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叶廷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德语文学研究，尤以卡夫卡、迪伦马特、布莱希特的研究见长。著有《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及其他》 《美学操练》等十余部作品；编著《论卡夫卡》《卡夫卡全集》 《世界随笔金库》等。
    随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正式实施，一个又一个家庭开始享受到第二个小生命带来的幸福。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份欢乐与幸福背后，有一个人功不可没。
    他就是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叶廷芳。
    叶廷芳是德语文学权威，译介的卡夫卡、迪伦马特的作品影响了无数读者；他不囿于书斋，是一位倾心关注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在诸多社会、文化热点问题上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10年前，正是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叶廷芳，首次提出“取消执行独生子女条例”的议案，引起社会广泛讨论。
    在叶廷芳看来，知识分子就应该发挥所长，介入社会实际。
    第一次到叶廷芳家，记者吃了一惊——成千上万册书籍把二室一厅堆得满满当当，分门别类摆放得整整齐齐；在一整面书墙中，精心摆放着来自不同国家的纪念品、建筑模型、人物雕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古训，在这里得到了形象展现。
    即便在家中接受采访，81岁的叶廷芳仍身着整洁的衬衫与笔挺的西装，端正挺拔，有着知识分子特有的自重与自持。
    近年来，叶廷芳双耳听力衰退，与人交谈时不得不借助助听器，又饱受糖尿病的困扰，但他的思路和谈吐仍十分清晰、透彻。
    话题，从那份改变亿万家庭的提案开始……
    “我不愿提些不痛不痒的提案”
    2007年3月，全国“两会”，这是时年71岁的叶廷芳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会的最后一年。
    按说，叶廷芳可以“功成身退”了，但他却不这么想：“我不愿提些不痛不痒的提案，我也没有什么可顾虑的。”
    那届全国“两会”上，他公开提交了“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的提案，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公开对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不同意见，但这个提案在叶廷芳脑海中却已酝酿许久。
    早在1992年，他去敦煌旅游时，路途中就和同伴谈到了对独生子女政策的不同看法。同行的人一听都笑了：“这您怎么还嫌我们国家人口少呀。”但叶廷芳不理会，陆续做了大量的查证与长期的调研，最终化为提案中的三点独到见解：
    其一，“生命的繁殖规律总是从少到多，如果人为地强行减少，就是反自然的。”让叶廷芳忧虑的是，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除了没有兄弟姐妹，之后会孤独到没有姑姑舅舅，社会伦理关系被破坏，人的情感系统变得单调，“就像一座房子，空空荡荡的，根本不坚固”。
    再者，当时全国人口每年虽然还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过几年就会下滑。“人口是红利，人口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就大了。因为人不仅仅养活自己，还有创造的力量。如果人口持续减少，情况就很不乐观。而且这种减少，不像水龙头说开就能开，说关就能关”。
    此外，叶廷芳还担心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在那份提案中，他写道：发达国家经过100年形成的“老龄化社会”，我们只用了20年。目前，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标准，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将达4亿。
    虽然调研细致、论据充分，这份提案在当时还是冲击了人们的认知。如何获得更多人的认同呢？叶廷芳下决心：“游说”。
    全国“两会”繁忙的会议期间，叶廷芳拿着提案，穿梭于一个个会场，去找更多的政协委员和他共同联名。但大多数人并不认同他的观点：“你这是挑战国策啊，我不能签这个字。”叶廷芳很有耐心：“先别下结论，仔细看看我写的是什么，是不是有道理。”就这样，一个委员一个委员做工作，他最终让28位政协委员同意联署了这份提案。
    仅靠一次提案就改变一项政策不大可能，叶廷芳心里很清楚。但他没想到的是，有关部门的回复竟如此神速。仅一个月后，国家人口计生委就派一位司长带队，专程接待了叶廷芳，听取他的意见。尽管收到了“放开二胎还没到时候”的答复，但临走时，一位官员拉了拉叶廷芳的衣角，轻声说：“我个人是赞同您的观点的”； 还有位官员说：“这是我们收到材料中最有价值的一份。”
    叶廷芳卸任之后，恳请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希望他把这个提案接过去，继续呼吁。2010年，王名和同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刘大钧联合提案《关于放开二胎、调整我国人口政策建议》，进一步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2013年，我国启动“单独二胎”政策；2016年1月1日，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叶廷芳9年前的提案成为了现实。
    “该说的话，必须要说”
    当越来越多的人赞叹他当年的“先见之明”时，叶廷芳只是说了一句：“该说的话，必须要说。”
    说“该说的话”，这不是叶廷芳的第一次。
    在全国政协委员的十年任上，他曾提过许多提案：重视建筑的艺术属性、保护乡村古建筑古村落、查处襄樊残存城墙被毁、紧抓小工程中的豆腐渣工程……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他也常常发文，针对当下社会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
    1998年，国家大剧院开始建设筹备。项目招标时，大剧院的设计风格也被定了基调，总结起来就是三个“一看”：“一看就是个剧院；一看就是中国的；一看就与周围的建筑风格相协调。”
    对于这三个“一看”，叶廷芳都不同意，觉得这些看法都太保守了。他先后三次在报纸上撰文一一反驳：悉尼歌剧院一看就不是个剧院，却大大提升了澳大利亚的文化形象；中国传统大屋顶的审美规范，早就在两千多年间的建筑中穷尽了，不可能再有超越；天安门周围已经形成了既定的建筑群，再与它协调势必臃肿，采用反差的审美原理倒是可取的。
    在叶廷芳心中，国家大剧院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也总结了三个“一看”：一看是美的，不愧是一座建筑艺术的杰作；一看是现代的，能与世界建筑新潮流衔接，也与我国的对外开放态势合拍；一看与天安门周围的群体建筑不争不挤，单门独户，相得益彰，相映生辉。
    叶廷芳相信自己反复表达的观点会对招标的评审产生影响。恰恰最终中标的方案，是来自法国设计师保罗·安德鲁颇具现代艺术气息的“巨蛋”，基本符合了叶廷芳对国家大剧院“反差审美效应”的期许。
    同样的，上世纪末，有关部门拟复建圆明园的消息传出，叶廷芳也在第一时间表明观点：“在遗址上重现昔日辉煌，不啻一场文化闹剧，因为它破坏了珍贵的、不可再生的文物，而这一文物正是历史的见证，是人类得以延续的生命记忆。”最终，圆明园复建计划终止了。
    “说该说的话”看似简单，其实需要莫大的勇气。当社会问题引起不同看法时，许多人选择了不发声、不参与，因为这往往意味着得罪人，意味着吃力不讨好。但叶廷芳并不这样想。他相信，知识分子既然有自己的看法，就应该大胆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未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肯定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也是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因此，虽然叶廷芳的专业是德语文学研究，但他的关心并不局限于专业领域，而是涉及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到文化软实力等多方面。如今，即便已不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即便已81岁高龄，他对社会的关心仍然停不下来。
    至今，有几个社会现象，让叶廷芳心心念念，采访中也一再提及，不吐不快：
    “大医院太拥挤：挂号须起大早，而且还得排长队，候诊也得等一两个小时”；“有些自行车道被不守规则的汽车 ‘霸占’，迫使骑车者上人行道骑行，非常危险”；“马路上的栅栏太多了。不靠法规和自觉，而靠冷漠的器械来维护秩序，这也是执法过于简单的表现”……
    失去一条“多余”的胳膊
    叶廷芳经常会自嘲：“这些话没人要我说，是我自己要说的；这些使命没人要我背，是我自己要背的。”
    如果了解了叶廷芳的经历，人们就不难理解，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何而来。
    1936年，叶廷芳生于浙江衢州一户普通的农家，母亲早逝，9岁时遭遇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
    在一次玩耍中，叶廷芳跌伤了左臂。放在今天并无大碍的伤势，却由于身边人无知而误治，手臂溃烂了9个月之久，最终只能截肢。
    在20世纪40年代的动荡年代，在愚昧落后的中国农村，一个家庭的生计比一个失去左臂的孩子的痛苦更重要。失去左臂后，父亲对叶廷芳只有责怪，甚至当着他的面说：“你怎么不干脆摔死了算了！”兄弟姐妹看在眼里，也把他当成可随意责骂的对象。在学校，叶廷芳也经常被同学议论甚至取笑。
    肉体和心灵的双重打击，给叶廷芳带来的自然是巨大的痛苦。一次，作文课要求写《我的一天》，叶廷芳写了一天中别人怎样议论自己。语文老师批道：“按一般衣貌看，人家的议论是正常的，人家并无恶意……如果你因此而猜忌别人，你将会失去很多朋友。”大受震动的叶廷芳开始反省自己。“我发现自己的心理已经发生偏斜，如果不注意自觉矫正，就有可能使自己的性格变得阴沉、孤僻甚至怪僻。”
    此后，叶廷芳就一直提防着自己的生理缺陷再给自己造成心理缺陷。他下决心，不要成为“社会废品”，正常人能做到的，他也要做到；正常人做不到的，他也要想办法做到。于是，他每天早起跑步锻炼，熟练地种菜、喂牛，还学会了游泳、滑水……
    1949年，小学毕业时，叶廷芳因为残疾被当时的官办中学拒绝，在家种地、喂牛，过了一年，他再次报考。如愿考上了，学费又成了拦路虎——当时学费以实物计算，为70斤大米，父亲却说根本拿不出这笔“学费”。
    叶廷芳又着急又沮丧，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大哭一场。然而，渴望上学的强烈欲望终于驱使他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一个下雪天，趁着父亲出门的机会，叶廷芳身着蓑衣、笠帽、草鞋，独自步行45里泥泞雪路，来到县城堂兄家，苦苦哀求，借到了大米，这才凑足了第一期学费。这借来的几十斤大米，最终把他送进了北京大学西语系。
    从北大毕业后，叶廷芳先是留校任教，不久便进入了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在他的同事眼中，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残疾人。上世纪60年代开展“四清”运动，叶廷芳只用一只手扶犁耕地，竟也成了学雷锋标兵。在社科院外文所，开会时常常由叶廷芳做会务，做得比健全人还细致。
    德语文学翻译家宁瑛是叶廷芳的师妹，但从没觉得叶廷芳和健全人有什么不同。后来听说叶老成了中国肢残人协会副主席，宁瑛竟有些惊讶，“老叶居然是残疾人？”对此，叶廷芳幽默地回答：“虽然人人都有两条胳膊，但我总觉得可能其中一条是多余的。”
    假如不是因为失去了一条“多余”的胳膊，叶廷芳觉得，自己很可能就是衢州老家的一个普通农民；假如不是因为经历了不同于常人的生命体验，他也不会有如此坚毅的精神品格，也不会有如此强烈地想为民众尽点力、做些事，让社会更多一些正义、美好与温暖的使命感。
    “我的人生可以总结为‘置之死地而后生’。若无法置身洪流外，要在激流中生存并前行。有一分光发一分光，有一分热发一分热。”
    对话
    知识分子应有使命感
    解放周末：您是作家、翻译家，却首次提出了“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提案。这样的提案不是更应该由人口学家或经济学家提出吗？
    叶廷芳：我恰恰觉得更应该由搞文化的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人口学家、经济学家，都从人口、经济等专业的角度看问题，而我们更习惯于从人文角度看问题，可以更加了解整个社会的生态，也更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就像当时我看到，子女在父母身边孤零零地长大和有兄弟姐妹一起长大是不同的，这样会导致情感系统单调化、养成唯我独尊的人格，是不可取的。长此以往，会影响整个民族的精神生态。
    不仅仅是文化人，只要有一定知识基础和知识背景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发表意见。中国现在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知识分子应该发挥所长，介入社会实际、发表中肯意见。当然，这种“介入”不要太过刻意。
    解放周末：从知识分子来说，现在不少人的关注点还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而较少关心国家政策、民族命运，您怎么看？
    叶廷芳：确实，有些人说自己那点事还没弄好呢，怎么敢对大问题指手画脚。我不以为然，知识分子应有一种时代的使命感，有一种启蒙的情怀。
    按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标准，要想拥有知识分子这一头衔，“必须把他们在特定文化领域里的特殊专长和权威，用于这一领域之外”。以爱因斯坦为例，如果他利用其权威地位，对国际政治发表评论，那么他就是一个标准的知识分子；如果仅仅只是发明原子弹和创立相对论，那么他就仅仅只是一个科学家。
    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批判性、前瞻性；他们具有深刻的社会意识，极具社会责任感；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敢说话、说真话。知识分子并不是“啦啦队”，一旦看到路走歪了、走斜了，要提出中肯的意见、提供科学的依据，供决策者来参考。
    国外很多知识分子有个特点，就是视野普遍都很广，像戏剧研究者马丁·艾斯林，生在匈牙利，长在奥地利、维也纳，工作在英国，自认为是一个“欧洲公民”，经历丰富，视野广阔，对于社会了解很多，也有很深刻的见解、敏锐的判断。
    还有一点，他们的知识基础都很深厚，了解的东西也都比较广泛，比如学文学的人，也都懂哲学、艺术等。还有，他们的治学态度也比较严谨，引经据典很少出差错，剽窃类的丑闻，更是罕有。
    解放周末：您也是一位爱好广泛的知识分子。您曾说广泛的爱好使您视野广阔，给您的一生带来了丰富的滋养。
    叶廷芳：我平生有三大爱好：音乐、戏剧和建筑。我爱听交响乐，包括钢琴、小提琴协奏曲，可惜我不可能演奏任何乐器。不过我有一副较好的天然嗓子，并在音乐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练过三年的声乐。这些爱好都是文化修养的培养。现在的人们特别容易动怒，因为一点小事就会骂起来、打起来，我觉得这都是文化修养不够的表现。一个热爱艺术、热爱文学的人，一般不会这么极端。
    就拿爱国这件事来说，有文化修养的人和没有修养的人，爱国的方式肯定不一样。很多人在表达爱国主义热情时容易愤怒，甚至行为过激，这时，我总想建议他们多看书、多听音乐、多了解艺术。
    我自己几十年来是按照这三种动物的特征来塑造自己的精神人格的：虎的勇气、鹰的视野、牛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