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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使命,是我自己要背的——专访学者、作家叶廷芳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解放日报 王一 参加讨论


    
    人物小传 叶廷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德语文学研究,尤以卡夫卡、迪伦马特、布莱希特的研究见长。著有《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及其他》 《美学操练》等十余部作品;编著《论卡夫卡》《卡夫卡全集》 《世界随笔金库》等。
    随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正式实施,一个又一个家庭开始享受到第二个小生命带来的幸福。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份欢乐与幸福背后,有一个人功不可没。
    他就是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叶廷芳。
    叶廷芳是德语文学权威,译介的卡夫卡、迪伦马特的作品影响了无数读者;他不囿于书斋,是一位倾心关注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在诸多社会、文化热点问题上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10年前,正是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叶廷芳,首次提出“取消执行独生子女条例”的议案,引起社会广泛讨论。
    在叶廷芳看来,知识分子就应该发挥所长,介入社会实际。
    第一次到叶廷芳家,记者吃了一惊——成千上万册书籍把二室一厅堆得满满当当,分门别类摆放得整整齐齐;在一整面书墙中,精心摆放着来自不同国家的纪念品、建筑模型、人物雕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古训,在这里得到了形象展现。
    即便在家中接受采访,81岁的叶廷芳仍身着整洁的衬衫与笔挺的西装,端正挺拔,有着知识分子特有的自重与自持。
    近年来,叶廷芳双耳听力衰退,与人交谈时不得不借助助听器,又饱受糖尿病的困扰,但他的思路和谈吐仍十分清晰、透彻。
    话题,从那份改变亿万家庭的提案开始……
    “我不愿提些不痛不痒的提案”
    2007年3月,全国“两会”,这是时年71岁的叶廷芳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会的最后一年。
    按说,叶廷芳可以“功成身退”了,但他却不这么想:“我不愿提些不痛不痒的提案,我也没有什么可顾虑的。”
    那届全国“两会”上,他公开提交了“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的提案,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公开对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不同意见,但这个提案在叶廷芳脑海中却已酝酿许久。
    早在1992年,他去敦煌旅游时,路途中就和同伴谈到了对独生子女政策的不同看法。同行的人一听都笑了:“这您怎么还嫌我们国家人口少呀。”但叶廷芳不理会,陆续做了大量的查证与长期的调研,最终化为提案中的三点独到见解:
    其一,“生命的繁殖规律总是从少到多,如果人为地强行减少,就是反自然的。”让叶廷芳忧虑的是,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除了没有兄弟姐妹,之后会孤独到没有姑姑舅舅,社会伦理关系被破坏,人的情感系统变得单调,“就像一座房子,空空荡荡的,根本不坚固”。
    再者,当时全国人口每年虽然还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过几年就会下滑。“人口是红利,人口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就大了。因为人不仅仅养活自己,还有创造的力量。如果人口持续减少,情况就很不乐观。而且这种减少,不像水龙头说开就能开,说关就能关”。
    此外,叶廷芳还担心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在那份提案中,他写道:发达国家经过100年形成的“老龄化社会”,我们只用了20年。目前,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标准,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将达4亿。
    虽然调研细致、论据充分,这份提案在当时还是冲击了人们的认知。如何获得更多人的认同呢?叶廷芳下决心:“游说”。
    全国“两会”繁忙的会议期间,叶廷芳拿着提案,穿梭于一个个会场,去找更多的政协委员和他共同联名。但大多数人并不认同他的观点:“你这是挑战国策啊,我不能签这个字。”叶廷芳很有耐心:“先别下结论,仔细看看我写的是什么,是不是有道理。”就这样,一个委员一个委员做工作,他最终让28位政协委员同意联署了这份提案。
    仅靠一次提案就改变一项政策不大可能,叶廷芳心里很清楚。但他没想到的是,有关部门的回复竟如此神速。仅一个月后,国家人口计生委就派一位司长带队,专程接待了叶廷芳,听取他的意见。尽管收到了“放开二胎还没到时候”的答复,但临走时,一位官员拉了拉叶廷芳的衣角,轻声说:“我个人是赞同您的观点的”; 还有位官员说:“这是我们收到材料中最有价值的一份。”
    叶廷芳卸任之后,恳请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希望他把这个提案接过去,继续呼吁。2010年,王名和同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刘大钧联合提案《关于放开二胎、调整我国人口政策建议》,进一步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2013年,我国启动“单独二胎”政策;2016年1月1日,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叶廷芳9年前的提案成为了现实。
    “该说的话,必须要说”
    当越来越多的人赞叹他当年的“先见之明”时,叶廷芳只是说了一句:“该说的话,必须要说。”
    说“该说的话”,这不是叶廷芳的第一次。
    在全国政协委员的十年任上,他曾提过许多提案:重视建筑的艺术属性、保护乡村古建筑古村落、查处襄樊残存城墙被毁、紧抓小工程中的豆腐渣工程……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他也常常发文,针对当下社会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
    1998年,国家大剧院开始建设筹备。项目招标时,大剧院的设计风格也被定了基调,总结起来就是三个“一看”:“一看就是个剧院;一看就是中国的;一看就与周围的建筑风格相协调。”
    对于这三个“一看”,叶廷芳都不同意,觉得这些看法都太保守了。他先后三次在报纸上撰文一一反驳:悉尼歌剧院一看就不是个剧院,却大大提升了澳大利亚的文化形象;中国传统大屋顶的审美规范,早就在两千多年间的建筑中穷尽了,不可能再有超越;天安门周围已经形成了既定的建筑群,再与它协调势必臃肿,采用反差的审美原理倒是可取的。
    在叶廷芳心中,国家大剧院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也总结了三个“一看”:一看是美的,不愧是一座建筑艺术的杰作;一看是现代的,能与世界建筑新潮流衔接,也与我国的对外开放态势合拍;一看与天安门周围的群体建筑不争不挤,单门独户,相得益彰,相映生辉。
    叶廷芳相信自己反复表达的观点会对招标的评审产生影响。恰恰最终中标的方案,是来自法国设计师保罗·安德鲁颇具现代艺术气息的“巨蛋”,基本符合了叶廷芳对国家大剧院“反差审美效应”的期许。
    同样的,上世纪末,有关部门拟复建圆明园的消息传出,叶廷芳也在第一时间表明观点:“在遗址上重现昔日辉煌,不啻一场文化闹剧,因为它破坏了珍贵的、不可再生的文物,而这一文物正是历史的见证,是人类得以延续的生命记忆。”最终,圆明园复建计划终止了。
    “说该说的话”看似简单,其实需要莫大的勇气。当社会问题引起不同看法时,许多人选择了不发声、不参与,因为这往往意味着得罪人,意味着吃力不讨好。但叶廷芳并不这样想。他相信,知识分子既然有自己的看法,就应该大胆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未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肯定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也是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因此,虽然叶廷芳的专业是德语文学研究,但他的关心并不局限于专业领域,而是涉及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到文化软实力等多方面。如今,即便已不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即便已81岁高龄,他对社会的关心仍然停不下来。
    至今,有几个社会现象,让叶廷芳心心念念,采访中也一再提及,不吐不快:
    “大医院太拥挤:挂号须起大早,而且还得排长队,候诊也得等一两个小时”;“有些自行车道被不守规则的汽车 ‘霸占’,迫使骑车者上人行道骑行,非常危险”;“马路上的栅栏太多了。不靠法规和自觉,而靠冷漠的器械来维护秩序,这也是执法过于简单的表现”……
    失去一条“多余”的胳膊
    叶廷芳经常会自嘲:“这些话没人要我说,是我自己要说的;这些使命没人要我背,是我自己要背的。”
    如果了解了叶廷芳的经历,人们就不难理解,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何而来。
    1936年,叶廷芳生于浙江衢州一户普通的农家,母亲早逝,9岁时遭遇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
    在一次玩耍中,叶廷芳跌伤了左臂。放在今天并无大碍的伤势,却由于身边人无知而误治,手臂溃烂了9个月之久,最终只能截肢。
    在20世纪40年代的动荡年代,在愚昧落后的中国农村,一个家庭的生计比一个失去左臂的孩子的痛苦更重要。失去左臂后,父亲对叶廷芳只有责怪,甚至当着他的面说:“你怎么不干脆摔死了算了!”兄弟姐妹看在眼里,也把他当成可随意责骂的对象。在学校,叶廷芳也经常被同学议论甚至取笑。
    肉体和心灵的双重打击,给叶廷芳带来的自然是巨大的痛苦。一次,作文课要求写《我的一天》,叶廷芳写了一天中别人怎样议论自己。语文老师批道:“按一般衣貌看,人家的议论是正常的,人家并无恶意……如果你因此而猜忌别人,你将会失去很多朋友。”大受震动的叶廷芳开始反省自己。“我发现自己的心理已经发生偏斜,如果不注意自觉矫正,就有可能使自己的性格变得阴沉、孤僻甚至怪僻。”
    此后,叶廷芳就一直提防着自己的生理缺陷再给自己造成心理缺陷。他下决心,不要成为“社会废品”,正常人能做到的,他也要做到;正常人做不到的,他也要想办法做到。于是,他每天早起跑步锻炼,熟练地种菜、喂牛,还学会了游泳、滑水……
    1949年,小学毕业时,叶廷芳因为残疾被当时的官办中学拒绝,在家种地、喂牛,过了一年,他再次报考。如愿考上了,学费又成了拦路虎——当时学费以实物计算,为70斤大米,父亲却说根本拿不出这笔“学费”。
    叶廷芳又着急又沮丧,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大哭一场。然而,渴望上学的强烈欲望终于驱使他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一个下雪天,趁着父亲出门的机会,叶廷芳身着蓑衣、笠帽、草鞋,独自步行45里泥泞雪路,来到县城堂兄家,苦苦哀求,借到了大米,这才凑足了第一期学费。这借来的几十斤大米,最终把他送进了北京大学西语系。
    从北大毕业后,叶廷芳先是留校任教,不久便进入了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在他的同事眼中,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残疾人。上世纪60年代开展“四清”运动,叶廷芳只用一只手扶犁耕地,竟也成了学雷锋标兵。在社科院外文所,开会时常常由叶廷芳做会务,做得比健全人还细致。
    德语文学翻译家宁瑛是叶廷芳的师妹,但从没觉得叶廷芳和健全人有什么不同。后来听说叶老成了中国肢残人协会副主席,宁瑛竟有些惊讶,“老叶居然是残疾人?”对此,叶廷芳幽默地回答:“虽然人人都有两条胳膊,但我总觉得可能其中一条是多余的。”
    假如不是因为失去了一条“多余”的胳膊,叶廷芳觉得,自己很可能就是衢州老家的一个普通农民;假如不是因为经历了不同于常人的生命体验,他也不会有如此坚毅的精神品格,也不会有如此强烈地想为民众尽点力、做些事,让社会更多一些正义、美好与温暖的使命感。
    “我的人生可以总结为‘置之死地而后生’。若无法置身洪流外,要在激流中生存并前行。有一分光发一分光,有一分热发一分热。”
    对话
    知识分子应有使命感
    解放周末:您是作家、翻译家,却首次提出了“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提案。这样的提案不是更应该由人口学家或经济学家提出吗?
    叶廷芳:我恰恰觉得更应该由搞文化的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人口学家、经济学家,都从人口、经济等专业的角度看问题,而我们更习惯于从人文角度看问题,可以更加了解整个社会的生态,也更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就像当时我看到,子女在父母身边孤零零地长大和有兄弟姐妹一起长大是不同的,这样会导致情感系统单调化、养成唯我独尊的人格,是不可取的。长此以往,会影响整个民族的精神生态。
    不仅仅是文化人,只要有一定知识基础和知识背景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发表意见。中国现在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知识分子应该发挥所长,介入社会实际、发表中肯意见。当然,这种“介入”不要太过刻意。
    解放周末:从知识分子来说,现在不少人的关注点还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而较少关心国家政策、民族命运,您怎么看?
    叶廷芳:确实,有些人说自己那点事还没弄好呢,怎么敢对大问题指手画脚。我不以为然,知识分子应有一种时代的使命感,有一种启蒙的情怀。
    按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标准,要想拥有知识分子这一头衔,“必须把他们在特定文化领域里的特殊专长和权威,用于这一领域之外”。以爱因斯坦为例,如果他利用其权威地位,对国际政治发表评论,那么他就是一个标准的知识分子;如果仅仅只是发明原子弹和创立相对论,那么他就仅仅只是一个科学家。
    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批判性、前瞻性;他们具有深刻的社会意识,极具社会责任感;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敢说话、说真话。知识分子并不是“啦啦队”,一旦看到路走歪了、走斜了,要提出中肯的意见、提供科学的依据,供决策者来参考。
    国外很多知识分子有个特点,就是视野普遍都很广,像戏剧研究者马丁·艾斯林,生在匈牙利,长在奥地利、维也纳,工作在英国,自认为是一个“欧洲公民”,经历丰富,视野广阔,对于社会了解很多,也有很深刻的见解、敏锐的判断。
    还有一点,他们的知识基础都很深厚,了解的东西也都比较广泛,比如学文学的人,也都懂哲学、艺术等。还有,他们的治学态度也比较严谨,引经据典很少出差错,剽窃类的丑闻,更是罕有。
    解放周末:您也是一位爱好广泛的知识分子。您曾说广泛的爱好使您视野广阔,给您的一生带来了丰富的滋养。
    叶廷芳:我平生有三大爱好:音乐、戏剧和建筑。我爱听交响乐,包括钢琴、小提琴协奏曲,可惜我不可能演奏任何乐器。不过我有一副较好的天然嗓子,并在音乐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练过三年的声乐。这些爱好都是文化修养的培养。现在的人们特别容易动怒,因为一点小事就会骂起来、打起来,我觉得这都是文化修养不够的表现。一个热爱艺术、热爱文学的人,一般不会这么极端。
    就拿爱国这件事来说,有文化修养的人和没有修养的人,爱国的方式肯定不一样。很多人在表达爱国主义热情时容易愤怒,甚至行为过激,这时,我总想建议他们多看书、多听音乐、多了解艺术。
    我自己几十年来是按照这三种动物的特征来塑造自己的精神人格的:虎的勇气、鹰的视野、牛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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