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5年对于鲁迅来说是极不平静的一年。正像他自己所说的，这一年既是其生活开始“六面碰壁”[1] ，卷入一连串的事件（如北京女师事件、三•一八事件等），充满着紧张、动荡气氛的时期；也是他创作热情高涨、著述极为丰富的阶段，不仅“这一年所写的‘杂感’”，就“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2] 而且他还在同时完成了《野草》中的大部分散文诗[3] ，以及大量书简。种种迹象都表明，1925年是鲁迅生命历程和创作生涯中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
    或许正是因为1925年在鲁迅生命中的重要地位，很多研究者都把这一年作为划分鲁迅思想演变的转捩点。早在1933年，瞿秋白就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指出，鲁迅在1925年对陈西滢、章士钊等人的攻击，“就已经准备着”他在“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开始完成的“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的转变 [4]。而李泽厚也做出了与瞿秋白相似的判断：
    正如早年可以1906年春弃医弄文为界标分为两小段一样，鲁迅前期也可以1925年春参与女师大事件为界标分为两小段。……后一小段……标志鲁迅所进行的战斗进入了一个与反动统治阶级直接肉搏的新阶段。……对鲁迅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对鲁迅日益与也曾进行过“文明批评”“社会批评”的“五•四”同辈和青年根本区别开来，是起了不可低估的关键作用的。 [5]
    不过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研究虽然准确的指出了鲁迅在1925年开始的变化，但从“进入了与反动统治阶级直接肉搏的新阶段”这样表述来看，研究者更多的是在题材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变化的。也就是说，上述研究的潜在逻辑是：鲁迅的杂文开始涉及到此前未曾处理过的一系列与现实政治紧密关联的题材，表明鲁迅的思想在1925年发生了某种变化。题材的改变及其进步性使得这些研究者认为鲁迅的思想在此时出现了变化。然而由此引发的问题就是，如果说鲁迅的思想真的在1925年开始改变，那么这种变化究竟是在什么样的逻辑上发生的？鲁迅杂文的意义是否仅仅建立在题材的进步性上？鲁迅杂文是否在文学本体的意义上也具有自足的地位？这一系列问题显然是上述研究没能有效回答的。
    正是基于这一问题意识，笔者试图用“以鲁解鲁”的方式，为1925年的鲁迅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形象。首先，本文将对《野草》中的部分篇章进行解读，分析鲁迅从某种类似于“纯文学”式的写作状态中，逐渐过渡到杂文写作的内在线索。其次，本文将具体分析《华盖集》以及部分相关文本，探讨鲁迅这一时期杂文的形式特点及其内在意蕴。最后，笔者将通过对《两地书》中的部分段落的分析，探讨1925年鲁迅所蕴涵的精神特质，并由此思考鲁迅杂文的当代意义。
    二
    鲁迅的《野草》通常被研究者当作某种“思想性著作”和“完整的人生哲学体系”[6] 来理解。虽然这一判断本身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它暗示着我们，如果要解读鲁迅的思想内涵，《野草》往往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文本。而鉴于《野草》中的大部分诗篇都写于1925年，因此我们显然需要将这部散文诗集作为本文讨论的切入点。
    《野草》的读者大概都会注意到这一现象：这部散文诗集中的文字往往会表现出一种在二元对立结构中游移、彷徨的姿态。试看下面几段引文：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7]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8]
    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9]
    类似的例子在《野草》中还有很多，这类文字往往在黑暗与光明、青春与迟暮、怨恨与宽恕、真相与说谎以及忘却与记忆等一系列二元关系中展开叙述，而作为叙述者的“我”则在这些二元关系面前表现出某种游移、难以抉择的情绪。正像《影的告别》中的“影”所说的，“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在“天堂”与“地狱”这两极之间，“影”拒绝做出选择，似乎二者都难以让它感到满意，因而喊出“我独自远行……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10] 也正是在这一刻，“影”决绝的与世界切断一切联系，固执的沉浸在自我之中，为读者塑造出一个绝望、孤傲、彷徨、不安、无助的，类似于存在主义者式的形象。而这一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往往被人们理解为鲁迅的形象，有研究者正是据此指出“《野草》诞生了一种类似于‘被抛入世界’（海德格尔）、被投入毫无意义或荒诞的存在之中的感觉（基尔凯廓尔、卡夫卡、萨特、加缪）的东西”[11] 。
    然而这样的鲁迅形象却难免让人生疑，因为存在主义毕竟是一种强调自我与世界、现实生活相互疏离的哲学思想，当我们用这样的哲学思想来理解鲁迅时，这位作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个与世界、现实相疏离的孤独者。而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当鲁迅通过他的杂文写作，对现实生活迅速做出反应，与那些“正人君子”、“大学教授”们进行“堑壕战”时，他的《野草》为何在同一时期表现出与世界、现实的决裂和疏远呢？在笔者看来，虽然《野草》中的诗篇多依照二元对立模式展开，但其中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二元对立模式。因此虽然《影的告别》等篇章表现出与鲁迅杂文截然相反的旨趣。但在《野草》的另一些诗篇中则潜藏着一条隐秘的通道，它勾连着《野草》与鲁迅的杂文，并使鲁迅发生在1925年的思想变化可以为我们理解。而这条通道就“潜伏”在下面两段引文之中：
    现在我所见的故事清楚起来了，美丽，幽雅，有趣，而且分明。青天上面，有无数美的人和美的事，我一一看见，一一知道。
    我就要凝视他们……。
    我正要凝视他们时，骤然一惊，睁开眼，云锦也已皱蹙，凌乱，仿佛有谁掷一块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将整篇影子撕成片片了。我无意识地赶忙捏住几乎坠地的《初学记》，眼前还剩着几点霓虹色的碎影。
    我真爱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还在，我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我抛了书，欠身伸手去取笔，——何尝有一丝碎影，只见昏暗的灯光，我不在小船里了。 [12]
    漂渺的名园中，奇花盛开着，红颜的静女正在超然无事地逍遥，鹤唳一声，白云郁然而起……。这自然使人神往，然而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
    我忽然记起一件事：两年年前，我在北京大学的教员预备室里…… [13]
    这两段文字分别来自《好的故事》和《一觉》。与《影的告别》、《墓碣文》以及《过客》等篇章相比，这两篇作品并没有被研究者予以足够的重视。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些文字虽然在表面上仍按照《影的告别》中的二元对立模式展开叙述，但却与之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在《影的告别》等篇章中，作品往往给读者一种梦幻般的感觉，因此二元对立模式中的两极都被裹挟在梦境里。似乎叙述者“我”所说的全是梦境中的呓语，那个梦中的“影”在“光明”与“黑暗”这两极之间“彷徨于无地”。然而在上述两段引文中，文本的展开线索却是梦幻与现实之间的对立。在第一段引文中，叙述者“我”起初沉浸在对梦中“美丽，幽雅，有趣”的故事的迷恋之中，但故事发展到这里却发生了断裂。“一块大石”突然击碎了“我”的美梦，于是所有梦中的好景都被“撕成片片”，无法捕捉。而“我”则回归现实，发现梦中的好景不过是一场幻梦，最终只能看到现实中“昏暗的灯光”，留下无尽的怅惘。而在第二段引文中，文本的展开线索依然是梦幻与现实的对立。叙述者“我”首先向读者描述了自己所“神往”的美景，然而“我”又马上宣称“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因而拒绝继续叙述梦境，用“我忽然记起一件事”这样突兀的表述，将笔触强行扭转到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之中。
    笔者之所以认为《好的故事》和《一觉》中的两段文字是连接《野草》与鲁迅杂文的隐秘通道，就在于鲁迅往往在杂文、书信中也采用与之极为相似的行文结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梦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之间，坚决的选择后者，也是鲁迅在进行杂文创作时的思维方式。试看下面两段文字：
    ……我已经管不得许多，只好从退让到无可退避之地，进而和他们冲突，蔑视他们，并且蔑视他们的蔑视了。
    我的信要就此收场。海上的月色是这样皎洁；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闪烁摇动；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上去仿佛很温柔。我不信这样的东西是会淹死人的。但是，请你放心，这是笑话，不要疑心我要跳海了，我还毫没有跳海的意思。 [14]
    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玻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莫非这就是一点“世界苦恼”么？我有时想。然而大约又不是，这不过是淡淡的哀愁，中间还带些愉快。我想接近它，但我愈想，它却愈渺茫了，几乎就要发见只我独自倚着石栏，此外一无所有。必须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
    那结果却大抵不很高明。腿上钢针似的一刺，我便不假思索地用手掌向痛处直拍下去，同时只知道蚊子在咬我。什么哀愁，什么夜色，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连靠过的石栏也不再放在心里。 [15]
    在这里以较大篇幅引述这两段文字对我们的讨论来说是极为必要的。因为这两段文字在结构上与《好的故事》、《一觉》中的两段引文非常相似，同时集中体现了鲁迅在进行杂文写作时的思维方式。在第一段引文中，有关“现实”论述包裹着一段极为宁静、美丽的景色描写。这段描写与前面那段表示要与“正人君子”进行冲突的激烈文字形成鲜明的对照。给人一种忽然从现实斗争中超脱出去，进入到梦幻般的，没有“冲突”、没有“蔑视”，安静祥和的境界之中的感觉。但行文至此忽然一转，鲁迅用开玩笑的口吻把前面关于海面风景的描述解构掉，使论述重新拉回到“现实”中来。显然，在梦幻般的好景与残酷的现实之间，鲁迅再次坚定的选择了后者。与此极为相似的是第二段引文。这段文字以鲁迅表示自己“沉静下去”后，超离了与现实世界的一切关联，进入到“没有别人”的境界开始。这种梦幻般的境界对作家本人来说显然是极富吸引力的，它让鲁迅感到“淡淡的哀愁，中间还带些愉快”。在那一刻，鲁迅沉醉在这种遗世独立的境界中，甚至感到有些“微醺”。不过正当这一梦幻般的境界向读者展开时，鲁迅的笔锋再次一转，努力从那种使人沉醉的描绘中抽离出去。蚊子“钢针似的一刺”，使那些“哀愁”、“夜色”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熟悉《华盖集》和《两地书》的读者都知道，这段文字中的“蚊子”既可以理解为鲁迅向许广平抱怨过的厦门的蚊子，也可以理解为陈西滢、章士钊之流对鲁迅的攻击。显然，即使沉浸在使人陶醉的“寂静”之中，鲁迅仍不能忘怀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纠葛。因此，这段文字实际上再次把梦幻般的美景与现实的斗争并置在一起，而鲁迅则“不假思索”的选择了后者。
    薛毅先生曾在《反抗者的文学——论鲁迅的杂文写作》中对《怎么写》中的这段文字做过非常精彩的分析。他认为鲁迅在前半段对“没有别人”的境界的描绘是一种类似于“纯文学”式的书写，而后半段对蚊子咬人的描述则“对‘纯文学’的沉思默想形成一种反讽”[16] 。薛毅先生的解读无疑准确抓住了鲁迅这段文字的特色。但如果我们把这段文字与《好的故事》、《一觉》以及《海上通信》中的段落放在一起进行阅读的话，我们会发现这几段文字存在着一种结构上的相似性，它们都在梦幻与现实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展开叙述，而最终梦幻都被宣判为虚无缥缈的存在，从文本中被驱逐出去，只留下对现实的表现和描绘。因此，这几段文字在结构上的相似性使我们不能仅仅把它们的意义理解为是对“纯文学”的讽刺和否定，它同时还向我们揭示出某种属于鲁迅的思维方式和情感结构。正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和情感结构的存在，使得鲁迅在《影的告别》、《墓碣文》等篇章中书写某种梦幻般的情境时，可以毫无阻碍的表现出对世界、现实的某种疏离感，为读者塑造出一个孤傲、绝望、无助的存在主义者式的形象。然而一旦鲁迅将梦幻与现实并置在一起时，他虽然承认前者“使人神往”，但还是“不假思索”的选择后者，并把对后者的书写当作自己后半生最主要的工作。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鲁迅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始终执着于现实生活的斗争，执拗地拒绝任何“漂渺”的幻想。而鲁迅之所以在1925年开始卷入现实纠葛之中，在这个角度上也就可以为我所理解。
    三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鲁迅那种在梦幻与现实的二元对立结构中选择后者的思维方式，是联结《野草》与鲁迅杂文的隐秘通道。正是因为这条通道的存在，使得鲁迅可以顺畅的从某种“纯文学”式的写作，如《呐喊》、《彷徨》以及《野草》等，转入到杂文写作之中。而通过对鲁迅杂文的分析我们会发现，鲁迅对自己杂文的定位，依然围绕着梦幻与现实之间的对立展开。这一点，充分体现在鲁迅在1925年最后一天所写下的文字中：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17]
    《华盖集•题记》中的这段话既可以理解为鲁迅为自己在1925年所做工作的总结，也可以理解为鲁迅对自己的身份定位。通过上述引文的描述我们会发现，这段文字再次将对超离现实之境界的描绘与“沾水小蜂”式的执着于现实的形象进行对比。鲁迅虽然表示自己当年曾经“梦想飞空”，对那些“伟大的人物”的境界描述的也极为高妙。但他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却是“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并在表面上采取一种谦卑的姿态，称自己难以与“洋楼中的通人”相比。不过他的笔锋至此忽然一转，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虽然卑微，但仍有那些“通人”无法领会的地方。显然，鲁迅再一次抛弃了对高妙、超然境界的向往，选择了对现实生活的固守与执着。
    事实上，鲁迅的这种人生选择也是他对自己杂文的一种定位。正如《华盖集•题记》中的另一段文字所描绘的：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辗转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辗转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18]
    鲁迅十分清楚自己收在《华盖集》中的那些论战文字只是一些“无聊的东西”，难以“送进什么‘艺术之宫’” [19]。因此，他并不把自己的杂文当作可以“藏之深山，传诸后人”的不朽之作，这些“耗费”他“一部分的生命”的杂文只是与现实扭打、纠缠在一起的文字“而已”。并且，这种在现实生活中的扭打、抗争只能让他的灵魂变得“荒凉和粗糙”，并不能从中获得丝毫的愉悦和欢欣。然而鲁迅却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些“无聊”文字的喜爱，并宣称只有那些真正与他生活在同一境地中的人们才可以理解这一选择。在这里，鲁迅向我们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鲁迅的杂文创作绝不是一种个人性的表达，或是追求永恒不朽的文字。它是一种代表所有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的愤怒的呼喊。正如那段著名的告白所说的：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20]
    因此鲁迅在1925年所写下的那些看上去纠缠于个人恩怨的论战文字，实际上是一种集体性的对社会的控诉。鲁迅自觉的站在那些社会中的弱者、边缘人以及无力“发声”者的一边，与种种表面上号称“公理正义”，背地里“行私利己”的“正人君子”之徒进行坚决的斗争。从这个角度来看，鲁迅的杂文虽然丧失了进入“艺术之宫”的资格，但却获得了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引申出这样的结论，鲁迅的杂文始终是伴随着它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它必须通过与现实生活中的黑暗面扭打、纠缠在一起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这或许就是鲁迅希望自己的杂文应该与他身处的时代共同毁灭的原因所在。因此鲁迅杂文的一个最基本的构成方式，就是在《野草》中几乎处处可见的二元对立模式。而与《野草》不同的是，杂文中的二元对立模式既不表现为梦幻中的两极张力，也不呈现为梦幻与现实的差异，而是集中在名、实之间的对立上。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下面几段引文：
    不料有许多人，却自囚在什么室什么宫里，岂不可惜。只要掷去这尊号，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舆论是以为学者只应该拱手讲讲义的），则世风就会日上，而月刊也办成了。 [21]
    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但终于使我觉得有趣的是蒙着公正的皮的丑态，有自己开出帐来发表了。[22]
    前人之勤，后人之乐，要做事的时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时候另外有老聃，要被杀的时候我是关龙逄，要杀人的时候他是少正卯，有些力气的时候看看达尔文赫胥黎的书，要人帮忙的时候就有克鲁巴金的《互助论》，勃朗宁夫妇岂不是讲恋爱的模范么，勗本华尔和尼采又是咒诅女人的名人，…… [23]
    中国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要并无伪饰，——倘没有，也得少有伪饰的导师。倘有带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这时候，即使只值半文钱，却是真价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却是真面目。略一揭开，便又赶忙装进缎子盒里去，虽然可以使人疑是钻石，也可以猜作粪土，纵使外面贴满着好招牌，法兰斯呀，萧伯讷呀，……毫不中用！ [24]
    在这里花费较大的篇幅进行征引对于行文来说显得有些笨拙，而且有些引文并非来自1925年的《华盖集》，而是引自《华盖集续编》中一些写于1926年的杂文。不过把这些段落并置在一起却可以让我们清楚看到鲁迅在与陈西滢、章士钊等“正人君子们”战斗时的基本思路：即通过揭露这些“大学教授”们“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25] 的种种行径，撕掉那些“尊号”、“招牌”，来企望一个更为真实的世界。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基本思路的存在，在鲁迅这一时期的杂文中我们会不断看到两套完全相反的语汇，它们通过在修辞层面上的相互碰撞和冲击，形成一个极富张力的二元对立结构，从而构成了鲁迅这一时期杂文的基本特色。第一套语汇是“尊号”、“招牌”、“皮”、“假面”、“公允的笑脸”[26] 、“体面名称”[27] 、“对镜装成的姿势”[28] 、“伪饰”、“徽号”以及“假面目”[29] 等代表假象的词语；第二套语汇则是“真面目”[30] 、“本相” [31]、“真价值”以及“赤条条”[32] 等指代真相的词语。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两套语汇的对立理解为鲁迅对言行不一、名实不副的批判。这也可以说是鲁迅这一时期杂文所着力攻击的目标。而由此引发的问题是，鲁迅为什么要以那种极端的方式攻击“正人君子们”言行不一的丑态？难道仅仅是因为那些“大学教授”们“招惹”了鲁迅，所以他就奋力反击吗？
    在笔者看来，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来说，下面两段话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 [33]
    使我较为感到有趣的倒是几个向来称为学者或教授的人们，居然也渐次吞吞吐吐地来说微温话了，什么“政潮”咧，“党”咧，仿佛他们都是上帝一样，超然象外，十分公平似的。 [34]
    这两段文字从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关联。《两地书》中的那段文字所讽刺的是那些“理想家”没有能力搞清“现在”中国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而是不断的用“过去”或“将来”敷衍塞责，不能真正的回应“现在”的实际问题。而第二段引文则延续了《华盖集》的一贯主题，对那些挂着“学者或教授”“招牌”的“正人君子们”进行辛辣的讽刺。然而从“上帝一样，超然象外”这样的表述来看，鲁迅所讽刺的“向来称为学者或教授的人们”与“一切理想家”之间其实隐藏着一种同构关系。也就是说，“正人君子们”与“理想家”在鲁迅的笔下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他们都以上帝自居，脱离中国社会真正的现实生活，因而其所有的言论虽然享有“公理正义”的美名，但却与“现在”毫无关系，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人面临的实际问题，甚至有成为恶势力的“帮闲”的可能。因此鲁迅对陈西滢、章士钊等人的攻击既不能简单的看作是私人恩怨、也不能单纯的理解为替弱者代言，这其中还蕴含了鲁迅对中国社会问题的严肃思考。他注意到那些掌握了话语权的正人君子们，以貌似公正的言谈，大肆贩卖来自世界各地的“公理正义”，然而这些东西往往不过是让他们超脱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工具，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由于这些人往往秉持了“公理正义”的美名，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反而会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正是基于这一考虑，鲁迅才会不顾一切的揭开各种假面，把火力集中到那些“大学教授”身上，指出“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似乎还走着旧道路”[35] 的事实。因此，鲁迅在1925年所写下的杂文虽然围绕着言与行、名与实、假象与真实等一些列二元关系展开，但其真正瞩目的问题却是如何改变中国的“现实”！正是基于这一问题意识，鲁迅才会在杂文中发出这样的诅咒：“仰慕往古的，回到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36]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鲁迅在1925年所写下的杂文实际上展现了一个现实主义者所应具备的素质，他始终以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为思考的归宿，拒绝一切貌似“公理正义”但却与现实无涉的种种学说，严肃的思考、观察他所身处的时代。正是这里，鲁迅既深刻与他的时代联系在一起，又饱受攻击，为他的时代所不解。
    四
    一提起现实主义者，人们往往会有这样的印象：现实主义的信奉者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反映论者，他们拒不思考历史与未来，把目光集中到现实之上，用尖刻的笔来书写现实的黑暗，绝不给读者留下一丝光明。当笔者把1925年的鲁迅定位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的时候，或许也就把那些关于现实主义者的定型化想象安置在了鲁迅身上。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做进一步的说明。而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当鲁迅执拗地与现实中的黑暗“捣乱”[37] 时，他究竟有没有对未来的期许和向往？
    在笔者看来，虽然人们不断引用《影的告别》中那句著名的“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来证明鲁迅是一个对未来不抱希望的怀疑论者，一个丧失了理想主义激情的存在主义者。但鲁迅的杂文却处处向我们表明，在他那现实主义者的外表下，潜藏着一颗理想主义者的心！这一点充分体现在鲁迅杂文中这段关于“将来”的论述中：
    至于将来，自有后起的人们，决不是现在人即将来所谓古人的世界，如果还是现在的世界，中国就会完！ [38]
    在这段引文中，鲁迅显然没有否认“将来”的存在，而且以一种决绝的口吻断定“将来”的世界是一种对“现在”的超越。不过这段文字的真正的症候点或许并不是鲁迅对“将来”的信心，而是鲁迅对“将来”的另一种可能性的描绘，即“将来”也有可能和“现在”一样，而如果这种可能成为现实的话，“中国就会完！”因此，鲁迅虽然在这段话中体现出对于“将来”的信心，但这绝不是一种进化论式的乐观。从进化论的角度看，随着时间的流逝，所谓“现在”自然会逐渐进化成“将来”。然而鲁迅却清醒的指出，“将来”实际上也有可能和“现在”一样。而且这两种可能性都直接关系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笔者看来，鲁迅正是在这里开始超越了进化论所固有的宿命式的乐观，意识到对于“将来”的种种期待，必须建立在“后起的人们”不断对“现实”的改造与超越之上，只有那些“后起的人们”不断努力，才有超越“现实”的可能性。不过这里仍有一个难题需要鲁迅去面对，那就是“后起的人们”总是在“现实”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那么这些在“现实”中成长的人们又如何完成对“现实”的超越呢？也就是说，鲁迅应该如何去面对超越“现实”的渴望与“现实”超越的不可能性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呢？
    事实上，鲁迅在1925年一方面要面对陈西滢、章士钊的恶毒攻击，另一方面就要面对这一难题的困惑。鲁迅在当时并没有把这一困惑公开发表，因而只有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才能有所吐露：
    我明知道几个人做事，真出于“为天下”是很少的。但人于现状，总该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只这一点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即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利用别人，又给别人做点事，说得好看一点，就是“互助”。但是，我总是“罪孽深重，祸延”自己，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一个。有时候，他还要反而骂你；不骂你，还要谢他的洪恩。我的时常无聊，就是为此，但我还能将一切忘却，休息一时之后，从新再来，即使明知道后来的运命未必会胜于过去。 [39]
    显然，这段引文可以说是上文论述的难题的具体表征。鲁迅在这里向许广平抱怨那些“后起的人们”虽然表面上以“为天下”为己任，但实际上却不过和那些正人君子们一样“行私利己”，毫无“互助”之心。因此鲁迅每每生出被人利用的感觉，感到“无聊”，觉得“后来的运命未必会胜于过去”。然而鲁迅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虽然明知道那些“后起的人们”身上有着种种缺点，未必能够完成超越“现实”的重任，但他仍然表示自己要“能将一切忘却，休息一时之后，从新再来”。也就是说，纵使感觉到“现实”是不可超越的，鲁迅仍然把这种超越作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扛在自己的肩上，利用一切微末的希望，如那些并不完美的“后起的人们”，去实现对“现实”的超越。这或许就可以解释鲁迅为何在他的后半生中不断表现出对于青年的失望和对“奴隶总管”们的愤怒，但却坚决的支持青年和共产党的革命运动。因为他知道，对“现实”的超越只有依靠那些“现实”所孕育的并不完美的“后起的人们”。他们既是鲁迅可以依靠的唯一力量，也是超越“现实”的可能性之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鲁迅在1925年给我们展现的形象，既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执着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理想主义者。他固执的把这两种形象扭合在一起。而这样一个“做现实主义者，为不可能之事”的形象，则是鲁迅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面对今天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我们既不能像“正人君子们”那样以种种舶来的高妙理论硬套在中国的“现实”之上，也不能把种种苦难都推诿给无言的历史，翘首期盼一切从头来过。我们只能像鲁迅那样，通过对“现实”的把握，充分利用那些并不完美的、沾染了历史污垢的，但却蕴涵着超越“现实”可能性的种种因素。以一个现实主义者的态度，固执的去承担那些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而“现实”则可能在这样的努力中发生改变。这或许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而鲁迅的当代意义也正在其中闪现。
    作者简介：李松睿 1983年生于北京，200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2006年至201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影视与文化研究。曾经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读书》等学术刊物发表各类论文七十余篇。
    注释：
    [1] 鲁迅：《野草•死后》，《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16页。
    [2] 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3页。
    [3] 在《野草》总共24篇散文诗中，共有6篇完成于1924年，2篇完成于1926年，1篇完成于1927年，而1925年则创作了15篇。
    [4] 参见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红色光环下的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页到第18页。
    [5] 李泽厚：《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54页至第455页。
    [6]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57页。
    [7] 鲁迅：《野草•影的告别》，《鲁迅全集》第2卷，第169页。
    [8] 鲁迅：《野草•希望》，《鲁迅全集》第2卷，第182页。
    [9] 鲁迅：《野草•风筝》，《鲁迅全集》第2卷，第189页。
    [10] 鲁迅：《影的告别》，《鲁迅全集》第2卷，第169页至第170页。
    [11]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第259页。
    [12] 鲁迅：《好的故事》，《鲁迅全集》第2卷，第191页。
    [13] 鲁迅：《一觉》，《鲁迅全集》第2卷，第228页至第229页。
    [14] 鲁迅：《海上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420页。
    [15] 鲁迅：《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第4卷，第18页至第19页。
    [16] 薛毅：《反抗者的文学——论鲁迅的杂文写作》，《视界》第4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17] 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3页。
    [18] 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4页至第5页。
    [19] 鲁迅：《并非闲话（三）》，《鲁迅全集》第3卷，第158页。
    [20] 鲁迅：《我还不能“带住”》，《鲁迅全集》第3卷，第260页。
    [21] 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第26页至第27页。
    [22] 鲁迅：《答KS君》，《鲁迅全集》第3卷，第119页。
    [23] 鲁迅：《有趣的消息》，《鲁迅全集》第3卷，第212页。
    [24] 鲁迅：《我还不能“带住”》，《鲁迅全集》第3卷，第259页。
    [25] 鲁迅：《十四年的“读经”》，《鲁迅全集》第3卷，第139页。
    [26] 鲁迅：《并非闲话》，《鲁迅全集》第3卷，第83页。
    [27] 鲁迅：《“碰壁”之余》，《鲁迅全集》第3卷，第126页。
    [28] 鲁迅：《不是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249页。
    [29] 鲁迅：《我还不能“带住”》，《鲁迅全集》第3卷，第260页。
    [30] 鲁迅：《不是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239页。
    [31] 鲁迅：《不是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246页。
    [32] 鲁迅：《我还不能“带住”》，《鲁迅全集》第3卷，第260页。
    [33] 鲁迅：《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20页。
    [34] 鲁迅：《答KS君》，《鲁迅全集》第3卷，第119页。
    [35] 鲁迅：《学界的三魂》，《鲁迅全集》第3卷，第222页。
    [36] 鲁迅：《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52页。
    [37] 鲁迅：《两地书•二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81页。
    [38] 鲁迅：《有趣的消息》，《鲁迅全集》第3卷，第215页。
    [39] 鲁迅：《两地书•二九》，《鲁迅全集》第11卷，第92页。