”，因此，中国文论话语系统重建须在“多种开放式对话”与“多重视角的交叉乃至不同观念的挑战”中加以综合构思。③朱立元则认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这一“旧话题”对当代文论的创新与建构仍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意义，关键在于更为深入与细致的理解和研讨。④姚文放则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为切入点，通过“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的异同比较对国外理论与中国运用的错置误用予以了深入反思，认为：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资源除在“思维水平、价值观念和中国特色”诸层面须与当代现实发展的格局相匹配外，在操作层面还必须“切近中国文学的创作实际和作品现象”，同时也要“符合中国学术话语的通用规范”。⑤王宁则认为，“后理论时代”中的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已经衰落，“中国学者和理论工作者有必要和能力从边缘步入中心，并在与西方乃至国际同行的对话中提出自己的理论构想”，⑥基于此，王宁还提出了“世界诗学”的理论构想。 《文艺理论研究》刊载的“百年文学理论中的中国话语”专栏，也就如何评价西方文论的中国影响以及如何建立中国当代特色文论话语提出了系列精彩意见。尤西林从“文学理论危机”与“失语症”问题入手，深刻指出：文学理论危机“根源于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危机，即文学理论与其研究对象及基础的文学经验的脱离”，而化解这种解释力缺失的策略在于通过“文学批评”去重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经验”之间的逻辑关联，这样既能恢复文学理论作为文学活动的本体存在，也能依托以文学批评为枢纽的动态结构关系展示文学理论的开放性，进而化解文学的危机。⑦王一川则对“中国话语”这一概念提出了精辟省思：“‘中国话语’一词就是指中国本土文论话语吗？‘话语’如果按福柯以来的通行见解，指的是不同言说或理论之间在特定权力关系领域中展开的对话。如此，它就不再仅仅是指中国本土文论，而是更宽广和深厚地指与中国本土文论对话的西方文论及其背后更深广的文化冲突，以及中国本土文论自己所携带的文化，总起来说，它应当指的是中外理论的话语竞技场。”⑧ 除以上专栏文章外，关于“文艺学”学科形成与反思、关于文艺学跨学科特性与西方理论关系等话题也引发了学界多层面研讨，显示出中国学者对待本土文论与他者话语的审慎性态度。罗钢关于王国维“意境说”理论归宿问题的讨论较具代表性。早前，李春青便已指出应对“意境说所指涉的中国美学经验予以高度重视”，⑨而祁晓明教授则再度撰文指出：“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常常是以田冈岭云文论为参照的……其文论中有关康德、叔本华美学的阐释，特别是他将这些西方理论运用于日本俳句及中国文学的实践，给予王国维以诸多启示。忽视这一点，是说不清王国维‘意境说’的。”⑩对此，罗钢教授则回应说无意否定田冈岭云等日本学者对王国维的影响，但“任何个别的观念都是在某种思想结构中发生意义和作用的，如果不把它们与整体的语境联系起来，就会不自觉地放大其共同性，而忽视二者之间的深刻的差异，生产出‘影响的神话’”。(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