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小说感”太强会削弱读者的信任
    眼下有一些长篇小说，不过是短篇的拉长
    羊城晚报：读完这次的年度短篇小说《枪手》非常好奇，小说里的故事真实发生过吗？您能说说这次写作的源头吗？
    韩少功：这篇小说是有原型的，只是原型不止一个。其中主人公受伤的情节就来自我自己亲历的经验，后来“嫁接”的兄妹情分、囚犯袭警等故事，就靠虚构想象来完成了。
    羊城晚报：几年前《日夜书》出版时采访您，您说《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和《日夜书》，都是您结合小说和散文的尝试。我在看《枪手》时，同样有阅读散文的感觉，您把这种尝试一直延续到现在吗？
    韩少功：这是一种个人兴趣。有时候我觉得“小说感”太强，会削弱读者的信任，太像编造出来的东西。因此我会琢磨一种回忆录的写法，即散文的写法，比如有一些随意的闲笔，有一些情节残缺，哪怕有头无尾和有尾无头，以便回避作者那种全知全能的态度。这样能否达成一种更“真实”的效果，我也不知道，但尝试一下至少是可以的。
    其实，中国的小说传统主流就是散文化的，胡适先生说四大古典小说中除了《红楼梦》，其余都算不上长篇小说，就是指它们没有欧洲小说那种戏剧化结构，有散文的随意性和自然性。
    羊城晚报：《枪手》的字数不多，但容量非常大，几乎接近长篇。这些年您写的短篇小说好像并不多。印象中您也说过现在写作的自我挑战和超越的难度越来越大，这一次是用这么少的字数完成了整个叙事，可以说是对自己写作的一次挑战吗？
    韩少功：眼下作家很多，信息也太多。为读者们省下一点时间成本，恐怕是一种必要的考虑。顾客都讨厌“注水”猪肉，肯定也讨厌“注水”小说，不喜欢一句话可说明白的，非得用八句话来说。作家们玩玩花活无妨，但以“注水”为能事，强制读者下咽，就可能有违职业道德了。
    羊城晚报：您心目中理想的短篇小说是怎样的？相比长篇小说，读者对短篇小说似乎总有不够“厚重”的偏见。您认为长篇和短篇从文学本质上来说有区别吗？您在写作中是如何安排这两种文体的？
    韩少功：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有长度上的区别，这个比较好理解。这两者还有功能上的区别，比如对社会和人生一种体系性的、全方位的认识，短篇难做到，那就需要长篇了。短篇像听诊、验血、胸透，长篇像三维CT，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工具和方法。如果对付一个小感冒也上核磁共振，那就是小病大治。
    眼下有一些长篇不过是短篇的拉长，比如写一个人今天坏、明天坏、后天坏，永远一个坏，这相当于数学上的同类项重复，应该合并，应该“消肿”。当年有“托尔斯泰主义”、“雨果主义”等说法，能冠上“主义”一词，可见他们都能表达体系性、全方位的认识，不是故意去装胖子、拼规模。那样的长篇当然是我们的理想标杆。
    贰
    对历史弱智者一定会对现实弱智
    既要防自恋和自闭，又不必混成“风气中人”
    羊城晚报：感觉您近年来写的短篇并不太多，重心还是放在长篇吗？
    韩少功：也不是，应该说近十年来，相比我的一些同辈作家，我对短篇创作至少在态度上还是比较努力的，拿过《北京文学》、《小说月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等媒体的中、短篇小说奖，算是力不从心，心向往之，老家伙发挥一点余热。我主张写小说就像当厨子，做大菜还是做小菜要根据食材来定，而且一般来说，把长、短篇交错来写，可能有利于精力的积蓄和恢复。
    羊城晚报：如果从题材来看，《枪手》其实和《日夜书》有一定的相似性，不知您是否认同？作家在处理历史、现实以及创造性的关系上，您持有怎样的看法？
    韩少功：连《甄环传》《芈月传》都能火，可见历史题材从来都不会缺少读者，关键是看怎么写。《枪手》和《日夜书》都是处理往事，都是力图呈现历史和人的复杂性，算是在某种程度上力图克服以前“伤痕文学”模式的简单化。在我看来，对历史弱智者一定会对现实弱智，眼下很多虚无主义或教条主义的标签化历史叙事，实在是太粗糙了；很多大众传媒折腾出一些非黑即白的标签，一心要培养弱智化民族似的，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实危害。
    羊城晚报：我留意到最近您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位驻校作家，出席了入校仪式暨创作四十年研讨会，评论家陈晓明谈到您的作品和时代始终有距离，“每一个潮流中似乎都有韩少功的身影，然而实际上，人们又发现韩少功在这个潮流中逃脱了，而在下一个时代我们又看到了他的身影。他始终有个人介入时代的巧妙方式。”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韩少功：已故的小说前辈汪曾祺先生曾给我题写了四个字：“若即若离”，大概也有陈晓明的这个意思。一个人要因时应变，又不必随波逐流，既要防止自恋和自闭，又不必去混成一个“风气中人”，这里的分寸不容易把握。我愿意把他们的说法当作一种对我的期许和要求。
    羊城晚报：您在发言中也提到，文学作品作者只是完成了一半，解读者要完成另一半。您认为作者和评论家之间理想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韩少功：作家与评论家是一种对话的关系，上半场与下半场的关系，各有所司，各有所长，不必互相看齐。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评论家就是那些比较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读者。他们使哈姆雷特变成了我们理解中的哈姆雷特，也就是实际存在和最终实现了的哈姆雷特——可能离莎士比亚的初衷相去甚远，但也是十分正常。
    叁
    文学不会死，但一直在变化
    段子跟帖民谣弹幕都是文学的一部分
    羊城晚报：上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您的文章《人机相较，价值观是关键》，从中可以读到您对社会变化和现实生活的观察非常敏锐。可能更多人会认为，人工智能是科学的领域，和作家并不搭界，文科和理科在互联网时代似乎形成了一条“鄙视链”，而您似乎是想打破这二者的边界？
    韩少功：因为现代教育分科太细、太窄，文科生容易远离科技，理科生容易过于迷信科技，文理两科互盲，两种盲区叠加，会造成重大的认识混乱。从过去的体力替代，到当下的智力替代，科技显然已成为现代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视而不见恐怕是一种不智之举。文、理双方当然各有专攻，但在哲学上从来都是互相呼应、互相滋养、互相促进的。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人文史和科技史，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这叫为“术”有别，为“道”相通。
    羊城晚报：不知您是否留意到，现在互联网巨头都在成立“大文娱平台”，互联网时代“文学”的概念和边界似乎也变得更开放了？
    韩少功：文学不会死，但一直会变化。手机上的段子和跟帖，B站上的民谣和弹幕，不要说那么多视频、博客、流行歌曲、电视剧，为什么不是文学或文学参与的多媒体产品呢？其中很多是零散的、匿名的、免费的、业余即兴的，但远古时代的文学不也是这样吗？在另一方面，不管文学如何变，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有作品质量的高下之分，有精华与糟粕之分。“黑科技”不一定就是好科技。因此我们一要思想开放，二要保持定力，即要欢迎和鼓励创新，又不能放弃价值标准，不要以为凡新的一定就好。
    羊城晚报：那么您的意思是，段子、跟帖、民谣、弹幕，其实都是文学至少是有文学参与其中的产品，对吗？
    韩少功：没错，哪怕口头文学也是文学的一部分。
    肆
    作家可为社会开“速效药”、“长效药”
    我常会做些与文学无关的事，包括架桥修路
    羊城晚报：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您认为是作家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吗？作家应该如何对社会发言？
    韩少功：广义地说，作家的作品都是对现实发言，但作家有多种多样，也应该多种多样，不必整齐划一。有的作家写杂文，写纪实文学，是给社会开“速效药”。有的作家写田园诗，或者写历史小说、人情小说、神话寓言等，可能是给社会开“长效药”，各有各的功能。至于作家是否直接去当意见领袖，那是文学以外的事，是他们业余兼职的自由。
    羊城晚报：影视业在今天特别发达，相对而言，您认同今天的作家是“落寞”的吗？当然，也有个别作家开始当编剧写剧本，您怎么看作家甚至文学在今天的处境？
    韩少功：有的行业获利丰厚，有的行业获利微薄，但如果大家都不甘“落寞”，都去做暴利行业，就像都去炒房地产，整个社会就玩不下去了。对作家也可以这样理解。人各有志，人各有长，人各有依，每个人最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条件、能力、价值观作出从业选择，不必一窝蜂赶潮流。一个二流的小说家改行去当一流的编剧，是明智的选择。一个一流的小说家改行去当二流的编剧，就大可不必。
    羊城晚报：您现在大部分时间是在湖南生活吗？日常生活状态大体是怎样的，方便透露吗？
    韩少功：我基本上半年在湖南，半年在海南。我不喜欢成天“文学啊文学”的职业化状态，因此会做些与文学无关的事，比如做点农艺，做点家务，读点闲书，参与朋友们的一些事务，包括村里架桥修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