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精英立场还是平民立场想问题？这是石一枫一直思考的。他出生在北京，从未把自己当成所谓的精英，而说自己依然是个移民。这种坦陈的态度更多地让他以接地气的方式观察着周围熟悉的常人。他始终希望，他可以站在一个普通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把小说写得更走心一点，智力含量更高一点。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我妹》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等。曾获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提名奖等奖项。
    □本期对谈嘉宾 石一枫
    青年报特约对谈人 陈烁
    1 我很反感精英立场，不喜欢不把自己当人民群众、不把自己当凡人的态度，但觉得用一个所谓的平民立场，我们能考虑的东西又的确太少了。
    陈烁：请介绍一下你的家庭背景吧？
    石一枫：我出生在北京，但肯定不算老北京人，家里是部队的，属于大院子弟吧，具体说是空军子弟，小时候看院儿里大人，都是蓝裤子，而别的院儿就是绿裤子。父母都算文化工作者，父亲在政治部文工团，母亲在过去我上的中学当老师，看着我方便。
    陈烁：所以你父母不是在北京出生的？
    石一枫：父母都在北京出生，但爷爷那辈人不是，北京人的祖祖辈辈都在这儿，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是移民。
    陈烁：你在我们南方人眼里就算北京本地人了。起码比我们这些北漂更把北京当家了。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写小说的？你是怎么发现、被谁发现 “特别能写故事”呢？你的第一批读者是谁？
    石一枫：特别小就喜欢，家里的书大部分都是文学类，看多了觉得也能试着写写。1996年写了个短篇小说，人家给推荐到《北京文学》，就发表了。第一批读者可能就是杂志读者吧，跟现在差不多。
    陈烁：具体点说吧，“特别小”是多小？“人家”是谁？
    石一枫：尝试着写是在高中的时候，看了好多老作家的东西有样学样。听说身边住一作家，腆着脸拿给人家看，没想到人家说还行。不过后来被家里逼着考大学去了，没当成少年作家。
    陈烁：这篇我应该没看过，是讲什么的？
    石一枫：写小孩儿没考上中学家里给走后门的事，那时候就爱关心社会问题。
    陈烁：是多少字的小说呢？写的时候顺利吗？是突然萌发一个想法，还是构思好几天才下笔？写了多久？
    石一枫：那时候有些职业作家才刚用电脑，我就是用笔写的。短篇小说也就突然有个想法就能写了，不太苦思冥想。当然写的过程中肯定还很费劲，一万字左右吧，对学生算浩大工程了。写了可能半个月时间吧，每天千八百字的。
    陈烁：这头一次的写作经历，包括后来的投稿、被选中，有没有给你以后的小说创作，奠定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有没有养成什么下意识的写作习惯，包括用笔写、写当代生活这样？这样的写作习惯会不会限制写作者的遣词造句想象？
    石一枫：就是觉得这事儿我也能干，其他的收获其实不多，毕竟就是个孩子，那时候对文学的想法都没定型，更多的是本能。现在用电脑写也不用带提示功能的，带提示肯定影响写作。我觉得电脑比手写方便，我的习惯是从语音出发，把嘴里说的话记录下来，尽量接近口语，所以用拼音录入反而适应。
    陈烁：你的某个小说开始动笔之前，都是怎么酝酿的？我们就以2016年的《营救麦克黄》为例吧，故事的种子是来自哪里？
    石一枫：基本上是一个事觉得有意思，觉得能让人想到很多东西而不是故事本身，这个故事就是值得写的。至于具体什么题材就不太考虑了，因为真能写和感兴趣的也就是城市题材和当下题材，别的题材也写不了。《营救麦克黄》这个故事来自高速上救狗这件事，后来就想，要是救狗的过程中出了点儿别的事，跟人有关的事怎么办，一个简单的故事就变得复杂了，也对社会有说明性了。可读可感可想，符合这几个标准就觉得是个好故事。
    陈烁：种子种下之后，你酝酿的时间长吗？要不要再做一些谋篇布局打提纲草稿的工作？
    石一枫：边写边想，过去一直是这样，但越后来越重视事先构思。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是过于自信吧，养成一个坏习惯。就是，觉得你有一个比较好的动机，比较好的创意，就能把这个故事完成得比较好。现在越来越觉得光靠这个不行，有很多东西写到一半，就写不下去了。这其实说明刚开始的设计还是不够好，所以，越到后面越重视提前的设计和构思。
    陈烁：我看你的小说，画面感很强，故事也很好看。你构思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作品另一端的读者吗？有些作家首先是写给自己的，然后才考虑读者，但有些不是，你是属于哪种？
    石一枫：我还是属于会考虑读者的那种作家吧。写的时候就已经预设自己在读，自己作为读者究竟喜欢不喜欢这个故事，或者说喜不喜欢这个故事的这一部分内容。这种判断对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当然，说实在的，也明白，服务读者，也只能服务一部分读者。有的人真的是不关心不了解你所想的东西，那也就无所谓了。
    陈烁：你会不会给自己预设一个精英或平民的立场？类似现在的有些创作者，经常说的“我的作品是给谁谁谁看”之类？
    石一枫：这倒是这两年自己也在想、有时候也挺困惑的一个问题。我是很反感精英立场的，那种特不把自己当人民群众、特不把自己当凡人的姿态，我肯定是不喜欢。但有的时候，又觉得我们用一个所谓的平民立场，能够考虑的东西又的确是太少了。所以，到底是精英立场还是平民立场，这种问题一直是写作里边比较困惑的。现在我能够做到的是，尽量避免贴着标签的那种伪精英立场。从一个普通人的立场上把这个事做得走心一点、智力含量高一点，这应该才是自己比较满意的。但归根结底，还是比较困惑，因为作家天生不太适合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精英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作家。如果是那样定义自己，很做作，而且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道德上的合法性的。但你又不是一个那种愿意完全市场化的写作，所以我觉得是很多中国作家的困惑，也是我自己比较矛盾的。
    陈烁：现实主义创作强调生活、观察生活，你平常是怎么观察生活的？小说中我看到一些很棒的细节描写，比如县城和农村之类的，你是真的去体验过，还是靠想象和间接见闻来完成虚构的？
    石一枫：都有吧。既有平常生活的见闻，也有想象，或者说对某种人物形象的想象，甚至也有从书本到书本。应该说还是一种比较传统的观察生活然后提炼生活的方法。本身生活的状态就是比较日常的状态吧。比如，在城里老单位上班，平常吃饭和出去玩也都是在北京到处跑，然后出差就到外面去看看。生活的状态还是一个比较常人的状态，琢磨琢磨，写出来就是一个常人的小说。
    陈烁：比如《地球之眼》里写到一个主人公，他通过观察中关村的灯塔位置来推理灯泡采购有猫腻，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素材的？
    石一枫：因为我原来坐在那个教学楼门口，在晚上的时候看到太平洋电脑城上边那个灯在那儿闪，很好奇，就在那儿想，什么样的楼应该有航标灯啊，航标灯的标准是什么呀？然后，这种细节就想象出来了。用比较传统的话说，还是来源于观察生活吧。
    陈烁：好像不同作家有不同的构思习惯。你构思小说的时候，是先想故事开头，还是先想关键情节，还是结尾高潮呢？
    石一枫：应该先想的是关键情节，关键情节比较重要。就比如说，构思《营救麦克黄》的时候，关键情节是救狗的时候撞了个人。构思《地球之眼》的时候，关键情节是一个人受雇于一个美国资本家，可以在中国监控美国。最容易琢磨的其实是开头，因为刚开始写的时候都新鲜，都兴奋，精力和气也最足。结尾和高潮的设置往往是最费劲的，那个要求比较高。
    2 生活里真正活着的语言是口语。网络用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小范围的书面语，我觉得本质上不如口语生动。
    陈烁：《世间已无陈金芳》和《地球之眼》，好像都有一个角色“我”，他跟现实中的你有关系吗？
    石一枫：我觉得这个是我小说比较关键的地方，起码在前一段时间写的小说里边，全都有这个“我”，可能是我比较独特也比较擅长的一种写法吧。因为，毕竟还是年轻作家，对很多事情的观察，或者说对很多事情的把握，自己自信没有那么强，必须得需要一个“我”作为中介，通过这个中介的眼睛去观察和自己特别不一样的人，有的时候这个“我”起到的是一个桥梁的作用。
    同时，这个“我”的复杂性要大于所写对象的复杂性。比如在《世间已无陈金芳》里的赵小提，他就比陈金芳这个人物更复杂。其实，陈金芳这个人物她只是有力，她的命运也有力有震撼性，但人物内心的矛盾性，还是赵小提这个人更复杂。“我”的视角其实决定了小说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一个复杂的、丰富的又比较有时代气息的这么一个叙述人的角度，可能写小说的时候能解决很多问题吧。
    有很多作家其实也用过这种“我”，比如说，毛姆大量地用“我”。但实际上他往往限制了视角，甚至是某种世界观和某种态度。当你熟练地使用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这个视角，实际上在写作的时候会遮蔽很多态度和想法。应该说，“我”的这个运用是有利有弊的。可能以后写作能力更强一点，就会重新去写第三人称的东西了。那时候如果能同样写得好，就说明写作能力上还是比过去强了。《营救麦克黄》已经开始做这种尝试了。
    陈烁：在你的《小李还乡》和《合奏》这些短篇小说里就基本上没有“我”了。
    石一枫：对，因为短篇小说基本都是在《世间已无陈金芳》和《地球之眼》之前写的。应该说那个时候的写作还是有点过于自信了。后来看起来，确实是有第一人称作为中介的效果好。
    陈烁：那可不可以这么总结，你的写作前准备还是比较随性的，不会特意为了某个故事去做大量的准备，比如有些作家为了写个医疗小说长期在医院蹲点，跟医护人员打成一片之类。你会不会觉得这类“表现某个社会人群”的写作目的性太强了？
    石一枫：我还真是这么觉得的，我觉得这种体验生活式的方法，本身目的性太强了；第二是你的目的实际实现不了。比如说，你想写一个厂矿生活的，就算你蹲一个月、两个月、半年，能把它写好吗？我觉得是很难的，往往还是一些浮皮潦草的、表面文章式的体验生活的工作。而且，写得真正有感觉的事儿，还是从自己真熟悉而不是逼着自己去熟悉的那种生活里来的。
    至于自己不了解的领域，应该有另外一些作家去写。比如说，我写不了工厂生活，客观地说，没有什么遗憾的。有工厂出来的作家，人家已经写得挺好了。我觉得没有必要非得为了某个题材，再去琢磨它了。现在社会越来越专业化了，分科越来越细了。哪怕你是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出发去写，写到某个领域，该查资料可能还是得查。
    总的来说，我还是比较相信那种源自生活的写法，而不是体验生活的写法。当然客观地说，这种写法也有它的局限性的，你所写的东西实际上是比较窄的。比如我写的东西，它的人物、场景，往往更多局限在城市，局限在知识分子，或者说局限在市民生活这个层面，很自然地就滑过去了。
    但是，自己也明白，能够写的范围不是非常广。以后可能还是得摸索出一种更好的办法，既不是那种体验生活式的浮皮潦草地做功课，也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视野逐渐放宽，这可能是个矛盾。这个矛盾如果能够解决了的话，可能就算是比较好的作家了。
    陈烁：你会不会接受命题作文，比如说某个机构找你，说我们这有个典型人物，真的特值得写，这样的邀请你会接受还是排斥？
    石一枫：不至于到排斥的地步吧。没有必要把它排除出去还要斥责别人。但应该说一般情况下是不接受的。这种命题作文似的写小说，好像难度是太大了。当然，比如说，有人让去参加笔会，或者说是哪里有个旅游，我也经常给人写点应景的散文，那是两码事。但是小说写作，比这个难度大，大得多。
    陈烁：你也写了十年小说了，有没有养成特别不自觉的遣词造句习惯？或者说，你更钟爱用哪些词，哪些句式？
    石一枫：肯定有那些特习惯的词（哈哈）。有一个编辑说，你怎么那么喜欢用“固然”这个词？有一些习惯性的东西吧。或者说，特别是有的时候，我比较喜欢把现代文学、古代文学里边那些经典名句化用一下。
    陈烁：那你对网络用语怎么看？我发现你的小说很少有。除了《我妹》，似乎有点儿跟“你妹”对着来的意思。
    石一枫：不太喜欢用网络用语。因为我觉得，我们既有的口语已经足够丰富了。如果说是这个网络用语已经真正进入日常生活的话，那就没问题，我就把它当做口语来用。但绝对不会为了追求某种效果专门用网络语言。说实在的，我对那种专门用网络用语尤其是岁数特别大的人还非要用网络用语的那种说话方式比较讨厌。
    陈烁：他们可能是为了与时俱进，害怕被时代抛弃吧。
    石一枫：可能是这样吧。确实觉得，我们生活里其实真正活着的语言就是口语。网络用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小范围的书面语，书面语我觉得本质上不如口语生动。
    陈烁：你真该去写写粉丝圈的事儿了，醉了、晕死、狗带、你妹，等等，这些遣词造句其实变成了某种人群的认同标准，就像外企白领流行中英文夹带一样。
    石一枫：有机会可能还会写吧。写他们说话的时候肯定会用这种语言。但是，叙述语言我觉得还是尽量不能这样写吧。
    陈烁：你刚才提到“小说难写”，是类比散文吗？如果从对文学的爱好来说，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自己选择了小说来完成个人表达，而不是诗歌、散文、剧本等其他体裁？
    石一枫：还是因为过去看小说比较多吧，觉得叙事性的比抒情性的有意思。小说难写是对于专门写小说的人而言，散文偶尔写个算应景，要求也不高，就不觉得难了，散文家没准觉得散文比小说难写。
    陈烁：一般你对创作中的小说会修改到什么程度？有没有放弃不写的故事？没写完的情况是发现自己不喜欢这故事了，还是说灵感断了卡住了，哪种情况居多？
    石一枫：修改到自己觉得过得去就行，基本上是边写边改边找感觉，真写完了也就再看一遍。还是自己判断，写完之前不太好意思给别人看，觉得最熟悉作品的还是自己。没写完的肯定有，有的就扔了，有的过一段时间又捡起来。没写完的，刚开始都觉得是灵感卡住了，过段时间还写不下去，可能就是这个故事意义不大了。
    陈烁：如果让你对自己目前的工作生活时间做一个大概的预估安排的话，你觉得，一年365天，你大概会有多少时间在上班？多少时间在写作？多少时间在交际应酬？
    石一枫：写作没准天天都有，其他都不确定。不过还是会保持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憋在书斋里也很难写好东西的。
    陈烁：说一下你目前手上的写作计划？未来还是会以中篇为主吗？还是也会有长篇计划？
    石一枫：正在写个长篇，后面会再写点中篇。
    陈烁：你的小说集入选了新浪年度十大好书，前段时间也看到你参加了个郁达夫小说奖之类的活动。你对获奖有什么感受？或者说，你认为各类奖项设立的意义何在？得与不得，对自己的影响主要在哪儿？会给你带来事业上的成就感吗？
    3 现实主义作家，最大的不可能就是脱离现实和打着艺术的旗号脱离常理，接地气还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写作是个职业，生活才是重要的。
    石一枫：成就感肯定有，说虚荣心也对，毕竟是一俗人么，评奖应该说还是提供一种市场之外的行业标准吧，只要标准不乱还是有意义的。当然写作本身的成就感比评奖大得多，有时候还真是觉得自己满意是个重要的标准。
    陈烁：市场，你指的是“大数据”么？比如一个作家有多少个粉丝，一个网文有多少个点击量？
    石一枫：应该是，还有销量，文化界有点儿过分相信市场了，要是全以市场为标准，那也别评了，全改销量榜算了，说实在的那个作假的余地更大。
    陈烁：到目前为止给我感觉你的创作环境还是相对单纯的，也没太多杂念或干扰。
    石一枫：尽量单纯点吧，主要是没敢指望靠写东西变成资本家，自己对小说也就没有多少非分的要求了。
    陈烁：我觉得这些年，各种金钱物质诱惑给各行各业带来的冲击，作家圈子也不能幸免。
    石一枫：看小说的也不傻，糊弄谁糊弄得了多久啊。当然我指的是成人小说，青春文学什么的就不好说了。
    陈烁：平常你都跟哪些作家交流比较多？是不是圈子文化还是存在的？不在一个圈子无交集？你跟一些网络写手应该就没什么来往吧？
    石一枫：跟差不多年纪的作家，主要是纯文学作家交流比较多，圈子还是有，不过跟网络作家也有交流，都是开会或者什么活动的时候，聊完了才听说人家是大神。
    陈烁：好奇你们都聊啥了？
    石一枫：出去玩的话就是闲侃，人都挺有意思的。
    陈烁：会去看网上天天更新的小说吗？好奇他们是怎么写的？
    石一枫：网上的小说是真没看过，主要是太长了，看不完，也觉得写那么快保证不了质量。也许天才能，但不可能冒出来那么多天才。
    陈烁：作家们开会、互相之间介绍自己的时候，会不会顺便就把各自的标签给亮出来了，比如介绍你，“这位是新生代京派代表作家某某某”？你对这种标签有什么看法？
    石一枫：肯定都不这么自我介绍。有时候会议主办方这么说，自己都不好意思，标签也就是有的场合方便，看过作品的用不着。还有时候头上的标签扣大了，人就成笑话了。
    陈烁：这种东西主要是别人给的，你也控制不了对方怎么评价你。
    石一枫：自己别太当真吧。
    陈烁：但会不会因为别人这么给标签，自己也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流派，或者圈子？
    石一枫：肯定有一些作家趣味和写法相近，在一起交流也多，慢慢就被人看成一个圈子了。文学现在冷淡，成功往往也就是圈内的成功，搁大街上都是群众，有时候看开点儿心态也就健康了。
    陈烁：假如说，现在你被喜欢你小说的粉丝绑架到一间黑屋子里，日更5000字给他写好看的小说，你觉得你可以做到吗？你会不会后悔当初没有多看一点网络小说借鉴一下经验？
    石一枫：我对自己的操守从来没有高估，绑架和给够了钱都能让我就范，问题是那样保证不了质量。
    陈烁：对自己的小说改编影视有什么想法？
    石一枫：肯定希望改编得能保持原作的精神气质，至于表现形式我觉得做影视的比我专业，比较担心变成雷剧吧。
    陈烁：会不会像一些作家一样，要求自己参与编剧？或者指定谁来导谁来演哪个公司来做？假如你已经特别红了会这么做吗？
    石一枫：参与编剧也就是出出主意，我觉得影视是专业的事，主要还是由专业的人干。指定肯定不至于，我觉得自己的判断不一定准，土豪往往这方面特别有自信，写东西的往往没有。
    陈烁：如果影视作品上映后你不满意，或者觉得不好看，会去微博发文吐槽吗？
    石一枫：吐槽估计也不会，也没谁会故意玩儿砸了吧。
    陈烁：题材方面，你未来会尝试古装玄幻历史之类的吗？还是决定就扎根现实主义土壤了？
    石一枫：也不是没可能吧，不过肯定还是反思现实的路子。
    陈烁：对于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你觉得最大的不可能是什么？
    石一枫：最大的不可能就是脱离现实的画鬼，或者打着艺术的旗号脱离常理。总之接地气还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陈烁：接地气这词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样才算真正接得好的地气？
    石一枫：我理解就是让人觉得是生活里有的，或者生活里可能发生的东西，他的意义指向也是现实中人的现实生活吧，而不是凭空臆想的结果。
    陈烁：生活除了写作之外的部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石一枫：写作是个职业，生活才是重要的。
    陈烁：你对钱什么态度？
    石一枫：肯定需要钱，能不为钱操心就太好了。
    陈烁：如果打仗你会主动要求上前线吗？
    石一枫：看跟谁打吧，不过干我这行的都胆小，上去也没什么用。
    陈烁：好吧，这个跟谁打就留作悬念吧。先不揭了。
    石一枫：啊？这还真是个问题啊。
    （陈烁，评论家、影视制片人。）
    青年作家系列访谈由鲁迅文学院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