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暨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王德威。 （受访者供图）
    “香港处在历史的交汇点上，其政治、商业、经贸有各种各样特殊的位置，文化当然也是这样。可是很多人缺乏对香港的一种文化自觉和自信，我觉得很奇怪，这还牵涉到一种文化自觉的问题。”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暨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王德威日前接受本报记者电话专访时表示，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承认香港有丰富的历史，也延伸了包括作家、历史学者对岭南文化的重视。
    香港有一批资深学者值得尊敬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的全部出版完成是今年华文学界一件大事。由陈国球教授及其团队无私做的这项工作，为以后的香港文学史书写开路，还让人看到他们这批香港本地学者具有一种强烈的文化抱负。
    王德威：香港有一批资深学者值得尊敬，他们有勇气，有知识。而主编“香港文学大系”需要有更多的信心和勇气来做这件事。因为陈国球先生主编的这套《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也是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完成，这不能否定前辈的贡献。但我认为陈教授重要的是，在此时此刻他愿意以一人的力量来承担大系的总编纂，就像你说的，他有强烈的怀抱，对香港乃至香港文学负责任，回应香港目前和内地的文学关系等。他这样的一种决心、自信、勇气，这可能是前辈学者所没有的。所以我给予他最高的敬意。
    再者，讲到过去没有好的香港文学史，这跟香港政府有关系，香港政府花了大笔的钱支援学术活动，但给人整个感觉是，政府从来没有一种真正的心意在历史方面有发展长远的抱负，我觉得很是可惜。香港是一个富有的、活泼的、有创意的地方，可是在人文方面香港政府是可以出更多力气的。它做了很多大型的、快速的、有效应的文康活动。像陈教授的主编工作应该由政府出面来主导，而且应该早做了。至少有人终于做了，还是值得高兴。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可不可以说，抗拒历史遗忘是《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最重要的出版意义？
    王德威：当然是，陈国球教授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文学的东西可长可久，而且“文学”不是如我在20世纪或21世纪所看到的学校文科里的文学。陈教授具有古典文学的背景，对传统文化、伦理有承担，自然对文学的看法有更深的怀抱。文学史不是说保存了几首散文诗歌小说，发掘了哪几个文坛佳话而已，而是要承继大的“文”的传统伦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就代表了香港文化一种特殊的运作和呈现，是一种很深的抱负。短期的出版效果也许不明显，香港的政府机构可能不理解，或者他们认为文学没什么用，只是人文活动之一而已。但像陈教授这样的学者会说，“文学”是超乎一切人文活动之上的总和， 真正可长久。可惜在这个意义上，陈教授个人单打独斗，除了志同道合的师友学生，没有得到外界太多的支持。但能如此坚持完成文学大系，相当不容易。
    她是最有资格写香港文学史的人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假如放在更长远的历史脉络中来看，这套文学大系的完成不只让香港人，还让更多人看到香港有可以安身立命的东西，有根深蒂固的东西。
    王德威：我们都希望是这样。这是一种文人的理想。陈教授在编纂的过程中是孤独的。他也提到他并不十分看好出版结果会对香港社会普通民众产生什么效应。但作为香港学者，他有他的立场和抱负。他做的工作，必定留下了痕迹。将来的事情，就留待历史的评价。即使大系没有什么刻意历史的判断，也是历史的见证。也许就藏在图书馆——藏诸名山，千百年以后读者会发现，原来曾经的香港可以留下这么精彩的史料。也许香港人有一天终于突然理解：原来香港文学有这么多的成就，从而作出对香港不同的期许和新的创造。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在陈国球教授及其团队之前，小思老师这批老学者也默默地为香港文学文化做了很多“造砖头”的工作。
    王德威：她是最有资格写香港文学史的人，但她没有做，因为她的谦虚，她的背景，她的年纪等各种原因。她作为一位典藏者，我想是香港首屈一指的。我们必须给予她最高评价。没有小思老师这样的先行者，陈国球教授他们也做不出目前的成果。但问题是，除了典藏之外，特别重要的是，后来者自己应该问自己能做什么。除了藏书、分类整理、个别的问题研究之外，总是要有一个人，有那么一种勇气来做开创性的工作。这件工作不见得做得多完美，但其格局显示了香港可以独当一面的自信。香港很奇怪，就是很多学者其实都很努力在做史料整理收集，但恰恰跟内地的文学传统相反，内地是太多人想编大系，太多反而变成有点重复累贅，甚至滥竽充数。这是另一种极端。香港有资源，有聪明才智，可是社会氛围、文化环境也许并不鼓励学者从事这种可长可久的计划。所以，陈国球教授这样做，我们都大开眼界。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虽然做起来真的非常琐碎辛苦，而且经费极缺乏，但陈国球教授称以后还可能继续编纂大系的第二辑、第三辑。仅凭这一点，已经足以让我们向他和他的团队深深致敬。
    王德威：非常令人感动。他弥补了现在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缺憾，因为以前香港文学史都是这一段那一段的零碎印象，现在随着材料的出来，那么就让材料说话。而且材料是编纂过的材料，故这些材料当然含有一些论述，不只是材料编校而已。所以，这一点是陈教授超过了前辈学者的地方。用一句谦虚的话来讲，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所以他能看得更远，想得更多更丰富。所以，在承认前辈伟大贡献的同时，我认为陈国球教授做得更多。他有这样的勇气来铺陈历史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