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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俄中两大文化相互理解 刘亚丁：您认为在苏联时代，汉学家们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卢基扬诺夫：苏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以В.阿列克谢耶夫的学术工作为起点的。他提炼了翻译中国文学和哲学文献的方法论，编制了培养汉学家的教学准则，为俄罗斯汉学奠定了完整的学术基础。他的学生休茨基完成了《易经》的完整的诗歌体译本，这是国际汉学界的重大事件。费德林翻译了屈原的诗歌；彼得罗夫写了一系列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文章，著有研究道家哲学家王弼的专著。1966年，苏联科学院远东所的创立，成为苏联汉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远东所后来成了最重要的中国研究中心之一。 季塔连科和布罗夫编辑了《中国古代哲学》两卷本文选，接着又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汉代哲学》，同样包含了译文。在这个时期，别列洛莫夫、波兹德涅耶娃、波麦兰采娃、季塔连科等还出版了研究法家、道家和墨家的著作。还有很多汉学家作出了贡献，他们的名字我例举不完。 苏联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这种研究激活了对俄罗斯文化的研究，激活了两大文化的相互理解；其次，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导致对文化的精神原型的寻找，这促进了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的形态学研究原则的提炼；再次，这种研究修正了关于文化的人文定义，并表明：文化作品的基础是处于精神本质中的人；最后，这种研究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全人类性和独特性，证明中国文化具有居于人类全球一体化的中心之权利。 刘亚丁：从20世纪80年代到新千年，在苏联和俄罗斯的汉学界，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更浓厚的兴趣，出版了很多研究先秦诸子的著作和论文，孔子《论语》、老子《道德经》等著作有多个俄文译本。为什么恰恰在20世纪80年代至新千年这个时期，俄苏汉学界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了如此浓厚的兴趣？ 卢基扬诺夫：第一，在20世纪最后25年，俄罗斯新一代的汉学家成长起来了，各专业的都有——其实还有很多人到中国去学习。我想指出，根据季塔连科的倡议，在莫斯科大学建立了第一个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哲学学派，布罗夫和费奥科季斯托夫给予他帮助。现在这个学派已经有了五代学者，其中有卢基扬诺夫、科布杰夫、扬古托夫、罗曼诺夫、阿勃拉缅科、勃兰日金娜、伊奥诺夫等，他们活跃于先秦哲学研究领域。同时，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加里宁格勒的中学和大学里，学中文的人在增加，中国文化日益渗入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包括中医、太极拳、中餐、中国音乐和舞蹈、风水、算卦等。俄罗斯汉学界以自己的成果回应了这样的兴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