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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关于建设新的学术共同体的尝试。美学的发展也有个生态问题，俗话说的“独木不成林”。关于当代美学问题的研究当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路径，我是偏爱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希望从这个角度切入。有利的条件是我担任《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主编，在这个刊物周围有一批对当代美学问题比较感兴趣的中青年学者，通过项目研究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应该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在当代学术越来越多元化的格局下，大一统的学术团队的学术功能是有限的，一些规模小但是专业性强的学术共同体一定会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用一部分项目经费来做这件事在中国目前的学术机制中也行是最为切实可行的。 如果这两个设想都能基本实现，那么我们这个项目研究对于中国当下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的建设性就能做出一些贡献。 贾洁：您曾经谈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返公共话语空间的可能性，这是您的设想还是预言？ 王杰：这是一个很大也很复杂的问题，我是持积极的态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学术界目前仍然有许多误解和偏见，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只有任其自然。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角度讲，从左联时期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曾经是社会公共话语空间中的主要力量或者甚至可以说是支配性的力量。八十年代的美学热以及后来一段时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遭受来自多方面的打击和污名化，马克思主义美学陷入某种程度的低潮，各种各样的美学理论被引进和用来阐释中国的艺术和审美经验，例如海德格尔和尼采。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对现代化的各种不同态度的哲学也会在中国传播，其中一些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天敌。因此，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美学曾经具有的那种支配性的地位不再有了。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该保持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左的历史阶段它的文化霸权和历史作用应该客观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一定要区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一些人所劫持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晚年说过一句十分悲壮的话，“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因此，马克思主义重返公共话语空间有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问题，我是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和提出问题的。从整个美学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美学是美学思维模式，美学与社会关系的一次飞跃性的发展，它的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美学必然要重返公共话语空间，前提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自身完成它进一步学理化，在中国则需要完成它的进一步中国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但是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学理的彻底性和对当代社会重大问题的回应方面需要作认真而持续的努力。 贾洁：虽然在学理上，马克思主义美学对大众文学和大众文化理论作出了特别有价值的研究和贡献，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当下存在着一股特别浮躁的经由传媒而散播开的大众文化的氛围，不知您是否有这样的感受？ 王杰：的确如此！中国社会在最近三十年快速推进现代化和市场化，大众文化重新成为文化中的强大力量，本来这应该是一个好的发展，但是，由于我们的文化政策放松了对文化消极方面的管控，也由于中国文化过早地进入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时代，再加上我们正经历着“后社会主义危机”的痛苦，因此，这二三十年大众文化的消极方面影响十分巨大，对社会特别是年青一代造成了不良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并且开始批评这种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犬儒主义的流行和泛滥，对此我深有同感，也在积极思考在“后社会主义危机状况”下人们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的重建问题。近年来我开始通过电影评论来介入当代大众文化的分析和评价就是我这种努力的一种表现。 我还要说的是，传媒就象生产力一样，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是与它在什么样的文化基础上发挥作用，在什么样的体制内运行相联系，这是有区别的。同一种传媒，同一种新的传播技术，它可能在不同的文化中，在不同的体制内发生不同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美学角度来看，新的技术往往开创新的审美空间，使许多新的审美经验得到表达，我们美学的任务就是用我们敏锐的触角去感受和发现这种新的因素。 当然，一定要看到，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不良现象是权力资本、金融资本和传媒结合，并且将传媒直接用于利润生产的过程，这样人性中动物性的部分呈现一种喷涌状的放任，在文化上是毒性很大的。因此，我目前也在着手从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美学达尔文主义的角度批判大众文化。十分有意思的是，中国美学界曾错误的把达尔文主义直接用在美学上，例如很著名的著作《美与意象》就用性快感来说明美感。马克思在美学上是一种哲学人类学视野，强调人与动物界有本质的区别。人性不是革命性，但也不是动物性，美与人性的关系问题是当代美学的真正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