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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文论的建构调整与“强制阐释热” 如果说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反思与重建是一项长期系统的浩大理论工程，那么，“强制阐释论”则是嵌入这项工程的地桩，并为全面反思当代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和建设发展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打开了一个切口。继张江教授提出并引发“强制阐释论”以来，这一话题几乎成为纵贯2015年文艺学界的热点，既实现了中国话语对于西方文论发展的干预与嵌入，还在同一性话题的论争与对话中汇聚凝合了中国学者的力量。起初，论争主要集中在四位学者就“强制阐释论”相关理论问题的相互通信中，随后，党圣元、姚文放、李春青、陈晓明等学者也积极参与其中，尔后，希利斯·米勒等一批国外学者也加入到讨论行列，使之成为链接中外文论对话的重要议题，形成了国内与国际的双重话语影响。纵观这一讨论，焦点集中落实在张江教授对当代西方文论诸般缺陷的批判上。对此，学界反响不一。 其一，就理论提出的积极意义予以高度肯定。周宪认为强制阐释论“锋芒犀利，观点鲜明，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做了点穴式的批判，直陈其弊端所在”；(12)党圣元指出：“‘强制阐释’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和发展，在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我们反思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及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极具启发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问题域。”(13)高楠也认为，“强制阐释论”确实是触及了一个重要的‘世纪课题’”，“对于百余年来西方文学理论的总体状况，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并且很有实在针对性的透视”，其批判“不是偶发性或偶得性的批判，而是有中国文学理论时代结构与历史结构根据的批判，是从这样的结构中涌起的‘总问题’的批判”。(14) 其二，就西方文论“强制阐释”趋向的局限及其对当代中国文论的负面影响予以了认同。赖大仁认为，西方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中许多看似认真的研究，实则“对于文学及‘文学性’的解构威胁甚大”，也恰恰是“导向自我怀疑的反向性阐释，甚至是一种过渡性强制阐释”，而“我国当代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批评也多少受到这种消极影响”。(15)李春青也指出，西方文论是一种“具有很强反思性、自我批判性的话语实践”，而由于“追问真相的恒久动力”以及“解构的冲动”导致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加之中国学界不顾语境与现实错位地对西方文论话语削足适履地盲目照搬，更加凸显了其“强制阐释”的倾向，也对中国文学经验造成了不良后果。(16) 其三，对“强制阐释论”在“场外征用”、“主观预设”、“前见与立场”等理论问题上既表达了谨慎的认同又提出了不同看法。周宪认为，“场内和场外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有时我们很难划分一条分界线说哪些是场内理论，哪些是场外理论。更重要的是，当代知识生产的特征已经越来越倾向于跨学科和多学科”，而且“场外征用也会歪打正着地产生某种场内效应，进而造成意想不到的场外影响”。(17)乔国强指出：“文学理论从其肇始开始就是‘不纯’的。这种‘不纯’并非完全是建构者的有意为之。它既是文学理论自身存在的一种状态，也符合文论构建的需求。”(18)朱立元也指出，“批评某些当代西方文论存在强制阐释的毛病时，千万不要误以为我国当代文论中这方面的缺陷，完全来自西方文论的消极影响，实际上病根还在我们自己身上”。(19) 其四，从“强制阐释论”出发就中国文论的现实发展与建设提出了意见或隐忧。陈晓明提出：“新的理论创新并非要完全脱离西方(更正确地说是世界)思想文化和理论批评的优秀成果，而是在其基础上，更加关注中国文学本体。只有有意识地激发汉语文学的自主意识，并与西方/世界优秀理论成果对话，才有新的创新机遇，也才能避免强制阐释的困境，给已经困顿、几近终结的文学理论以自我更新的动力，给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开辟出一条更坚实的道路”。(20)陆扬却从另一面不失冷静地指出：强制阐释是“中国话语介入当代西方文论价值判断的一个有力尝试”，但今天“大众对于文学的热诚渐行渐远”且“纯文学作品阅读支离破碎”而“大众文化作品畅行其道无度泛滥”情境中，“立足场外征用和主观预设的‘强制阐释’，或者具有它的必然性”，而“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证，以先在立场模式来曲解文学文本”也势必“显示了一种理论的必由之路？”(21) 值得关注的是，还有多位国外著名学者也对此发表了相似或不同看法。欧洲科学院院士西奥·德汉教授认为，“中国必须要做的或许就是要回到自己的路子上去，回到自己的理论上去，因为我确信中国有自己的文学理论、文学发展的理论和文学发展史的理论”，此外，建构所谓“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也不可取，人们应该“首先阅读文学，然后再读理论”。(22)美国著名文论家希利斯·米勒则认为，“确定一个主题只是一个对于特定文本深思熟虑的教学、阅读以及相关创作的开端”，而一个文本并非“只能有一个主题”而是可以“包含多主题”，相较于“解构性阅读”，米勒更倾向用“修辞性阅读”，注重对“所阅读、讲授与书写的文本中修辞性语言(包括反讽)的内在含义”，而且在文本阅读中继续会“依照文本阅读的具体需求而使用必要量的理论”。(23) 此外，在“强制阐释论”研讨基础上，还有许多文章将此话题延伸到对古典文论、近现代文论、比较诗学以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等领域的反思研究中。总体而言，学界关于“强制阐释论”问题的讨论，有肯定、有认同、有批评，亦有持“不乐观”的忧虑态度。这一方面体现了“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氛围，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一话题的可延伸性及其理论的拓展空间。目前，这一话题仍在进一步深入研讨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